与之言集

　　【钟题】“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我不愿失人，故以此书赠与萧跃华君。二零一二年七月，钟叔河。
　　这是一部访谈录，但也是钟先生的“思想自传”，它通过四十篇专访向读者讲述了老一代出版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它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形象勾勒出了钟先生的性格特征、生活历程，透过一个个可触可摸的生活镜头，可以深入了解他的出版理念和价值追求，展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责任担当。
　　钟先生是个高明的答问者，他谈出版泡沫，谈出版自由，谈作家办书院，谈大学生读经，谈文化庸俗化、思想现代化，谈曾国藩、周作人，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谈古论今，无所不说。比如他对“蔡伦造纸”和“郑和下西洋”提出质疑，说自幼阉割入宫的太监，怎么会懂得造纸和航海？这虽是一家之言，倒也自圆其说，不像某些学者说李白是“古惑仔”一样信口雌黄。
　　黄永玉先生每次返湘都要与钟先生聚聚，两位健谈老人常常为掌握话语权而“苦恼”，以致黄先生说出“下次不再请钟叔河”这样的“气话”。可当“我的文人行当——黄永玉作品展”在长沙美仑美术馆展出时，黄先生还是派人给钟先生送来了请柬。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夫子所讲的这个分寸实在不好把握，所以钟先生常常祸从口出。反右派斗争中先有两大“失言”，一是“自由民主多点好”，二是“希望党外能办报”，结果当了二十年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两大“失言”，一是“古旧图书烧了难得再印”，二是“自家天下怎么越乱越好”，结果判刑十年坐了九年。这两次后果都相当严重，全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惹的祸。但钟先生一点都不后悔，也至今不长记性。

　　前两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钟先生会上放了两炮。其一是曾国藩由湘乡人变成了娄底人，这两个字改得很没文化，因为曾湘乡世所共知。其二是南下干部一句话，将有九百多年历史的善化县改名望城县，而且望城坡又从来不归望城县管，你说有多么滑稽？这种名副其实的文化“强拆”，令当地文化无法延伸、逐渐消失，应该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
　　文章不值一分钱。钟先生明知“不可与言”又还要“与之言”，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日本杂事诗广注

　　【钟题】这本书本不该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要收也只能放在黄氏《日本国志》之后，将二种合为一册。因为这本的主体是我的“广注”，与其他各种俱不同也。
　　2013.10.3钟叔河记。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这是晚清驻日参赞黄遵宪调任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时所写的七绝。

　　“明治维新史”指其所著《日本国志》，它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详尽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的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变化。“吟到中华以外天”指其《日本杂事诗》专咏日本国政、民情、风俗、特产，写的是“中华以外”的另一个天下，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集初版为光绪五年北京“同文馆聚珍板”，再版为香港循环报馆“弢园丛书”本，这两个版本俗称“原本”。光绪十六年黄氏出使伦敦进行增删改订，光绪二十四年由长沙富文堂重刊，称为“定本”。

　　钟先生这次破例将自己的“广注本”收入“走向世界丛书”，正文完全依据“定本”校点排印，同时用按语形式，将原被删改之处（包括诗和小注）全部附录各首之后。他还从《日本国志》中采辑内容作为原注的扩大和补充，字数增加了近三倍。钟先生自谦“总算可以多给研究日本和黄遵宪的同志提供一点资料了”。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今梅州）人，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早年出使日、美、英诸国，甲午战争后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聘梁启超为主笔，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光绪皇帝下旨召见黄氏，次年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湖南按察使，和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及徐仁铸等试行新政。他邀梁启超来湘倡办南学会、主讲时务学堂，谭嗣同也回湘协助工作。湖南维新运动风生水起，黄氏政治生涯达到顶点。
　　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染菜市口，黄氏即被“开缺”、“查看”，后清廷考虑他是正式出使日本大臣，怕引起国际反响，才降旨将其“放归”。他“劫馀惊抚好头颅”，躲进人境庐“蛰居吟咏”。
　　黄氏逝世后，梁启超撰写《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高度评价其“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先生之诗，阴开阳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黄氏“诗界革新导师”之美誉货真价实、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