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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年高考中都会出现几个零分考生。他们往往在试卷上以“檄文”的方式表达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但短暂的成名过后，没有人再去关心他们的失落、得意、坚持、梦想以及生活境况
“还是有一点后悔，如果再让我选择，应该不会考零分，毕竟不值得嘛，没有多大的意义。”23岁的徐孟南走在淮安市王兴镇的乡间小路上，周围是一片片绿色的稻田。
此时，正值8月，高考学子的大学录取工作尘埃落定，而大学应届毕业生也开始进入社会，寻觅工作。如果2008年徐孟南不选择考零分，他现在可能刚好大学毕业。而如今，他是一个快当父亲的人了。
就在今年高考前一个月，徐孟南创办的“高考0分声”(以下称“零分网”)正式上线，“不满足条件，请不要考零分”，这句话贴在醒目处。
零分网上，徐孟南写下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零分考生的经历。那是他熟知的那群“战友”。这批年轻人，曾经以零分的方式反对现行教育体制，被外界看作高考的“异类”。
“挺生气的，竟然没给零分”
徐孟南在王兴镇租住了两间简易的平房，“前一个月下雨，还漏呢”，他指着石板屋顶的缝隙。8月初的这天，天气闷热，似乎又要下雨了，他的妻子坐在房间里的凉席上玩电脑游戏、吹着风扇。屋内，陈设简朴。屋外，养了条小狗，独自吠着。
吹着风扇也很热，他就到乡间路上走走。在路上，徐孟南说，妻子也知道自己曾考零分的事，也知道他办了零分网，但是只有初中文化的她看不懂网站上那些文章。“我爸非让我早点结婚，不上学了，那干吗?结婚晚了，老婆都不好找。”徐孟南笑道。
“我也知道徐孟南结婚了。”同样是2008年的零分考生吉剑在电话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觉得他的选择有些仓促。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么早结婚，让另一半和我一起打拼，我良心上会过不去。不过，我尊重他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吉剑以他的网名“心海时空”命名的网站在8月也上线了，“是一个文化思想学术的综合性网站，原创的思想交流平台”。
2008年，还有一位贵州印江的零分考生李坚，而徐孟南和吉剑分别来自安徽蒙城、云南镇雄。三位考生，不约而同地以零分的方式对中国教育发出声音。高考后，他们取得了联系，成为“战友”。
李坚虽然也考了零分，但当年9月他却又选择了一家民办学院继续读书。吉剑也曾写批评文章质疑李坚，被当时的媒体解读为：吉剑称李坚是“叛徒”。
如今，四年了，在江西读完大学，李坚回到贵州，在一家报社做社会新闻记者；徐孟南在江苏淮安帮亲戚打工，做猪鬃毛的生意；吉剑在浙江金华的一家跑步机公司做网络营销。
事实上，考零分没那么容易，他们三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零分”。
徐孟南回忆，他将自己的姓名、考号都填在了试卷内，在全部题目下面写明自己希望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容，按理说文不对题应判“零分”，他最后竟然得了160多分，“甚至比有些正经考的同学还高”。
“看到分数后，我挺生气的，竟然没给零分。”徐孟南说。
同样采取违规措施，以期望得“鸭蛋”的吉剑也考了160多分，“我也比较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李坚不但故意乱答题，语文还写了篇《作文与嫖妓》的作文，但最后还是得了三十几分，其中20分为少数民族加分。
真正考了零分的是2007年湖南浏阳的考生陈圣章。“语文作文之类的，空白地方，我就画漫画，画大号的正楷字；数学之类的，有把握的题目故意写错，没把握的就不做。”陈圣章回忆。
而另一位2010年陕西洋县的考生张皎，在考前联系过徐孟南等人，请教了“经验”，最后在所有试卷上写上“破釜沉船，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不生则死”十六个字，考了真正的“零分”。
陈圣章回忆说，“我感觉张皎就跟愤青一样，说话很冲。他的目的或许是想炒作自己。我说考零分这个事情，你们十八九岁，成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高考前，我跟张皎说，你要是考零分的话，现实会相当残酷，要慎重。”吉剑回忆，“但考后，媒体采访他，他却说是我
怂恿他考零分。”
“走出一条血路”
2010年时，吉剑已经
离开学校两年，他切身体会到了“现实残酷”。吉剑在昆明捡过垃圾，睡过大街，干过苦力。后来在浙江一家防盗门厂做打字员时，他主动帮老板做营销策划，最后干起了网络营销，业余也写文章挣稿费。
他称这四年，“自己走出了一条血路。尤其是刚出学校，很渗的，像狗一样生活。”
“当初不选择考零分，你觉得现在会是怎样的?”
