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点结合起来看，是到了从根基层面反思我们的税收制度的时候了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Ta)(Misery lndex)”研究报告，2006年，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在世界的排名中下降了一位，目前排名世界第三。另外，在中国近年来将近1O个百分点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税收收入增加速率每年都在20％之上。
　　最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频繁调整一些税种的税率，包括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新的车船税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并酝酿将从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
　　现在，一个令人非常值得关切的问题是，财政部和国税局频繁上调税率和增加新的税种，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影响若何?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自身的投资和扩张以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5)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在上述税收的这三种可能负面影响中，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税收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消费疲软、储蓄过旺的情况下，提高对居民消费可能有遏制作用的税收的税率，显然不利于解决多年来存在的消费疲软问题，从而不利于靠真正启动内需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
　　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开征新一种产品税(新车船税应属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的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deadwe．ght JOSS)，即减少社会的总福利。
　　尽管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增税既会减少社会福利，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作用，但税收毕竟是任何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的一些公共物品和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毕竟是“恶”。“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看，就应该是越小越好。
　　当然，在中国经济连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且增长势头目前不减的当下，政府通过用提高税收来作为紧缩和调控经济的一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必须看到，一旦某种税收开征，或某种税率被提高，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基于某种行政惯性和政府财政平衡的维系需求，已经开征和已被提高的税种就会很难被取消和再降低。因此，尽管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下增税的负面效应可能还不太明显，但如果经济增长速率一旦出现滑坡时，沉重赋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将会非常强烈地凸显出来。因而，在政府目前随时、随地、随意、随机增加某些新税和提高某些税率的这当下，对税收这“必要的恶”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不有所认识和警惕。
　　如果欲把税收杠杆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一种手段，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必须慎用。
　　最后应该指出，尽管在全世界的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连续几年名列世界前三甲，但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这说明，比税收负担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到税后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是，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看，是到了从根基层面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的时候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