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把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概括为“中国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坟·灯下漫笔》）他在小说中塑造劳苦人民的形象，主要写他们带着封建统治阶级所强加给的种种精神枷锁，不觉悟、不反抗，最终以悲剧退出历史的舞台。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童史皆知的典型悲剧妇女形象。
　　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其中，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其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饥、渴、性等。祥林嫂作为一个正常的个体，她具有人生而具有的许多本能需求。她希望过着物质充足、精神愉悦的好日子，最起码不用担心基本的衣、食、住、行。本我反映了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是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分化发展而产生的，由本我而来的各种需求。如不能在现实中立即获得满足，他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祥林嫂生活在封建束缚极为严厉的年代，她不能随心所欲的获得不同的欲求，她受到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代表的约束，但是她却必须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寻找到那份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途径，例如迷信活动。可见，自我是按现实原则行事的，是“现实的人”；超我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纵观祥林嫂的行为活动不难看出在她身上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正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但是，祥林嫂的人格发展却是失去了应有的平衡状态。
　　首先，封建节烈观念驱使她“逃离”和“哭闹”。而“节烈”之说，自宋儒首倡，在其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反复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鼓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重要思想之一，许多贞女坊、烈女牌、节烈旌表等就是铁证。封建社会的人们，当然包括祥林嫂在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它已经彻彻底底根深蒂固于人们的意识当中。祥林嫂逃离婆家到鲁家帮工和第二次出嫁时的哭闹，毫无疑问也都是为节烈思想的意识形态所驱使的结果。另外，鲁迅先生把这些参与虐杀妇女包括所谓节烈和不节烈的种种社会力量的集合体，称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坟·我之节烈观》），而祥林嫂正是被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杀害的。
　　鲁四老爷是理学家的忠实信徒，是最讲究节烈的。祥林嫂在这样的人家帮工，平日耳濡目染，中毒当然很深。卫老婆子的“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的说法，正是说到了骨子里边。柳妈说祥林嫂“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同样也是暗含对祥林嫂没有做烈妇的惋惜。几乎人人都能够毫不费力的将节烈观摆放在自己思想观念的前列，准备随时搬出来运用。
　　另外，从外来看，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在经济上剥削着祥林嫂，在男权上统治着祥林嫂，在神权上毒害着祥林嫂，而且还在精神上奴役和折磨着样林嫂。这个羸弱的女子在重重大山的压迫下终于残喘不已，终于走向灭亡。从内来看，祥林嫂两次来到鲁家，表面上，一次是逃出来，一次是被赶出来，究其根源，却都是夫权使然，也就是没有经济权的结果。所以鲁迅在回答对于当时社会妇女的命运来说什么东西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时说“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显得最要紧了”（《坟·娜拉走后怎样》）。而祥林嫂的悲剧也无不与此密切相连，这也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呐喊与要求。
　　《狂人日记》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而《祝福》发出了“救救祥林嫂”的呼喊。祥林嫂坎坷的一生，受尽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折磨，她的寡而再嫁、嫁而再寡的悲剧命运，带给了她精神上严重的创伤，她终于被强大的礼教所“吃掉”。封建礼教“吃”了她是比狼吃了她的儿子阿毛更为厉害的。狼只能吃掉一个阿毛，但是作为旧礼教的“狼”却能吃掉与祥林嫂有同样命运的千万个劳动妇女。祥林嫂只是舊中国深受苦难的千千万万妇女中的悲剧人物形象的代表。她的命运注定只能是牺牲品。
　　参考文献：
　　[1]杨朴，杨旸.鲁镇文裕和祥林嫂的幽闭恐饰症[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杜会科学版），2007，1（2）.
　　[2]王明堂.谈祥林嫂[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让会科学版）.
　　[3]管希雄.关于祥林嫂的几个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