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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伯格希望通过“有条件接触”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在亚洲力量的战略布局，为美国在东北亚安全困局中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2010年可谓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的转折点。整个亚洲地区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以及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为美国高调回归亚洲提供了契机。
作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决策层内的核心人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奥巴马政府对朝鲜政策的设计上起着关键的“大脑”作用。他在智库、大学和政府机构都有过供职经历，对国际安全事务有着密切的学术和政策关注。此次，他第二次受到民主党总统点将进入政府机构(1997年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在这个平台上，他对朝鲜半岛的认识以及对亚洲地区事务特别是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有了一处可转变为政策的空间。
国家安全事务的内行
斯坦伯格1953年5月生于波士顿，先后在哈佛和耶鲁获得本科和法学学位，是一名铁杆民主党人。他曾在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时参与助选。斯坦伯格的职业履历除了早年担任一位联邦法官的书记员外，其他职业经历大都与国家安全有关，包括担任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助理、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加州分部的政策分析师，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国务院参谋长和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直到2005年，他还担任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在获得奥巴马对他的副国务卿任命之前，他担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主任。
长期从事国家安全事务工作和研究的经历使他对国家安全事务有着相对成熟的看法，在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于2008年合写的题为《艰难的过度：总统掌权伊始的外交政策困境》文章中他谈道，“下任总统将会在美国历史上，时局最为微妙和险恶的情况下就职，他将直面目前正在发生的两大冲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军已经过深、过广地卷入了地面行动。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稳定这种不利局势的好办法”。
在奥巴马中期选举前，奥巴马政府在的对朝政策并没有一套前后连贯的方案，这一点基本上承袭了此前20多年来的美朝政策局势：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对朝政策基本处于“匮乏状态”，表面上看得见的直接对朝政策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同时始终对外交接触情有独钟。但是几十年下来，美方发现朝鲜回馈给他们的基本都是反复触动神经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亚洲安全问题有着系统认识并有着相关研究和从政经历的斯坦伯格，自然备受奥巴马的赏识，成为“掌舵”美国对朝政策的不二人选。
熟悉华盛顿外交圈子的记者曾这样描述詹姆斯·斯坦伯格：充满耐心和细心，从不轻易对别人透露自己的立场。不过在当得知被奥巴马提名为副国务卿后，斯坦伯格没有掩饰自己的兴奋，并在给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教职员工的一封信中表示对于这项任命“深感荣幸”。
更有意思的是，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白宫，斯坦伯格以精力充沛和博学多才闻名，他喜欢在工作之余的钓鱼和跑步过程思考国家安全政策。
积极推动重返亚洲
亚洲安全是斯坦伯格在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最为关注的要点之一。2010年6月，在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所作的题为《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政策挑战和机遇》演讲中，他重申了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视。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从一开始就将加强我们与在亚洲的传统盟友和崛起力量之间的联系摆在一个优先位置，这是美国亚洲长期战略中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将来也将依靠这一战略。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他还进一步表示，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亚洲之行，以及奥巴马总统2010年的亚洲之旅绝非偶然，这是美国对亚洲加强关注的最好体现。他认为，再没有比最高层级的领袖如此深度参与能够更好地证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
斯坦伯格随后明示了自己的亚洲政策思路：“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双边联盟、与新近崛起的国家构建友谊并努力构建地区合作结构，依靠这一结构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的挑战。”
斯坦伯格在2008年获得奥巴马点将成为常务副国务卿后，通过一系列演说表述了自己对朝政策的思路。他认为，美国一方面应继续将朝鲜半岛问题放在美国整个亚洲战略中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近20余年间，美国已在亚洲“循序渐进地与盟友或者潜在的伙伴培养了感情、增进了合作与共识”，因此美国在2010年高调回归亚洲是长期势力和影响力积聚的结果，绝非短期权宜之计。
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亚洲的力量对比在近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美国决策层所不能忽略的。面对不按照西方惯例出牌的朝鲜，需要采取积极的姿态和行动来应对。斯坦伯格在几次谈话中屡次提出“美国对朝政策需要改变之前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审慎接触模式”。他认为，无休止的谈判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朝鲜必须要通过切实有效的，且看得见的行动来体现诚意，这是谈判的基础。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些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后对朝政策改弦更张的端倪。
“有条件接触”
在斯坦伯格看来，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其自身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正常化都为美国在亚洲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合作支撑。韩国也是如此。对于朝鲜，他说，“我们试图确立这样一種信念，那就是我们要让朝鲜认识到放弃一意孤行的核试验、导弹项目以及其他挑衅性行为，是为其国民确立一个正面未来的唯一路径。那些恶性行为(核试验、导弹试射等)不会带来任何回报。如果朝鲜想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实际行动表现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诚意。”
斯坦伯格强调朝鲜要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就必须懂得国际责任，并且以韩国做参照对象来批评朝鲜，敦促朝鲜在无核化和民主化两个领域有所作为，进而摆脱目前的外交困境。
斯坦伯格认为，对美国而言，亚洲的机遇与挑战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提供了机遇，美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和行动。因此，他提出重启会谈的条件就是朝鲜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无核化行动方案并且必须有付诸实施的决心。
同时，在六方会谈之外，他启动了美朝直接对话机制，美国认为这样就不必通过他国来做朝鲜方面的工作，朝鲜也可以获得被重视的心理满足。
