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会考府、中央巡视组、军机处、密奏制度、秘密立储等制度成功地利用集中了中央权力，而雍正也成为两千年来皇权最集中的君主。雍正帝胤禛，复杂而矛盾的统治者。从雍正封为雍亲王做“天下第一闲人”，不参与帝王之争到继承帝位后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雍正一直保持自己严格、果断的行事作风。继承帝位之前，他诚孝皇父、不私营结党、友爱兄弟、大度包容，这些行事作风，赢得父皇康熙的青睐，为以后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皇位奠定了基础。而继承帝位后，雍正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铲除政敌朋党，并设立秘密立储制度。同时，成立军机处，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允许臣下阻挠旨意。周汝昌对雍正的评价是：“远比别人野心更大，居心更险恶，手段更巧妙而残酷的政治阴谋家。”
　　但不管怎样，雍正都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创新政治，让康熙晚年留下的政治弊端一扫颓废风气，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用现世的眼光重新评价雍正，则为：“雍正聪明好学，具有综理政务的才智；雍正具有刚毅的性格，但又性情急躁，残忍无情；雍正具有政治抱负，决心实行改革；雍正的思想和性格，产生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出自冯尔康《雍正传》）
　　
　　新皇上任,立志中兴
　　盛世繁华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巨大的危机。康熙一朝，圣祖玄烨带领庞大帝国纵横捭阖，威震四夷。但“太平盛世”局面滋长了晚年康熙“政宽省事”思想，好大喜功，沉溺于阿谀谄媚。朝野上下，虚诈、迎合、粉饰、浮饰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吏治的昏暗和贪腐渐盛之风时刻蚕食着帝国的根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两条路摆在大清朝的前面：迅速衰败或者中兴。此时，继承皇位的雍正，利用他独有的政治手段，为大清朝选择了后者。历史选择了雍正，雍正选择了中兴。
　　据载，雍正接手的大清家底只有80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16亿人民币。国库空虚至极，可大小官员却没工夫忧患国家，依旧终日中饱私囊，以为沿用阿谀之术讨好新主子就能蒙混过关。可他们遇到的是年富力强，致力重整大清同时又异常勤政的雍正皇帝。
　　拥有“工作狂”称号的雍正，登基伊始就出招整理朝纲。派出中央巡视组，人员皆为省部级，为官清廉，同雍正有同样的改革创新意识，由雍正直接领导。巡视组每查处一官，就地免职，从巡视组中挑选一人接任。而雍正打击贪官的方法是，“先折掉贪官的翅膀，再拆他的骨、吃他的肉，让所贪之物全部吐出来”。也就是清理贪官的外围，沾亲带故的亲戚通通先行打掉，最后再收拾贪官。
　　为了更好地整治腐败、贪污之风，雍正设立了“会考府”，也就是中央审计署，专门审查各部院与地方的钱粮奏销。以往部委吃拿卡要，地方行贿销窟窿。到了这里只听雍正一人的，谁亏空的窟窿谁赔偿，捂住盖住的，还上的还好，还不上追不回的，那么对不起，杀头、株连九族种种刑罚等着你。雍正时期，户部亏空350万两，历任的尚书、侍郎等全部排队分摊，最后被追回。即使是雍正的弟弟也没有特列，雍正十二弟履郡王允祹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被迫到处借钱、变卖先皇赐的宝物。
　　随着高层权贵圈地严重，失地农民大量增加，长久沿袭的人丁税难以征收，致使各地钱粮亏空严重。如此一来，极大威胁皇权的统治。雍正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即人丁税并入地亩，取消按人头纳税，而是按实际地亩数纳税。“摊丁入亩”的原则是，照田纳税，多地多纳，少地少缴。如此，地主就要多上税，失地农民可以不上税。这是缩小老百姓贫富差距的一个正确改革，将地主阶级的利益分给失地农民，取得了民心，稳固了政权。同时雍正还推行新政“火耗归公”。地方在征收钱粮时，往往以损耗为名，擅自额外增加征收数额，无形中加大了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实行后，将额外征收的各种损耗全部充公，成为法定税款。除地方正常开支外，其余作为“养廉银”用以提高各地公务员收入，算是高薪养廉。
　　
