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富豪的妻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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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略估算,最近十余年间,曾有过铁窗生涯的较有名气的中国企业家和经理人超过50位。其中既有牟其中、禇时健等“先行者”,又有陈久霖、龚家龙、郑俊怀等“中间力量”,更有最近几年折戟的张荣坤、兰世立、黄光裕等人。他们的劫数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
  而在他们入狱前后,其妻子们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举动,大多鲜为人知。
  
  双双入狱者越来越少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早些年的富豪们,基于所处环境和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等主客观原因,东窗事发时,“夫妻双双把狱入”的情形较多出现。譬如,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爱多企业集团董事长胡志标和妻子林莹,铁本钢铁董事长戴国芳和妻子黄荷琴,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曾被称为“中国第一操盘手”的丁福根和妻子刘茜等人。
  这些人当中,只有褚时健的身份是国企掌门人,也只有他的判决是最重的。一份向中纪委呈报的关于河南洛阳个体烟贩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取得卷烟指标的举报信,最终导致了他于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红均被收审,褚映红更是于狱中自杀。
  相对于褚氏夫妇,其他几对铁窗夫妻可归入民间富豪的类别当中。林莹兼任胡志标公司会计,黄荷琴虽然在法庭上称“我不是铁本的人”,但在铁本公司的财务部,有着黄荷琴的办公桌。
  近些年来,入狱富豪虽然前仆后继,但由于有着前车之鉴,他们的风险规避能力也开始加强,妻子受到牵连者越来越少。
  不过,一些有着性格缺陷或在政商关系上越陷越深者例外。对于前者来说,他需要一个有魄力和见识的贤内助来做自己的帮手;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虽然看起来骁勇善战,但内心往往缺乏安全感。而黄光裕夫妇则是这两项的结合体——在国美,杜鹃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圆润、老练,最关键的是比黄光裕“大方”、气场十足。
  
  妻子的狱外斡旋
  
  一审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的杜鹃因为配合审讯而获得保释,对公众来说多少有些意外,而这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特权”。同样,不同类型的犯人在监狱中会受到不同级别的待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保外就医也是中国特色。
  杜鹃出狱除了能为黄家与陈晓阵营抗衡再添筹码外,如何积极争取为黄光裕减刑,也是另一重头戏。夫人充当营救急先锋是人之常情,不过,观察他们的妻子们如何奔波,大抵能逆向判断出这一家族的人脉逻辑和两人在事业及性格上的搭配规律。
  妻子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在感情上的穿针引线,至于营救的能力,就属另外话题了。前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入狱后,其妻张松妹给阚治东找过律师,这是阚治东在监狱中呆的时间只有20天出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陈久霖在新加坡被判决时,妻子李昆到处奔走,最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投资银行家韩方明。
  此外,被称为“公路大王”的上海富豪刘根山妻子夏鹤娜、原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妻子张樱、原东星航空掌门人兰世立的妻子傅洁等都是先前鲜为外界所知的人物,在丈夫出事后都纷纷现身。不过兰世立时运不济,在就要峰回路转前跌入深渊,锒铛入狱。
  
  出狱之后
  
  最近两年出狱的富豪尤其多,但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其妻子更是选择沉默。褚时健夫妇选择在云南省新平县一个镇种果树,尽管前来拜访者不计其数,但他们再不提当年事;戴国芳夫妇呆在常州市东安镇一幢三层小楼的院子里,也很少问津江湖;三九集团原董事长赵新先和妻子王淑兰仍在医药行业,但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黄宏生干脆继续选择垂帘听政,甚至在谋划分拆上市,给创维经理人以充分的创业空间,妻子林卫平在前台做代理人已经足够,黄宏生有时会出现在创维一些展台前,像是“微服私访”,然后再到海南做些地产投资,不亦乐乎。
  出狱后动静较大的是阚治东、陈久霖和胡志标。阚治东又是创办私募股权基金,又是写回忆录,把之前从政时所有的资源又给盘活了,所到之处皆成座上宾。陈久霖是先抑后扬,沉默一年半后再进央企——看来,之前在体制内呆过的经理人或富豪们,体验过高墙内的生活后,相比于多数民营企业家,其东山再起的难度要小一些,不过如陈久霖一样有着再入体制内之勇气者并不多见。胡志标还是当年的超级外向性格,声称出狱后拜访过500位企业家,他在微博里写道:“今天出门太早,看到了别样的晨光,感受到新鲜的气息。有时候学会忘记是生活的技术,学会微笑是生活的艺术。”
  当然,尽管这些富豪们还能如此张扬或被张扬,他们的夫人却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摘自《南方周末》20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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