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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笑峰先生，1953年开始正式从事体育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国内外体育(PE身体教育)问题有所考察与研究，并形成独到的见解。当时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杨钟秀教授有意让林从事体育理论工作，派他先到中学去当3年(1950～1953年)体育教师。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师范大学体育理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体育学刊》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共发表体育论文70多篇，全力以赴为体育事业争取向阳之地，对体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颇得体育教师们的敬重。现在，林先生虽已80高龄，但精神矍铄，退而不休，仍然热心于体育问题的考究，致力于《健身论》专著写作，特别关注体育教师对健身知识和技能的实验研究。在他的书房里经常学友满座，谈笑风生，共同切磋问题。林先生被誉为“体质派和真义体育派”的带头人。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本刊李寿荣副主编就有关体育的问题对林先生进行采访。
李寿荣(以下简称李)：1957年您就在《体育文丛》上发表文章，提出应取消“体育教育”一词，当时是基于什么考虑?
林笑峰(以下简称林)：1957年前后是历史上很不平凡的日子，很重大的变故是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开始反修。内部反修开始后领导布置我审查从苏联搬过来的体育教材。我认真地进行了这一工作，从中确凿知道了“苏联的运动文化娱乐竞技事业不是体育”，“苏联在身体文化和竞技之外，的确有身体教育之体育事业”的客观存在。苏联真正的体育即身体教育(以下提到的体育，都是指身体的教育，即增强体质的教育(PE——Physcial Educaiton)，编者注)不是竞技。可我们某些体育权威人士对此缺乏认识，认为“竞技就是体育”，而别无其它。后来就把“sport”当“体育”了，接着又把“身体教育”化名的“体育教育”改为“sport教育”，把学校体育课程的内容全部改成竞技运动教练，弄得我国作为“身体教育”的“PE体育”“消亡”。
当时我考虑的是，拿外国的竞技当体育，会使中国全民身体教育化为乌有，名存实亡，绝不可取。所以至今我还在坚持体育“增强人民体质——健身”的真义。
李：长期以来，您坚持体育与竞技的本质区别，对这个问题的澄清有什么理论与实际意义?
林：我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理论意义在于，确立把增强体质——健身作为身体教育的本质，同时也要确立运动娱乐竞技的本质。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漠视了本质就谈不上什么理论和什么实践，区别各自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和实践体育和娱乐竞技的事情。
李：在不少文献中都有“体质派”的说法，特别是提到代表人物时常提及徐英超先生和您，为什么?
林：因为我和徐老有共识——体育是身体教育，不是运动娱乐竞技，体育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是强国强民之大计。体育之真义纯正，不可诬，不可毁。
李：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体委科教司及教育部门组织编写体育理论教科书，您曾作为编写人员，后来退出是什么原因?
林：对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当时分歧很大，有的坚持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有的坚持体育“sport”就是体育，后来定了调子，得按照“sport体育”编写。因为我不会写娱乐竞技的“体育理论”，也不肯到那里去凑数，所以毅然退出。
李：1981年在国家体委办公厅一个小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体育理论专题讨论会，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林：1981年的那次讨论会很不寻常，在国家体委办公厅一个小会议室召开，与会的只有十几人，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体科所体育理论研究室主任熊斗寅、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钟师统、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赵斌、人民体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闫海、大连医学院教授白春育、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副教授滕子敬等。
不知何故让我与会(林笑峰在1979年7月18日《体育报》上发表文章《世界体育科学的动向和我们的使命》，估计是这篇文章引起体委领导的注意。编者注)，所以没有任何准备。一天上午第4节课刚下来，系领导通知我，尽快动身，明早到国家体委办公厅小会议室开会，不得有误。第二天一早到了北京，连忙赶到会场，还是迟到了几分钟，看到多位领导在坐，心里忐忑不安。
会议开始了，熊斗寅几句开场白后，荣高棠副主任直接点名要我发言，要我讲什么叫体育。我说：荣主任，我没准备，让我先听一听吧。荣说：我们知道，你有说的，你就说吧。此时全场目光都转到我身上。据平时了解的，我简述了苏联的费克斯(简称φKUC——身体运动文化娱乐和竞技)和费孚(φB——体育)，以及国际上体育、sport术语统一研究会的报道。接着，荣高棠问这个统一研究会是何年、何地开的?我说：1961年和1962年在奥地利召开的。荣高棠问此会主办人是谁?我说是奥地利人，名叫切尔内。荣高棠将目光转向到会的其他同志问：你们知道吗?停了一会，无人回答。荣高棠直接问闫海：老闫，什么是费克斯、什么是费孚?闫海答：据我所知，俄语的“费克斯(φKUC)”就是体育，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没有什么区别。荣高棠把目光转向我说：什么费克斯、费孚，怎么搞出来的?我问闰海你从俄语译出的“体育学校”是什么?闫答：就是斯泡特(sport)学校。我问：你把俄语费孚学校也译为“体育学校”，是不?闫答：是的，费孚学校和斯泡特学校是一样的嘛!我说：不一样，斯泡特学校是竞技学校，而费孚学校才是体育学校，两者本质不同。后来，白春育搭话圆场，讲了一些日本体操学校的情况。最后，讨论会也没取得结论性的意见，未获共识。
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讨论演变成思想批判，您能介绍前前后后的情况吗?