“我可能会读数学，做数学方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建树。”高中时酷爱数学的吉剑，本希望通过自己写的数学论文升入大学，但并没有学校愿意破格录取，“高四”复读时，他下定决心考零分。
他回忆说，“现在也没
有什么后海的。捡垃圾、睡大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命体验。
我现在的梦想也有所调整，数学只是其中之一嘛，主要向独立学者这方面发展。”
他对自己现在的收入还算满意。“要是读大学四年，今年刚出来的话，我可能达不到现在的状态。”吉剑说。
和战友吉剑一样，陈圣章在选择零分的时候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他做过保险业务员、燃油添加剂区域经理，做过烟花生意，目前在福建泉州承包高速公路的土方生意。其间有投资失败，被人逼债的窘境。
徐孟南在2008年7月初，高考分数出来后，便随父到上海打工，2010年11月到江苏淮安帮亲戚打理猪鬃毛生意。
如今，徐孟南觉得，以考零分的方式促进教育改革是“不现实的”，而且“通过这种关注来获得话语权，也不现实。”就在去年，他还曾在江苏、安徽、河南的多所中学，打着牌子、派发传单，宣传“不要考零分”，但被保安、城管驱赶。
而张皎并没有听取“前辈”关于考零分要“慎重”的意见。
“哥哥，我考零分了。”2010年高考后的几天，分数还未出来，张皎便在QQ上对徐孟南、陈圣章等人说。张皎还对媒体宣称过，“10年内赚到1000万，做中国的比尔·盖茨。” 2010年夏，张皎到上海一家饭店做服务员，与另一位同事合伙，窃取顾客信用卡的信息，共非法获利2万余元。次年被捕，张皎被判4年有期徒刑。
“就像一场风波”
今年暑假，刚大学毕业，从事新闻媒体的李坚接到一些同行的电话，要采访他，他几乎都婉拒了。
8月初这几天，他在出差，刚好老家印江发现了一座古墓，他去报道。“在现在的单位，也只有我们的副总编辑知道我当年的事。大家都步入社会了，都不容易啊，即使不经历那场风波，也不容易。”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找不到工作的同学多得很。社会真的很现实。”
他将2008年时高考零分事件称之为“风波”。在决定考零分时，他并没有想到还会再去读大学。但临近9月，李坚看到周围同乡的打工者正昭示着自己未来的命运。
“我当时发觉，自己考零分冲动了。我家乡这个地方基本上中学毕业就去打工了。周围人也跟我说，打工不是出路。”李坚回忆，“所以我决定继续把书念下去。”
当时，江西一所民办翻译学院正好愿意接收他，并且不收学费，李坚便去了，“搞出零分的事情，我爸妈也挺伤心的，我也不想再让他们破费了。”李坚说，“我不知道陈圣章、徐孟南他们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讲‘学’这个东西，一直都不能放下，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如今，李坚回想起，“感觉就像一场风波，在风波之中，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他回忆起当时湖南一家媒体采访他，对方回去写稿时就推出了个“零分状元”的奇怪概念。
而与媒体的接触，平时热衷公益和关注新闻事件的李坚发现，自己挺喜欢新闻行业。读了一年工商企业管理，他称之为“打了一年酱油”，便离开那所翻译学院，到了南昌大学科技学院读新闻学。这个过程当中，李坚觉得自己整个都是“朦朦胧胧的”。
徐孟南说，“当时要是有人劝我，蒋多多或者韩寒劝我，我就不会考零分。”这几年，他也在劝解一些考生，不要试图通过考零分的方式去抵制高考制度。零分网的建立，越来越多的考生甚至是初中生都在网上联系到他。
蒋多多，2006年河南南阳考生，为表达对高考制度的不满，曾在各科试卷中写下自己的观点，只有文科综合被判零分，总分还是有110多分，成为新世纪第一位备受关注的零分考生。徐孟南补充说，“她也是唯一一位女将。”
2007年初，徐孟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蒋多多的消息，便想到了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声”。据他回忆，此前他在书店看到了韩寒的书，里面有批评中国教育制度的杂文。“我就感觉到被教育制度骗了，然后就比较关心批评教育方面的信息。”他试图联系过蒋多多，但高考一年后他才知道后者加了他QQ；他也多次在韩寒博客上留言，从未收到过回复。
“高考时，自己的心里挺平静的。”徐孟南回忆道。
“我们最终成了炮灰”
徐孟南说，“高考零分的方式有点像唐吉诃德。”
每年高考前后，这些“唐·吉诃德”都会被媒体“翻出来”。事实上，如今“零分战友”之间的联系并不多。
