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6、7月，简艺游走了8个城市，在各地沙龙上分享他揭示中国肉食消费和工业化养殖现状的纪录片《何以为食？》。耐人寻味的是，这段短短29分钟的影片，早在5年前就已拍摄完成，此前却只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等场合放映过，直至今年，中国城市观众才有机会在相当有限的范围里看到它。
　　见面时，简艺穿蓝白碎花衬衫，发型很清爽， 远远走来，第一句就好奇地问：“你是怎么会找到我采访的？”
　　是的，虽然这个年轻导演的作品早在2007年就曾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铜天极奖，后又获巴塞罗那亚洲电影节数字电影奖、入选纽约现代艺术馆纪录片双周展、英国剑桥电影节等，其摄影作品也曾在欧盟总部、欧洲议会总部等巡回展出，但所有荣誉仅获得于国外，在国内，普罗大众中，简艺这个名字仍是非常陌生。
　　这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共同境遇—它非关生存，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尴尬。

曾活在理想化国度

　　“电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以前并没有想过要做（导演），本来我想做NGO什么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NGO，我觉得只要让人类美好的东西可以存在、延续，那我都可以做。”

“因为中国太受世界关注了，所以中国导演做出来的东西，只要稍微有一些独立精神和话题性，就会得到关注。”他担心正是因为这样，很多独立导演会沉溺于此，缺乏挑战更深度题材的动力。

　　跟简艺聊天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他非常擅长表达，总是一下就能抓住问题最核心的部分，让内心深处的声音自然流淌出来。
　　他又是极细腻的，投入话题同时，仍能时刻关注自身以外一定范围的细节：他留意环境嘈杂程度的变化，替我考虑录音的质量；聊至行云流水处，突然察觉我很久没说话了，便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自顾自说太多了？”
　　当然，最意料不到的是他一上来就把自己与电影艺术这种形式，甚至是导演这个角色剥离开来，直接裸露出更深层的价值内核。
　　“我是在江西吉安出生长大的，那是个非常典型的小城市，所以我的生活经历跟中国大部分人口能够对接起来，他们大都住在吉安这种小城市以及周边的农村，我所关注的很多东西，我想改变的很多东西，都和这段成长经历有关。”
　　吉安是赫赫有名的井冈山所在地，革命老区，传统文化深厚。简艺念书的白鹭洲中学有近800年历史，前身为白鹭洲书院， 出过一位著名校友，叫文天祥。
　　简艺出生于1975年，5岁开始上小学。那个年代信息非常闭塞，经历过 “文革”的父母对政治极其恐惧，从不让孩子接触社会和政治阴暗面。“小时候的我，曾觉得中国是没有社会问题的，甚至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洪水、干旱，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自然灾害呢？”那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政治家、外交官，受文天祥为国为民的思想影响，“觉得共产主义太好了，应该在全世界推广”。
　　当时，学校组织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打老鼠换铅笔等活动，他无一不是积极参与，因为“都是国家组织的”。
　　这种离奇的生活经验当然不是唯一， 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纪70年代小地方长大的人共有的记忆。只是后来，它在某些人心中坍塌得特别戏剧化和彻底。

“我想看看真实的世界”

　　拍摄《何以为食？》前几个月，简艺和太太就开始茹素，一直坚持至今，还影响了身边很多人。对素食的倡导和对现代消费生活的反思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他是个极简主义者，何况他还姓简呢。
　　然而在朋友眼里，他的性格恰恰与名字相反，虽然近年一直在努力简化自己的生活，骨子里他其实是个喜欢折腾的人，“30岁之前特别喜欢打扮，什么发型都留过， 多长的头发，烫染，都试过”。
　　这种个性在青春期体现为对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念中学的时候，开始有收音机可以听广播，折腾一阵后，简艺兴奋地发现，透过这个小盒子竟然能听到遥远的声音。通过电波，他交了两个美国笔友，还有一个广州，一个台湾的。与笔友交流的过程中，他渐渐疑窦丛生—这个社会好像跟自己了解的不太一样。
　　“后来父母知道我交台湾笔友，把我狠狠打了一顿。他们极其害怕，就像‘文革’时被人告密一样，觉得被人知道的话我们整个家族都完了。”笔友被禁，他只能继续躲在被子里听收音机，心里也怕，一听到外面有动静，什么救护车、警车的声音，马上关掉。
　　从那时开始，简艺就渴望出国—他想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从小到大都没想过要找个好工作、好老婆过平凡日子，直到现在都没这么想。还是有一种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吧，觉得社会应该是理想的，人不能在低劣的状态里生活。”
　　研一时，简艺果真赴美留学。他选择了圣母大学“国际和平”专业，理想是“让全世界人民更好”。彼时他21岁。
　　回想这段经历时，他的表情特别快乐。想想看，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住在一个国际和平公寓里，就像个小联合国，简艺是唯一来自中国的。他如愿以偿地透过一双双颜色不同的眼睛重新认识了世界。
　　痛苦的是，过往认同的很多东西彻底全面坍塌，“再美好也没有用，因为那是假的”；幸运的是，全新的世界观开始重建，“那时候中国没有人谈NGO，我先已认识了公民社会、草根、人道主义救援、难民问题、环境问题，世界和平等前沿的理念”，这些都夯实了他对民主、自由的理解。