林：1979年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一次体育理论问题的研讨会和体育理论教师的讲习，邀我去讲学，我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对sport和PE的认识问题，一石激起千重浪。1982年在烟台召开的是一次专业性、理论性、对立性较强的学术讨论会，我小心翼翼地讲了sport不是体育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贾主任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体育概念不清、思想混乱、实践盲目”。于是，惹起一些人的不满，连夜组织人力写批判的发言稿，第二天让某体育学院的一位先生上台发言，指出我等的观点是全盘否定中国30年的伟大成就，重洋轻中，思想反动。北京体育学院赵斌副院长当场问到：这是谁搞的发言，何必这样上纲上线。台下很不平静，议论纷纷。我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主编谢琼桓邻坐，他对我说：学术思想何必如此上纲上线。
到了1983年春，在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体工会议上，国家体委将烟台会议的情况写了一个通报发到全国。
“烟台风波”哄动全国，批判之风越演越烈。
教育部向中宣部打报告反映体委搞学术思想上 的大批判(当时已不许再搞大批判)，中宣部就此检查体委。体委的答复是：我们搞的是学术讨论，不是大批判。实际上我不但挨了批判，还曾被停止讲课。
到了1999年，在1982年“烟台风波”中批判过我的人又发表文章点名重提我在烟台否定“sport体育”的“过错”，这就更使我想不通了，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近20年，邓小平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英明论断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思潮出现!
李：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了有关体育法规制定的学术讨论。有人说，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与您的思想是一致的。您如何看?
林：我是第六届(1988－1993年)、第七届(1993－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本来我是作为广东民进的代表，后来钟师统同志邀我进了政协体育组。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之前，当时国家体委的领导与会讨论这一问题。尽管我不十分赞成这种提法，但认为能够做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分开，这确实是一大进步。当时我就担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如何落实的问题。对提出的“全民健身一二一工程”(倡导全民做到：每人每天参加一次以上体育健身活动，学会两种以上体育健身方法，每人每年进行一次体质测定。倡导家庭做到：每个家庭拥有一件以上体育健身器材，每个季度全家进行二次以上户外体育活动，每个家庭有一份(册)以上体育健身报刊或图书。倡导社区做到：提供一处以上体育健身活动场所，每年组织二次社区范围体育健身活动，建立一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强调学校做到：保证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活动，每年组织学生开展二次远足、野营活动，每年对学生进行一次身体检查。编者注)，我是赞赏的，但后来真的如我担心的——落实不到位，借健身计划之名社会上兴起了“sport沙龙”。
我认为应该名正言顺地称“全民身体教育计划”或“增强人民体质计划”为好。对“全民健身”这种提法，我是有疑虑的。因为这种提法有不确定性，会有各种不同解释和不同的认识和作法。用汉语可以把健身解释为强健人的身体，但强健人的身体不等于完善人体、建设人体和增强人民体质的身体教育，很有可能导向运动文化娱乐活动。健身活动是体育的一种手段，而体育是一种有别于运动文化娱乐的教育，向受教育者传授增强体质全民健身的知识技能，不单单是运动文化娱乐活动。已往就有仅拿运动文化娱乐当体育的弊端，可能覆旧辙。
我最希望的是加强全民身体教育，即正确地实施增强人民体质的，完善人体的，建设人体的教育，改革以前的那些运动娱乐的、行为主义的、运动传习式的、在体育大门之外作游戏的运动教学，使中国体育切实走身体教育的道路，实行真正体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我个人认为，用科学发展观来看，对体育实行这样的改革和建设，难度非常大，但这是我最希望的。简而言之，即学校要改革运动教学，实行真正的身体教育。
李：您曾经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参与了我国的学位建设，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林：当时评议组成员总共有10人，有一个焦点，就是技术与学术的问题。钟师统、陈家琦、黄震、李季芳和我都倾向于学术是学术，技术是技术，不要混为一谈。后来由于行政的干预，学校体育就有了技术科目学位。
李：您认为目前的学位情况对我国体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什么影响?