陈圣章说，“我觉得，我们最终成了炮灰。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做一点贡献。不管结果怎样，至少是做了，就无怨无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潜藏四年那个梦想还在，那就是挑战曾经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的蒋方舟，以及四川的“考霸”张非，他认为这两者很具有代表性。
“我想通过挑战，让更多的人去反思大学教育是否能够培养出适应社会的人才。”陈圣章说，大伙儿可以比试一下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可以比炒菜做饭。“蒋方舟不是作家么，我们也可以比写作，现场写。胜负，可以让网民投票。”但实际上对蒋方舟的书，“没读过，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
而在外界，以及“战友”看来，徐孟南的后悔有了“叛徒”的意味。吉剑还坚持着“不后悔”，他说，“我不是某些乌合之众的专家所说的自毁前途，虽然交白卷没有带来中国教育制度的实质性改变，甚至看上去是鸡蛋碰石头的蠢行，但我一直以为那是我对中国教育的姿态。”
8月初这个傍晚，徐孟南骑着自行车，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王兴镇的车站，等候去淮安市区的乡村汽车。他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是喜欢农村还是城市呢?”
巧合的是，徐孟南、吉剑、李坚、陈圣章、张皎等零分考生，均出生在中西部农村，多有兄妹几个，曾是家里唯一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当初也是家中甚至村里唯一读过重点高中的孩子。2008年夏，徐孟南考零分后，记者去采访，他父亲时常阻止儿子。“他认为我的做法是违法的，他说，小心警察来抓你。”徐孟南回忆。
现在，徐孟南的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对于孩子未来的教育，徐孟南说，“应该按部就班去读书吧。会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送去学校读，同时加上自己对孩子的德育和社会能力教育，后两者是学校教育缺少的。如果孩子想‘在家上学’，我也会同意，并教授他。”
夕阳中，徐孟南笑着说，“四年了，我感觉一转眼就过去了。上学时，时间过得很慢，盼着高考时考零分。现在，一天过得很快。”笑容中还残留着学生时代的青涩。
“还是有一点后悔，如果再让我选择，应该不会考零分，毕竟不值得嘛，没有多大的意义。”23岁的徐孟南走在淮安市王兴镇的乡间小路上，周围是一片片绿色的稻田。
此时，正值8月，高考学子的大学录取工作尘埃落定，而大学应届毕业生也开始进入社会，寻觅工作。如果2008年徐孟南不选择考零分，他现在可能刚好大学毕业。而如今，他是一个快当父亲的人了。
就在今年高考前一个月，徐孟南创办的“高考0分声”(以下称“零分网”)正式上线，“不满足条件，请不要考零分”，这句话贴在醒目处。
零分网上，徐孟南写下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零分考生的经历。那是他熟知的那群“战友”。这批年轻人，曾经以零分的方式反对现行教育体制，被外界看作高考的“异类”。
“挺生气的，竟然没给零分”
徐孟南在王兴镇租住了两间简易的平房，“前一个月下雨，还漏呢”，他指着石板屋顶的缝隙。8月初的这天，天气闷热，似乎又要下雨了，他的妻子坐在房间里的凉席上玩电脑游戏、吹着风扇。屋内，陈设简朴。屋外，养了条小狗，独自吠着。
吹着风扇也很热，他就到乡间路上走走。在路上，徐孟南说，妻子也知道自己曾考零分的事，也知道他办了零分网，但是只有初中文化的她看不懂网站上那些文章。“我爸非让我早点结婚，不上学了，那干吗?结婚晚了，老婆都不好找。”徐孟南笑道。
“我也知道徐孟南结婚了。”同样是2008年的零分考生吉剑在电话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觉得他的选择有些仓促。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么早结婚，让另一半和我一起打拼，我良心上会过不去。不过，我尊重他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吉剑以他的网名“心海时空”命名的网站在8月也上线了，“是一个文化思想学术的综合性网站，原创的思想交流平台”。
2008年，还有一位贵州印江的零分考生李坚，而徐孟南和吉剑分别来自安徽蒙城、云南镇雄。三位考生，不约而同地以零分的方式对中国教育发出声音。高考后，他们取得了联系，成为“战友”。
李坚虽然也考了零分，但当年9月他却又选择了一家民办学院继续读书。吉剑也曾写批评文章质疑李坚，被当时的媒体解读为：吉剑称李坚是“叛徒”。
