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徐晋如：在今天这个用各种表格把学者管得死死的体制下，我是非常边缘化的存在。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是一个“为己”的古之学者。我期望自己写的每一部书都可以传世，但事实上在大学里，你就算著述等身，没有顶级期刊论文，没有国家项目，你什么也不是。一位同事曾嗔怪我关心职称“太俗”，她说原以为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没想到还这么在乎职称。我其实并不是好虚名，但我要做事，有个教授身份，肯定比副教授更容易推动一些。另外，我也欠缺一个很好的平台去推广我的教育理念。比如说，我在2009年就设想创办一个以实践为本的国学专业，因为没有平台，所以无法实施。有平台的，却缺乏我这样深入的思考和精当的办学理念。
　　人物周刊：对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理解他们吗？
　　徐晋如：我很庆幸没有生在他们的年代。我父亲在“文革”中是中学生，因为根正苗红，经常让他看牛棚，他总是很照顾那些被打倒的老师。我读书时，老师们都对我很好，我以前以为是老师都喜欢好学生，现在我认为是我爸为我积的福。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未来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徐晋如： 我从15岁就认清了人生，所以我从15岁开始，就决定永远不要孩子。25年来，这个决定从未动摇过。有人以为我是喜欢自由，所以不要孩子，只有真正理解我的人，才知道我是因为太爱孩子，所以不要孩子。我是把学生当成孩子看，我也许不是一个一流的诗人，一流的学者，但肯定能算得上是一流的老师。我生命中曾经遭受过一次极大的伤害，那就是我在高中时被迫学了理科。我爸拿着我妈的胃癌晚期诊断书，逼着我学的理科。他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件事对我的伤害有多深。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如果当初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文科，我的人生会幸福得多。我惟一希望的是，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再也不要有人被迫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徐晋如：我是一个人文学者。但在全世界，真正的人文学者都没有几个。大多数所谓的人文学者，其实干的是科学家的活。人文学科在全球都被社会科学所吞噬。1947年潘光旦先生就著文《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然而人文学科在全球都愈加衰微。根本原因是，人文学科所赖以存在的社会阶层——西方是贵族，中国是士大夫——已经荡然无存或孑遗数老。我做这些工作，只是要在最终消亡前，仍然放出自己的光亮。认识到注定的悲剧结局，却依然执着前行，这才是真的勇士。
　　人物周刊：同龄人中，你最欣赏哪些人？为什么？
　　徐晋如：我最欣赏的只有我自己。我曾经说过，诗人就是最爱自己的人。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徐晋如：理性上，我认为个人自由最重要。但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把责任摆在第一位。我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尽管我也欣赏庄子，却无法纳入自己的灵魂。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徐晋如：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人，先师黄延复先生。延复师是海内外公认的清华校史研究第一人，他带我领略了老清华的瑰玮雄奇。我本科先念清华，两年后转学北大，但我的精神气质既不是清华的，也不是北大的，而是老清华的。我的思想，与老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最接近。
　　人物周刊：你珍视自己的哪种品质？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徐晋如：执著，原则问题寸步不让。最大的缺点，就是老子说孔子的那4个字——“骄与多欲”，但我没有打算改进。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徐晋如：最愿意一个人发呆，最不愿意在发呆的时间接到电话，那期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让我心痛的浪费。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徐晋如：我担心以后会连发呆的机会都没有了。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5年7月13日第21期《徐晋如 国学是一种“全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