遇见吴文光

　　尹家维一直以简艺助理的身份与我沟通，采访前后，他很细致地张罗各种琐碎事情，同时为《何以为食？》在各地的推广操心不已。我自然以为他在简艺工作室上班，后来才知道这些全是“志愿服务”。
　　这个叛逆小伙子心目中，简艺是唯一被认可的人生导师，“如果不是遇到他，我大一就辍学了”。尽管自己刚刚辞掉在一家NGO的工作，继续在北京生存都有点成问题，他却不曾打过向简艺领薪的主意。“我想独立一点。帮他做点事情是我自己希望的，他不容易，我的能力也不够好，不想为他添负担。” 　　在中国，当独立导演不是一个轻松容易的选择，往往承受着很大的风险和压力，“面前是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对你不利的法律”。
　　简艺也不是一开始就走上这条路。刚刚从美国回来时，简艺先回到中国传媒大学，把他当初念了一半的硕士念完，然后留校任教；5年后，他应聘“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传媒专家，开始走向对基层民主的推动—也是因为这个项目，他与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的吴文光相遇。
　　如果说一波三折的人生选择，呈现了当初赴美埋下的那些种子在心灵土壤中生根发芽的过程，那么遇见吴文光之于简艺，恰似遇见简艺之于尹家维，一如猛然拨云见日。
　　彼时简艺找吴文光合作，“说欧盟有很多钱，想拍一个基层民主的纪录片”。吴对此显然不感兴趣，却没有拒绝，而是要求打包另外一个项目进去。他想做一个教农民、村民拍纪录片的事情，叫“中国村民影像计划”。
　　那是一个下午，简艺和吴文光坐在朝阳公园一个咖啡厅二楼，“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很刺眼，我们达成了协议”。
　　“如果说有哪位老师真的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吴文光。”简艺感叹，认识吴之前，主流社会观点对他仍然影响深远，而短短一个项目的合作期间，在吴文光影响之下，竟全面刷新了他对艺术、纪录片、文化的理解。
　　简艺还真真切切地记得，有天，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他问吴文光：“一个人30岁是怎样的？”吴文光跟他讲了很多，包括自己的经历，曾经的不自信和脆弱。
　　“我觉得很感动。跟着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独立的创作精神—原来人还可以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生存在这个社会，发出一种独立的声音，去影响别的人。”

独立？不独立？

　　欧盟的项目结束后，简艺就离开了。和吴文光一样，他选择了摄像机和纪录片，作为独立发声的工具。
　　“摄像机刚发明的时候，首先是拿来做记录，而不是做故事的。比如，以前艺术家们曾为‘马奔跑时是否会四脚腾空’而争论不休，却没有人可以证明，直到照相机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它能记录骏马四脚腾空的真实瞬间。”在简艺看来，历史像一个法庭，摄像机则相当于时代的物证。人可能会作伪证，记忆可能发生偏差，物证不会。“当然，纪录片本身也不是绝对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内心，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其实都是主观的，但它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
　　2006年他首拍纪录片《超级女生》，在国外很受欢迎，由此走上了独立制片人的生涯；偶尔也拍故事片，2007年初的《冬笋》得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铜天极奖，那完全是故乡吉安的故事。
　　及至后来，《何以为食？》、《全球公民意识》等片子陆续完成，能清晰地看到从单纯地反映社会侧面，到探讨深层意义，乃至思考生命的价值演变过程。
　　事实上，基于自身的才华及经历，简艺并不太发愁项目资金和在国外拿奖的事，然而独立导演之路困扰他的，是另一个问题。
　　5年前，简艺受纽约环保机构Brighter Green之邀拍摄《何以为食？》，片子完成后就交给Brighter Green了，对方也一直没有考虑在中国的渠道放映。直至今年，他惊诧地发现，5年之后中国人对这个话题仍然没什么了解，“我应该早点想办法把它推出去”，然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发现困难重重。
　　很多中国人批评中国的独立导演，很多片子拍完后只给外国人看，得奖。“其实作为导演，我当然更希望中国人看到自己的片子，然而这些片子因为没有送审，没办法公开放映。”
　　他常常扪心自问而愧疚。就说《冬笋》，于家乡吉安选材并制作，然而吉安人却看不到。“我做这些东西拿出去获奖，却没有帮助到当地的任何人，那有什么意义呢？我满足的只是城市人、西方人的愿望。”
　　同时，他也渐渐厌烦了在北京互相捧场、看互相的电影和展览的“混圈子”生活。“我发现，如果对自己没有很好的觉察能力，即使你是独立导演，也在过一种很不独立的生活。”有时他甚至觉得，艺术只是另外一个体制，从官方的体制跳入文化圈的体制，有话语权的人如编辑、收藏家等把持着游戏规则。