如今，四年了，在江西读完大学，李坚回到贵州，在一家报社做社会新闻记者；徐孟南在江苏淮安帮亲戚打工，做猪鬃毛的生意；吉剑在浙江金华的一家跑步机公司做网络营销。
事实上，考零分没那么容易，他们三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零分”。
徐孟南回忆，他将自己的姓名、考号都填在了试卷内，在全部题目下面写明自己希望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容，按理说文不对题应判“零分”，他最后竟然得了160多分，“甚至比有些正经考的同学还高”。
“看到分数后，我挺生气的，竟然没给零分。”徐孟南说。
同样采取违规措施，以期望得“鸭蛋”的吉剑也考了160多分，“我也比较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李坚不但故意乱答题，语文还写了篇《作文与嫖妓》的作文，但最后还是得了三十几分，其中20分为少数民族加分。
真正考了零分的是2007年湖南浏阳的考生陈圣章。“语文作文之类的，空白地方，我就画漫画，画大号的正楷字；数学之类的，有把握的题目故意写错，没把握的就不做。”陈圣章回忆。
而另一位2010年陕西洋县的考生张皎，在考前联系过徐孟南等人，请教了“经验”，最后在所有试卷上写上“破釜沉船，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不生则死”十六个字，考了真正的“零分”。
陈圣章回忆说，“我感觉张皎就跟愤青一样，说话很冲。他的目的或许是想炒作自己。我说考零分这个事情，你们十八九岁，成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高考前，我跟张皎说，你要是考零分的话，现实会相当残酷，要慎重。”吉剑回忆，“但考后，媒体采访他，他却说是我
怂恿他考零分。”
“走出一条血路”
2010年时，吉剑已经
离开学校两年，他切身体会到了“现实残酷”。吉剑在昆明捡过垃圾，睡过大街，干过苦力。后来在浙江一家防盗门厂做打字员时，他主动帮老板做营销策划，最后干起了网络营销，业余也写文章挣稿费。
他称这四年，“自己走出了一条血路。尤其是刚出学校，很渗的，像狗一样生活。”
“当初不选择考零分，你觉得现在会是怎样的?”
“我可能会读数学，做数学方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建树。”高中时酷爱数学的吉剑，本希望通过自己写的数学论文升入大学，但并没有学校愿意破格录取，“高四”复读时，他下定决心考零分。
他回忆说，“现在也没
有什么后海的。捡垃圾、睡大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命体验。
我现在的梦想也有所调整，数学只是其中之一嘛，主要向独立学者这方面发展。”
他对自己现在的收入还算满意。“要是读大学四年，今年刚出来的话，我可能达不到现在的状态。”吉剑说。
和战友吉剑一样，陈圣章在选择零分的时候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他做过保险业务员、燃油添加剂区域经理，做过烟花生意，目前在福建泉州承包高速公路的土方生意。其间有投资失败，被人逼债的窘境。
徐孟南在2008年7月初，高考分数出来后，便随父到上海打工，2010年11月到江苏淮安帮亲戚打理猪鬃毛生意。
如今，徐孟南觉得，以考零分的方式促进教育改革是“不现实的”，而且“通过这种关注来获得话语权，也不现实。”就在去年，他还曾在江苏、安徽、河南的多所中学，打着牌子、派发传单，宣传“不要考零分”，但被保安、城管驱赶。
而张皎并没有听取“前辈”关于考零分要“慎重”的意见。
“哥哥，我考零分了。”2010年高考后的几天，分数还未出来，张皎便在QQ上对徐孟南、陈圣章等人说。张皎还对媒体宣称过，“10年内赚到1000万，做中国的比尔·盖茨。” 2010年夏，张皎到上海一家饭店做服务员，与另一位同事合伙，窃取顾客信用卡的信息，共非法获利2万余元。次年被捕，张皎被判4年有期徒刑。
“就像一场风波”
今年暑假，刚大学毕业，从事新闻媒体的李坚接到一些同行的电话，要采访他，他几乎都婉拒了。
8月初这几天，他在出差，刚好老家印江发现了一座古墓，他去报道。“在现在的单位，也只有我们的副总编辑知道我当年的事。大家都步入社会了，都不容易啊，即使不经历那场风波，也不容易。”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找不到工作的同学多得很。社会真的很现实。”
他将2008年时高考零分事件称之为“风波”。在决定考零分时，他并没有想到还会再去读大学。但临近9月，李坚看到周围同乡的打工者正昭示着自己未来的命运。
“我当时发觉，自己考零分冲动了。我家乡这个地方基本上中学毕业就去打工了。周围人也跟我说，打工不是出路。”李坚回忆，“所以我决定继续把书念下去。”
