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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字伯循,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国民党内是一位爱国的富有正义感的老人。大陆解放前夕,被胁迫去了台湾。于右任先生和周恩来早有交往。周恩来曾评价他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对于这样一位国民党内的中派人物,周恩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时时加以关怀和团结,这从他为于右任夫人祝寿一事上就足以得到明证。
1938年、1939年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就曾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讲过:“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周恩来是多么珍视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对国民党人是如何爱护并争取他们发挥积极作用。从这次谈话以后,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的屈武,一直是体念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本着周恩来的指示穿针引线地帮助于右任理解和领会中共的一些意图和政策,以使于右任有时可以对中共的工作给予适当通融或配合。
于右任来到台湾之初,他情深爱笃的发妻高仲林却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仍住在原籍西安;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送去台),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非常苦楚。
于右任晚年很希望自己长寿,盼望能够健健康康活到100岁。此愿的目的主要是除了想回大陆欢晤亲朋故旧外,还很想再见曾与他同甘共苦相爱半个多世纪的老伴高仲林。于右任在台湾一直很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为此曾写了很多抒怀诗,读来感人肺腑。1958年,他与高仲林金婚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1898年与于右任结婚后,仅生有一女于芝秀。于夫人性格开朗,素为于右任所尊重。于右任1904年从开封逃往上海后,于夫人在三原奉老育幼,独任其劳;靖国军后期,于夫人周旋于已接受直系改编的部属将领之间,为掩护于右任出过大力。她除一度随于右任在上海、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外,与于右任离多聚少,独自在陕西一住数十年。然伉俪情深,于右任早年身上所穿的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贤淑手巧的高仲林一针一线所缝制。于右任被迫远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由此,这对结发夫妻的恩爱情切可见一斑。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于右任在来信中倾吐了思念亲人、心牵故土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老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1961年是于老夫人80寿辰。但大陆和台湾长期隔绝,于右任是不可能回大陆的,他对吴季玉表露了心声:“今年是我老伴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心里始终惦记着他所获悉的于右任老先生的烦心事,便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章士钊在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着手安排此事,以顺遂于右任老先生的心愿。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
当时,虽然于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是按陕西风俗,如果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屈武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
据此,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决定为于夫人补寿,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周恩来还要求屈武把儿子、儿媳以及于老先生在上海的外甥一道带去西安。
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于芝秀若干年来一直与其母同住陕西),为于夫人祝寿。
祝寿活动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补办的。周恩来事先对祝寿活动作了具体指示。
宴会办得既轻松又欢快。参加宴会者除了屈武及其家人外,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他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韩望尘等20余人都参加了。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转告于右任,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他。当时,海峡两岸情势紧张,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勘乱救国”政策,对通共者“严惩不贷”。因此,让人犯难的是,既要让于右任知道周恩来对于老夫人的关怀,又不能明明白白写上周恩来的名字,以免让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给于右任带来麻烦。
屈武思来想去,却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个巧妙的办法来,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于右任是老朋友,他们自1904年在震旦学院同学相识起,有几十年的交往,彼此相当了解。
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一个巧妙的借指解决了一大难题。后来,于右任在台湾看到寄自大陆辗转交到自己手上的信和照片后,百感交集。周恩来对他亲人的关怀更使他深受感动。
不久,于右任又特意拜托吴季玉带来回信。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于右任对总理的称呼也用的是“濂溪先生”。并一再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随即,屈武按照于右任的意思去办了。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1961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极大困难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够在百忙之中,细致入微地关注为于老夫人祝寿,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像于右任那样热爱祖国的人的态度,也是周恩来博大胸怀的自然流露,是他胸怀大局、高瞻远瞩、情系祖国统一大业的典型表现。
吴季玉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行动,最终被台湾国民党特务侦知。1963年9月,特务乘吴季玉又一次去台之机,于14日将其暗杀,而凶手则逃往香港。
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痛,曾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季玉,后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在他卧病期间,蒋介石也曾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他保证一定将凶手引渡到台湾法办,但结果不了了之。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时日无多,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月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