林：问到这一点，我倒是可以谈一谈我的认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曾讨论设立“体育教学法”学位的问题，有人提出：体育教学法即TM(俄语缩写，编者注)，所以应该设立这个学位；另有人不赞成设这TM学位。因为TM是运动训练方法，不是体育教学法。所以不赞成拿TM当体育教学法来设立所谓的体育学位学科。拿TM(训练方法)充当NOφB(体育教学法)是不对的。
当设立TM“体育教学法”学位学科之后便给数十项术科课程学位开了后门，各项术科都套了学位。术科的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都有技术等级，没有必要到学科中来拿学位等级。有《运动训练学》和《竞技教育学》等一些学科设学位已经满足了竞技科学发展的需要，何必再设TM术科学位。设TM术科学位，削弱了身体教育学位的建设，不利于具有本真意义体育专业的发展。
李：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之路给年轻人许多宝贵的启示，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您对青年学者有哪些期望?
林：体育理论研究，应该求实，认真考证，不宜弄虚作假，更不能以讹传讹。长期以来，我们在诸多体育专业理论问题上存在这方面的不足，比如对“金字塔”问题，以讹传讹，阻碍了人们对体育的正确认识。要坚持知性、理性、科学性的认识。知性认识对理性、科学性的认识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什么是体育，什么是竞技，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有所知，这就是知性认识。能运用认识的法则和方法来处理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是理性的认识。在研究中，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推理判断，用科学发展观来观察体育问题。
体育界应加强自己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的修养。我们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偏差出在这些方面。比如对语言学没有深厚的功底，对外文的真义不甚了解、生搬硬套，结果带来了一大堆的错误认识。我期望年轻一代加强学习，努力学好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善于运用理性思维去综合、分析、推理、判断体育专业理论和实际问题，在21世纪实现中国体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增强人民体质作出贡献。
编后语：在这篇访问记中，林笑峰先生简单回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经历。故事重提，不是抱怨或责怪谁，目的只是为了宣扬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想告诉年青学者，学术研究之路没有坦途，只有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以求，永不放弃，才能到达真理彼岸。
编辑：邓星华
李寿荣(以下简称李)：1957年您就在《体育文丛》上发表文章，提出应取消“体育教育”一词，当时是基于什么考虑?
林笑峰(以下简称林)：1957年前后是历史上很不平凡的日子，很重大的变故是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开始反修。内部反修开始后领导布置我审查从苏联搬过来的体育教材。我认真地进行了这一工作，从中确凿知道了“苏联的运动文化娱乐竞技事业不是体育”，“苏联在身体文化和竞技之外，的确有身体教育之体育事业”的客观存在。苏联真正的体育即身体教育(以下提到的体育，都是指身体的教育，即增强体质的教育(PE——Physcial Educaiton)，编者注)不是竞技。可我们某些体育权威人士对此缺乏认识，认为“竞技就是体育”，而别无其它。后来就把“sport”当“体育”了，接着又把“身体教育”化名的“体育教育”改为“sport教育”，把学校体育课程的内容全部改成竞技运动教练，弄得我国作为“身体教育”的“PE体育”“消亡”。
当时我考虑的是，拿外国的竞技当体育，会使中国全民身体教育化为乌有，名存实亡，绝不可取。所以至今我还在坚持体育“增强人民体质——健身”的真义。
李：长期以来，您坚持体育与竞技的本质区别，对这个问题的澄清有什么理论与实际意义?
林：我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理论意义在于，确立把增强体质——健身作为身体教育的本质，同时也要确立运动娱乐竞技的本质。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漠视了本质就谈不上什么理论和什么实践，区别各自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和实践体育和娱乐竞技的事情。
李：在不少文献中都有“体质派”的说法，特别是提到代表人物时常提及徐英超先生和您，为什么?