土地上的青原色

　　“如果说北京是20层的高楼，纽约是40层的高楼，那么我能不能回到土地上来？”简艺问，于是2009年他和妻子一起回到吉安，创办了当时的青原色井冈山大学人文纪录中心（下称青原色）。他希望回到小城里，带动当地的年轻人拿起摄像机，记录当地的历史与故事，让艺术成为一片绿洲，与小城生活融合在一起。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实际要办却超乎想象的艰难。
　　“小城市真的有很不可爱的一面。它的好处在于生活很单纯、很简单，环境也好，一会儿就到农村了；然而在这里你很难找到一个能交流的人，人人天天讨论的就是升官发财，地方官员一手遮天的习气你根本受不了。至于精神上的东西，我住了这么多年，很确定地说没有！”简艺所了解的吉安不仅是一片文化沙漠，而且是个没什么年轻人的城市，18～30岁的人，除了公务员，都到外面读书、打工，学有所成的人也不可能回去。
　　但唯其如此，他才想回去改变点什么。毕竟那是自己的家乡。更重要的是，当年和吴文光的合作，那10个农民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针对小城空心化，简艺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青原色挂在井冈山大学下—那是吉安唯一还有年轻人的地方。那几年，简艺自己也在井冈山大学任教，亲自培养学生和志愿者。
　　尹家维就是在2010年撞进青原色的。刚从农村考上井冈山大学的他，入学不久就发现对自己的专业（数学）毫无兴趣，旁听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也找不到方向，“当时已经打算退学了”，就在这时，他无意中听了一场简艺的讲座，大为震动。
　　“我说假的吧！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是井冈山大学的老师啊！”那天讲座结束后，他在现场等了很久，就为了和简艺说上一句话，“生怕他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 　　就这样，他在学校里留了下来，也加入了青原色，和其他大学生志愿一起，做了大量摄影、口述历史和剧场作品。
　　“只要你愿意跟着他学，他什么都会教你，那些昂贵的大机器，专业的学生都不见得有机会碰，他让我随便用。”在那里，远离高大上艺术圈子的纯朴土地上，尹家维和井冈山大学的其他学生们，以另一种方式认识和喜爱着他们的简老师。
　　而这个过程中，简艺的艺术创作轨迹，也因为回归了朴实的生命本身而发生了质变。

从外到内

　　“那几年是很值得的。虽然继续在北京做电影，钱、名都会获得更多，但回去之后，人生追求的方向却发生了真正的改变，不再向外求，而是开始向内求。”简艺说， 回到家乡， 除了回归土地外，还有一件事对他影响深远。
　　江西除了是革命老区外，还有非常好的佛教氛围，1700多年历史的东林寺就在庐山西麓。因缘际会之下，简艺和妻子在寺里住了两年，并在那里皈依。
　　“一个人的价值如果总是随着社会价值在转，那他不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以艺术家最后往往会走到宗教道路上。”信仰给简艺心灵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让他学会了不断地去放下很多东西。“从小到大，很多人想要出名、成功，其实这些都不是自己真正的愿望，都是社会强加给你的。”
　　“你要去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由外在的东西证明你的意义呢，还是有一个价值的内核，不需要任何人赋予你，也没有人可以剥夺你。信仰会告诉你，有这个东西，它是永恒的价值，不会随着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而改变。”
　　当试着用这样的视角去理解以往想不通的一些东西，他发现豁然开朗。
　　如今，简艺觉得青原色开始步上正轨，他也重新回到北京。经历了信仰的洗礼后，他再度审视自己一直以来做的事，有时会感到惭愧。“因为中国太受世界关注了，所以中国导演做出来的东西，只要稍微有一些独立精神和话题性，就会得到关注。”他担心正是因为这样，很多独立导演会沉溺于此，缺乏挑战更深度题材的动力。
　　我们能不能穿越社会问题，走向更永恒的内容呢—自我追问后他发现，接触佛教后，自己对生、老、病、死的话题更感兴趣。
　　明年他就40岁了，简艺歪头想了想，现在没有人能让他问“40岁的人是什么样子”了，但他其实挺期待的，希望能真的到达“不惑”。“正在筹备反思‘人和食物’关系的片子，当然不是‘舌尖上的中国’那种了，”他笑，随后立即变得严肃，“还有堕胎的问题，当然我会拍得比较隐晦。”
　　“继续拍吧，把生老病死拍完了就可以了。严格来说我真不是艺术圈子里的，艺术其实只是跟社会、大众的一个连接点。”
　　最后，摄影师请他拿点东西在手上拍照，他拒绝了，摊摊手笑，“要放下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