1月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著名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两年多后,1964年11月10日晚8点正,于右任因病辞世。○
责任编辑 张荣辉
1938年、1939年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就曾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讲过:“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周恩来是多么珍视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对国民党人是如何爱护并争取他们发挥积极作用。从这次谈话以后,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的屈武,一直是体念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本着周恩来的指示穿针引线地帮助于右任理解和领会中共的一些意图和政策,以使于右任有时可以对中共的工作给予适当通融或配合。
于右任来到台湾之初,他情深爱笃的发妻高仲林却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仍住在原籍西安;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送去台),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非常苦楚。
于右任晚年很希望自己长寿,盼望能够健健康康活到100岁。此愿的目的主要是除了想回大陆欢晤亲朋故旧外,还很想再见曾与他同甘共苦相爱半个多世纪的老伴高仲林。于右任在台湾一直很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为此曾写了很多抒怀诗,读来感人肺腑。1958年,他与高仲林金婚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1898年与于右任结婚后,仅生有一女于芝秀。于夫人性格开朗,素为于右任所尊重。于右任1904年从开封逃往上海后,于夫人在三原奉老育幼,独任其劳;靖国军后期,于夫人周旋于已接受直系改编的部属将领之间,为掩护于右任出过大力。她除一度随于右任在上海、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外,与于右任离多聚少,独自在陕西一住数十年。然伉俪情深,于右任早年身上所穿的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贤淑手巧的高仲林一针一线所缝制。于右任被迫远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由此,这对结发夫妻的恩爱情切可见一斑。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于右任在来信中倾吐了思念亲人、心牵故土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老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1961年是于老夫人80寿辰。但大陆和台湾长期隔绝,于右任是不可能回大陆的,他对吴季玉表露了心声:“今年是我老伴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心里始终惦记着他所获悉的于右任老先生的烦心事,便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章士钊在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着手安排此事,以顺遂于右任老先生的心愿。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
当时,虽然于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是按陕西风俗,如果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屈武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
据此,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决定为于夫人补寿,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周恩来还要求屈武把儿子、儿媳以及于老先生在上海的外甥一道带去西安。
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于芝秀若干年来一直与其母同住陕西),为于夫人祝寿。
祝寿活动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补办的。周恩来事先对祝寿活动作了具体指示。
宴会办得既轻松又欢快。参加宴会者除了屈武及其家人外,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他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韩望尘等20余人都参加了。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转告于右任,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他。当时,海峡两岸情势紧张,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勘乱救国”政策,对通共者“严惩不贷”。因此,让人犯难的是,既要让于右任知道周恩来对于老夫人的关怀,又不能明明白白写上周恩来的名字,以免让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给于右任带来麻烦。
屈武思来想去,却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个巧妙的办法来,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于右任是老朋友,他们自1904年在震旦学院同学相识起,有几十年的交往,彼此相当了解。
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一个巧妙的借指解决了一大难题。后来,于右任在台湾看到寄自大陆辗转交到自己手上的信和照片后,百感交集。周恩来对他亲人的关怀更使他深受感动。
不久,于右任又特意拜托吴季玉带来回信。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于右任对总理的称呼也用的是“濂溪先生”。并一再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随即,屈武按照于右任的意思去办了。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1961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极大困难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够在百忙之中,细致入微地关注为于老夫人祝寿,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像于右任那样热爱祖国的人的态度,也是周恩来博大胸怀的自然流露,是他胸怀大局、高瞻远瞩、情系祖国统一大业的典型表现。
吴季玉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行动,最终被台湾国民党特务侦知。1963年9月,特务乘吴季玉又一次去台之机,于14日将其暗杀,而凶手则逃往香港。
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痛,曾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季玉,后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在他卧病期间,蒋介石也曾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他保证一定将凶手引渡到台湾法办,但结果不了了之。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时日无多,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月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
1月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著名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两年多后,1964年11月10日晚8点正,于右任因病辞世。○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