林：因为我和徐老有共识——体育是身体教育，不是运动娱乐竞技，体育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是强国强民之大计。体育之真义纯正，不可诬，不可毁。
李：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体委科教司及教育部门组织编写体育理论教科书，您曾作为编写人员，后来退出是什么原因?
林：对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当时分歧很大，有的坚持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有的坚持体育“sport”就是体育，后来定了调子，得按照“sport体育”编写。因为我不会写娱乐竞技的“体育理论”，也不肯到那里去凑数，所以毅然退出。
李：1981年在国家体委办公厅一个小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体育理论专题讨论会，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林：1981年的那次讨论会很不寻常，在国家体委办公厅一个小会议室召开，与会的只有十几人，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体科所体育理论研究室主任熊斗寅、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钟师统、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赵斌、人民体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闫海、大连医学院教授白春育、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副教授滕子敬等。
不知何故让我与会(林笑峰在1979年7月18日《体育报》上发表文章《世界体育科学的动向和我们的使命》，估计是这篇文章引起体委领导的注意。编者注)，所以没有任何准备。一天上午第4节课刚下来，系领导通知我，尽快动身，明早到国家体委办公厅小会议室开会，不得有误。第二天一早到了北京，连忙赶到会场，还是迟到了几分钟，看到多位领导在坐，心里忐忑不安。
会议开始了，熊斗寅几句开场白后，荣高棠副主任直接点名要我发言，要我讲什么叫体育。我说：荣主任，我没准备，让我先听一听吧。荣说：我们知道，你有说的，你就说吧。此时全场目光都转到我身上。据平时了解的，我简述了苏联的费克斯(简称φKUC——身体运动文化娱乐和竞技)和费孚(φB——体育)，以及国际上体育、sport术语统一研究会的报道。接着，荣高棠问这个统一研究会是何年、何地开的?我说：1961年和1962年在奥地利召开的。荣高棠问此会主办人是谁?我说是奥地利人，名叫切尔内。荣高棠将目光转向到会的其他同志问：你们知道吗?停了一会，无人回答。荣高棠直接问闫海：老闫，什么是费克斯、什么是费孚?闫海答：据我所知，俄语的“费克斯(φKUC)”就是体育，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没有什么区别。荣高棠把目光转向我说：什么费克斯、费孚，怎么搞出来的?我问闰海你从俄语译出的“体育学校”是什么?闫答：就是斯泡特(sport)学校。我问：你把俄语费孚学校也译为“体育学校”，是不?闫答：是的，费孚学校和斯泡特学校是一样的嘛!我说：不一样，斯泡特学校是竞技学校，而费孚学校才是体育学校，两者本质不同。后来，白春育搭话圆场，讲了一些日本体操学校的情况。最后，讨论会也没取得结论性的意见，未获共识。
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讨论演变成思想批判，您能介绍前前后后的情况吗?
林：1979年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一次体育理论问题的研讨会和体育理论教师的讲习，邀我去讲学，我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对sport和PE的认识问题，一石激起千重浪。1982年在烟台召开的是一次专业性、理论性、对立性较强的学术讨论会，我小心翼翼地讲了sport不是体育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贾主任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体育概念不清、思想混乱、实践盲目”。于是，惹起一些人的不满，连夜组织人力写批判的发言稿，第二天让某体育学院的一位先生上台发言，指出我等的观点是全盘否定中国30年的伟大成就，重洋轻中，思想反动。北京体育学院赵斌副院长当场问到：这是谁搞的发言，何必这样上纲上线。台下很不平静，议论纷纷。我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主编谢琼桓邻坐，他对我说：学术思想何必如此上纲上线。
到了1983年春，在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体工会议上，国家体委将烟台会议的情况写了一个通报发到全国。
“烟台风波”哄动全国，批判之风越演越烈。
教育部向中宣部打报告反映体委搞学术思想上 的大批判(当时已不许再搞大批判)，中宣部就此检查体委。体委的答复是：我们搞的是学术讨论，不是大批判。实际上我不但挨了批判，还曾被停止讲课。
到了1999年，在1982年“烟台风波”中批判过我的人又发表文章点名重提我在烟台否定“sport体育”的“过错”，这就更使我想不通了，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近20年，邓小平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英明论断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思潮出现!
李：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了有关体育法规制定的学术讨论。有人说，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与您的思想是一致的。您如何看?