　　打击异党,收缴权力
　　康熙子嗣兴旺，共24子，即使睿智的康熙也难做到“家和万事兴”，至死都缠绕在接班人的选择上，“立储风波”也让雍正的继位过程充满了悬疑和坎坷。即便登基后，雍正的敌对分子仍然在活动，他们并不甘心在夺嫡中的失败，不断地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试图扰乱雍正新朝的政局。曾经支持过雍正的权贵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骄傲起来，众多兄弟之间对皇位的窥视、拉帮结派，这都威胁着雍正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力。为了巩固皇权，雍正不得不对威胁自己皇位的众兄弟和大臣进行严厉的打击。
　　因此雍正面对这些皇亲国戚、权贵重臣毫不客气，秋风扫落叶般的对争夺皇位的兄弟和大臣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报复，为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雍正给他们总结了二十四个字，“结党讥讪朝政，是为不忠，干扰君主视听，是为妨碍政策执行”。 对于兄弟之间的打击，主要是对康熙末年夺嫡的对手，包括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以及雍正的同母胞弟十四阿哥胤禵。雍正根据他们的权势和威望的不同，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而对居功擅权的重臣予以坚决的惩治。
　　年羹尧早年为雍正“多年效力”，为雍正皇帝顺利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甚得雍正的重视。雍正初年，年羹尧当仁不让地跃升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雍正视作为社稷重臣。在雍正继位的两年时间里，雍正对年羹尧无比恩宠、大力培植。也正是这种器重，让年羹尧志得意满，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成为他失宠和被整肃的导火索。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此次觐见，让雍正对年羹尧有了戒备之心。次年，年羹尧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粗心大意竟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四月，雍正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年羹尧被雍正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于雍正四年（1726年）赐自尽。
　　被雍正皇帝公开称为“舅舅”的隆科多，同样受到雍正的重视。但好景不长，隆科多私自选官，不仅擅权，而且有结党之嫌，让雍正对他疑心渐起。雍正二年，隆科多见形势不好，辞去步军统领一职，雍正借助这个契机，开始打击隆科多。雍正五年（1727年）隆科多因私自收藏玉蝶在家的罪行事发，被逮捕回京城，之后由诸王大臣会议定隆科多41条大罪，被处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居功擅权的重臣被雍正赐死，给了其他重臣警示的作用。大臣处理完，剩下的就是亲兄弟了。八阿哥允禩虽在夺嫡中失败，但是在朝中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允禩很善于团结众皇子及广大宗室王公、满汉大臣。雍正对于八阿哥的打击采取先恩宠，降低八阿哥势力的戒心，再重创出击。雍正三年，雍正开始发出上谕，历数允禩的罪状，说他“狂逆已极”、因没有登上皇位处处与自己作对等罪状。最后以宗族内不能容忍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为由，八阿哥允禩被拿掉了象征宗室圣菲的黄带子，削除宗籍，逐出宗室，并改名为“阿其那”。雍正四年，允禩死在禁所。对于兄弟的死，雍正丝毫没有表示哀恸，恨恨地说允禩服了“冥诛”。
　　皇九子胤禟，是一个不论情商与智商都高于常人的人才，但也遭到雍正的严厉打击。革去黄带子、除宗籍，发配西宁，后下狱，被不断以各种借口折磨，最终惨死狱中。皇二子允礽、皇三子允祉、皇八子允禩等无不被雍正削爵革职囚禁，最终都被整死。雍正没载入后世英明皇帝的史册是因为他“暴”。就连一母所生的一代平叛大统帅、亲弟弟皇十四子胤禵，照样被“双规”到清东陵看守皇陵，幽禁。三年后被革去王爵，降格为固山贝子，没过半年，再次革爵，用更严厉的政治态度执行了——皇十四子胤禵囚于景山，已相当于关进了“高级监狱”。
　　
　　“密”字当先，设立军机