当时，江西一所民办翻译学院正好愿意接收他，并且不收学费，李坚便去了，“搞出零分的事情，我爸妈也挺伤心的，我也不想再让他们破费了。”李坚说，“我不知道陈圣章、徐孟南他们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讲‘学’这个东西，一直都不能放下，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如今，李坚回想起，“感觉就像一场风波，在风波之中，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他回忆起当时湖南一家媒体采访他，对方回去写稿时就推出了个“零分状元”的奇怪概念。
而与媒体的接触，平时热衷公益和关注新闻事件的李坚发现，自己挺喜欢新闻行业。读了一年工商企业管理，他称之为“打了一年酱油”，便离开那所翻译学院，到了南昌大学科技学院读新闻学。这个过程当中，李坚觉得自己整个都是“朦朦胧胧的”。
徐孟南说，“当时要是有人劝我，蒋多多或者韩寒劝我，我就不会考零分。”这几年，他也在劝解一些考生，不要试图通过考零分的方式去抵制高考制度。零分网的建立，越来越多的考生甚至是初中生都在网上联系到他。
蒋多多，2006年河南南阳考生，为表达对高考制度的不满，曾在各科试卷中写下自己的观点，只有文科综合被判零分，总分还是有110多分，成为新世纪第一位备受关注的零分考生。徐孟南补充说，“她也是唯一一位女将。”
2007年初，徐孟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蒋多多的消息，便想到了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声”。据他回忆，此前他在书店看到了韩寒的书，里面有批评中国教育制度的杂文。“我就感觉到被教育制度骗了，然后就比较关心批评教育方面的信息。”他试图联系过蒋多多，但高考一年后他才知道后者加了他QQ；他也多次在韩寒博客上留言，从未收到过回复。
“高考时，自己的心里挺平静的。”徐孟南回忆道。
“我们最终成了炮灰”
徐孟南说，“高考零分的方式有点像唐吉诃德。”
每年高考前后，这些“唐·吉诃德”都会被媒体“翻出来”。事实上，如今“零分战友”之间的联系并不多。
陈圣章说，“我觉得，我们最终成了炮灰。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做一点贡献。不管结果怎样，至少是做了，就无怨无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潜藏四年那个梦想还在，那就是挑战曾经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的蒋方舟，以及四川的“考霸”张非，他认为这两者很具有代表性。
“我想通过挑战，让更多的人去反思大学教育是否能够培养出适应社会的人才。”陈圣章说，大伙儿可以比试一下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可以比炒菜做饭。“蒋方舟不是作家么，我们也可以比写作，现场写。胜负，可以让网民投票。”但实际上对蒋方舟的书，“没读过，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
而在外界，以及“战友”看来，徐孟南的后悔有了“叛徒”的意味。吉剑还坚持着“不后悔”，他说，“我不是某些乌合之众的专家所说的自毁前途，虽然交白卷没有带来中国教育制度的实质性改变，甚至看上去是鸡蛋碰石头的蠢行，但我一直以为那是我对中国教育的姿态。”
8月初这个傍晚，徐孟南骑着自行车，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王兴镇的车站，等候去淮安市区的乡村汽车。他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是喜欢农村还是城市呢?”
巧合的是，徐孟南、吉剑、李坚、陈圣章、张皎等零分考生，均出生在中西部农村，多有兄妹几个，曾是家里唯一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当初也是家中甚至村里唯一读过重点高中的孩子。2008年夏，徐孟南考零分后，记者去采访，他父亲时常阻止儿子。“他认为我的做法是违法的，他说，小心警察来抓你。”徐孟南回忆。
现在，徐孟南的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对于孩子未来的教育，徐孟南说，“应该按部就班去读书吧。会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送去学校读，同时加上自己对孩子的德育和社会能力教育，后两者是学校教育缺少的。如果孩子想‘在家上学’，我也会同意，并教授他。”
夕阳中，徐孟南笑着说，“四年了，我感觉一转眼就过去了。上学时，时间过得很慢，盼着高考时考零分。现在，一天过得很快。”笑容中还残留着学生时代的青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