林：我是第六届(1988－1993年)、第七届(1993－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本来我是作为广东民进的代表，后来钟师统同志邀我进了政协体育组。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之前，当时国家体委的领导与会讨论这一问题。尽管我不十分赞成这种提法，但认为能够做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分开，这确实是一大进步。当时我就担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如何落实的问题。对提出的“全民健身一二一工程”(倡导全民做到：每人每天参加一次以上体育健身活动，学会两种以上体育健身方法，每人每年进行一次体质测定。倡导家庭做到：每个家庭拥有一件以上体育健身器材，每个季度全家进行二次以上户外体育活动，每个家庭有一份(册)以上体育健身报刊或图书。倡导社区做到：提供一处以上体育健身活动场所，每年组织二次社区范围体育健身活动，建立一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强调学校做到：保证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活动，每年组织学生开展二次远足、野营活动，每年对学生进行一次身体检查。编者注)，我是赞赏的，但后来真的如我担心的——落实不到位，借健身计划之名社会上兴起了“sport沙龙”。
我认为应该名正言顺地称“全民身体教育计划”或“增强人民体质计划”为好。对“全民健身”这种提法，我是有疑虑的。因为这种提法有不确定性，会有各种不同解释和不同的认识和作法。用汉语可以把健身解释为强健人的身体，但强健人的身体不等于完善人体、建设人体和增强人民体质的身体教育，很有可能导向运动文化娱乐活动。健身活动是体育的一种手段，而体育是一种有别于运动文化娱乐的教育，向受教育者传授增强体质全民健身的知识技能，不单单是运动文化娱乐活动。已往就有仅拿运动文化娱乐当体育的弊端，可能覆旧辙。
我最希望的是加强全民身体教育，即正确地实施增强人民体质的，完善人体的，建设人体的教育，改革以前的那些运动娱乐的、行为主义的、运动传习式的、在体育大门之外作游戏的运动教学，使中国体育切实走身体教育的道路，实行真正体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我个人认为，用科学发展观来看，对体育实行这样的改革和建设，难度非常大，但这是我最希望的。简而言之，即学校要改革运动教学，实行真正的身体教育。
李：您曾经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参与了我国的学位建设，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林：当时评议组成员总共有10人，有一个焦点，就是技术与学术的问题。钟师统、陈家琦、黄震、李季芳和我都倾向于学术是学术，技术是技术，不要混为一谈。后来由于行政的干预，学校体育就有了技术科目学位。
李：您认为目前的学位情况对我国体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什么影响?
林：问到这一点，我倒是可以谈一谈我的认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曾讨论设立“体育教学法”学位的问题，有人提出：体育教学法即TM(俄语缩写，编者注)，所以应该设立这个学位；另有人不赞成设这TM学位。因为TM是运动训练方法，不是体育教学法。所以不赞成拿TM当体育教学法来设立所谓的体育学位学科。拿TM(训练方法)充当NOφB(体育教学法)是不对的。
当设立TM“体育教学法”学位学科之后便给数十项术科课程学位开了后门，各项术科都套了学位。术科的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都有技术等级，没有必要到学科中来拿学位等级。有《运动训练学》和《竞技教育学》等一些学科设学位已经满足了竞技科学发展的需要，何必再设TM术科学位。设TM术科学位，削弱了身体教育学位的建设，不利于具有本真意义体育专业的发展。
李：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之路给年轻人许多宝贵的启示，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您对青年学者有哪些期望?
林：体育理论研究，应该求实，认真考证，不宜弄虚作假，更不能以讹传讹。长期以来，我们在诸多体育专业理论问题上存在这方面的不足，比如对“金字塔”问题，以讹传讹，阻碍了人们对体育的正确认识。要坚持知性、理性、科学性的认识。知性认识对理性、科学性的认识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什么是体育，什么是竞技，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有所知，这就是知性认识。能运用认识的法则和方法来处理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是理性的认识。在研究中，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推理判断，用科学发展观来观察体育问题。
体育界应加强自己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的修养。我们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偏差出在这些方面。比如对语言学没有深厚的功底，对外文的真义不甚了解、生搬硬套，结果带来了一大堆的错误认识。我期望年轻一代加强学习，努力学好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善于运用理性思维去综合、分析、推理、判断体育专业理论和实际问题，在21世纪实现中国体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增强人民体质作出贡献。
编后语：在这篇访问记中，林笑峰先生简单回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经历。故事重提，不是抱怨或责怪谁，目的只是为了宣扬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想告诉年青学者，学术研究之路没有坦途，只有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以求，永不放弃，才能到达真理彼岸。
编辑：邓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