　　打击自己的亲兄弟，翦除异党，说的容易，可不要忘记，这些被清算的对象也曾是与雍正平起平坐的皇子，拥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势力，稍有不慎，即会惹火上身。前明建文帝削藩最终把自己“削”进去，成全了叔叔朱棣的例子赫然在目。不过雍正是一个擅于设计“成熟政治手段”的君主，他既有目标，同时具备头脑和手腕。即位之初，便加紧实行皇权集中制，首先扩大了都察院和会考府的权力，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和打击的力度。同时，向各地陆续派出中央巡视组，考察监察地方官员。与此同时，为确保自己命令的准确性和执行力，雍正的政务操作处处体现在一个“密”字上。
　　雍正年间，密折制度就被发挥到了极致。密折，即部委、地方省市领导均可通过密折直接上奏皇上，密折让大小官员彻底没有了顾忌，想告谁就告谁，与谁有过节就弹劾谁。密折开创了公开告密的先河，所有的把柄都集中到雍正手里，雍正也利用这些把柄整理了朝廷异己，集中中央权力。封疆大吏在上任前，雍正会把他叫到跟前亲自训勉，并交给他一个密匣，上有两道锁，而钥匙则只有皇帝和拿匣子的大臣才有。大臣会不定期地将一些重要情况写成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而是用这个匣子直接送给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于折后，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这种实质为“小报告”的密折适合多疑忌苛的皇帝，成为雍正热衷的君臣交流方式，也成为其防范臣下欺蒙的利器。
　　另一个“密”是“秘密立储”。曾经争夺皇位的创伤对于雍正是永不能抚平的，他不能容许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发生在下一代身上。继位伊始，即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建储。随即，雍正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共议秘密建储制，当诸王大臣看到这位眼都红了的皇帝，谁还敢有异议。雍正遂将密封的写有继位人姓名的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后来，雍正帝又另书密封一匣，随时带在自己的身边。秘密立储的“密”高就高明在事实上是进一步、极大地巩固了皇权，没有明确的接班人，连下一代皇帝的一切信息也都只有当朝皇帝一人掌握，这也就阻止了皇权以外权力集团的产生，皇子皇孙、王公大臣都老老实实地跪在一个人面前，没有了培养自身势力的目标和动力。
　　最后的“密”，就是军机处的登场。这个扮演了中华政治中心近200年的机要部门，历经荣辱兴衰，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符号。有意思的是，军机处连自己的诞生时间都显得极为秘密，历史上就有诞生于有雍正十年说、雍正八年说、雍正七年说、雍正四年说（现基本观点是诞生于雍正七年）。而军机处的要义，实际上就是雍正的皇家私人助理，以此辅助皇帝处理大小政务。但军机处并不设立正式编制，所谓的军机大臣全部为兼职，想用谁就用谁。军机处只有三五人，直接归雍正直管，军政大权在握，后来逐渐成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与行政中心，掌理大小机密。如此一来，军机处等于架空了内阁与六部，成为真正最为贴近皇权并上传下达的中心。军机处办事以速、密、勤著称，所有军机大臣都是承旨办事，“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仅在雍正朝，其就在打击异己、处理战事上为皇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帮助。而清朝一品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未能“军机处行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机构的秘密性和家丁性。军机处的诞生，强化了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也标志着君主集权制发展到了顶峰。
　　综上观，雍正一朝，短短13年里政绩卓著，把清朝的反腐制度从强化到完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雍正的会考府、中央巡视组、军机处、密奏制度、秘密立储制度成功地利用集中了中央权力，而雍正也成为两千年来皇权最集中的君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