作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大脑，斯坦伯格在朝鲜半岛局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他希望通过“有条件接触”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在亚洲力量的战略布局，为美国在东北亚安全困局中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2010年可谓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的转折点。整个亚洲地区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以及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为美国高调回归亚洲提供了契机。
作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决策层内的核心人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奥巴马政府对朝鲜政策的设计上起着关键的“大脑”作用。他在智库、大学和政府机构都有过供职经历，对国际安全事务有着密切的学术和政策关注。此次，他第二次受到民主党总统点将进入政府机构(1997年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在这个平台上，他对朝鲜半岛的认识以及对亚洲地区事务特别是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有了一处可转变为政策的空间。
国家安全事务的内行
斯坦伯格1953年5月生于波士顿，先后在哈佛和耶鲁获得本科和法学学位，是一名铁杆民主党人。他曾在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时参与助选。斯坦伯格的职业履历除了早年担任一位联邦法官的书记员外，其他职业经历大都与国家安全有关，包括担任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助理、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加州分部的政策分析师，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国务院参谋长和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直到2005年，他还担任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在获得奥巴马对他的副国务卿任命之前，他担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主任。
长期从事国家安全事务工作和研究的经历使他对国家安全事务有着相对成熟的看法，在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于2008年合写的题为《艰难的过度：总统掌权伊始的外交政策困境》文章中他谈道，“下任总统将会在美国历史上，时局最为微妙和险恶的情况下就职，他将直面目前正在发生的两大冲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军已经过深、过广地卷入了地面行动。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稳定这种不利局势的好办法”。
在奥巴马中期选举前，奥巴马政府在的对朝政策并没有一套前后连贯的方案，这一点基本上承袭了此前20多年来的美朝政策局势：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对朝政策基本处于“匮乏状态”，表面上看得见的直接对朝政策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同时始终对外交接触情有独钟。但是几十年下来，美方发现朝鲜回馈给他们的基本都是反复触动神经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亚洲安全问题有着系统认识并有着相关研究和从政经历的斯坦伯格，自然备受奥巴马的赏识，成为“掌舵”美国对朝政策的不二人选。
熟悉华盛顿外交圈子的记者曾这样描述詹姆斯·斯坦伯格：充满耐心和细心，从不轻易对别人透露自己的立场。不过在当得知被奥巴马提名为副国务卿后，斯坦伯格没有掩饰自己的兴奋，并在给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教职员工的一封信中表示对于这项任命“深感荣幸”。
更有意思的是，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白宫，斯坦伯格以精力充沛和博学多才闻名，他喜欢在工作之余的钓鱼和跑步过程思考国家安全政策。
积极推动重返亚洲
亚洲安全是斯坦伯格在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最为关注的要点之一。2010年6月，在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所作的题为《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政策挑战和机遇》演讲中，他重申了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视。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从一开始就将加强我们与在亚洲的传统盟友和崛起力量之间的联系摆在一个优先位置，这是美国亚洲长期战略中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将来也将依靠这一战略。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他还进一步表示，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亚洲之行，以及奥巴马总统2010年的亚洲之旅绝非偶然，这是美国对亚洲加强关注的最好体现。他认为，再没有比最高层级的领袖如此深度参与能够更好地证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
斯坦伯格随后明示了自己的亚洲政策思路：“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双边联盟、与新近崛起的国家构建友谊并努力构建地区合作结构，依靠这一结构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的挑战。”
斯坦伯格在2008年获得奥巴马点将成为常务副国务卿后，通过一系列演说表述了自己对朝政策的思路。他认为，美国一方面应继续将朝鲜半岛问题放在美国整个亚洲战略中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近20余年间，美国已在亚洲“循序渐进地与盟友或者潜在的伙伴培养了感情、增进了合作与共识”，因此美国在2010年高调回归亚洲是长期势力和影响力积聚的结果，绝非短期权宜之计。
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亚洲的力量对比在近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美国决策层所不能忽略的。面对不按照西方惯例出牌的朝鲜，需要采取积极的姿态和行动来应对。斯坦伯格在几次谈话中屡次提出“美国对朝政策需要改变之前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审慎接触模式”。他认为，无休止的谈判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朝鲜必须要通过切实有效的，且看得见的行动来体现诚意，这是谈判的基础。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些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后对朝政策改弦更张的端倪。
“有条件接触”
在斯坦伯格看来，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其自身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正常化都为美国在亚洲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合作支撑。韩国也是如此。对于朝鲜，他说，“我们试图确立这样一種信念，那就是我们要让朝鲜认识到放弃一意孤行的核试验、导弹项目以及其他挑衅性行为，是为其国民确立一个正面未来的唯一路径。那些恶性行为(核试验、导弹试射等)不会带来任何回报。如果朝鲜想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实际行动表现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诚意。”
斯坦伯格强调朝鲜要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就必须懂得国际责任，并且以韩国做参照对象来批评朝鲜，敦促朝鲜在无核化和民主化两个领域有所作为，进而摆脱目前的外交困境。
斯坦伯格认为，对美国而言，亚洲的机遇与挑战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提供了机遇，美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和行动。因此，他提出重启会谈的条件就是朝鲜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无核化行动方案并且必须有付诸实施的决心。
同时，在六方会谈之外，他启动了美朝直接对话机制，美国认为这样就不必通过他国来做朝鲜方面的工作，朝鲜也可以获得被重视的心理满足。
作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大脑，斯坦伯格在朝鲜半岛局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他希望通过“有条件接触”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在亚洲力量的战略布局，为美国在东北亚安全困局中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