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著名政治学家，历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从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谈起
　　
　　《同舟共进》：本刊2007年第12期“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命”专题，不知您是否读到？能否请您也发表一点意见，参与民主问题的讨论？
　　高放：贵刊的这些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受益良多。例如民主的核心是要实现宪政民主，要消除对民主选举的恐惧症，中国实现民主要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中国要实现“优质民主”，而不要“劣质民主”，等等，这些见解都是真知灼见，富有启迪。我还注意到，贵刊编者在按语中提出：“中国的民主之路不平坦，梦想变成现实不容易。民主究竟是什么，如何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和路径，怎样建立优质民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现实难题需要我们思考、探索、破解。”我认为这里首先提出的民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就很值得讨论清楚，力求取得共识，然后才能进一步寻找到达民主彼岸的路径。
　　《同舟共进》：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了对民主的热烈讨论。有人说“民主是不坏的东西”、“民主是不很坏的东西”，甚至有人说“民主是坏东西”、“民主不是东西”等等，不一而足。您认为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
　　高放：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要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说：民主是难得的最好的东西。民主，顾名思义应该是主权在民，或由民作主。民主与专制相对立。民主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的科学世界观，它是最好的国体和政体，又是各种社会团体最好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选举贤能，集思广益，择善决策，立法治理，制约权力，防治腐败，匡正祛邪，及早纠错。
　　
　　为什么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
　　
　　《同舟共进》：您为什么把“选举贤能”作为民主的首项内容、第一要义呢？
　　高放：我用“选举贤能”这句话，是从《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孔子所说的“选贤与能”稍作修改而来的。
　　西方的“民主”、“选举”两词起源于古希腊。早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在希腊文中出现的“民主”一词，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组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即主权在民、由民作主。当时希腊小国寡民，奉行的是公民的直接民主。
　　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主选举有了进一步发展，平民能与贵族共同协和治理国家，从此共和国成型。
　　近代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逐步发展起来之后，公民无法以直接民主来治理国家，才出现了间接民主，即由选民分选区选出议员，组成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政党之后才有政党参与竞选，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组阁。美国建国后又开创了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总统由选民从竞选者中挑选的新体制。
　　《同舟共进》：为何民主选举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经一二百年才逐步定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急于发展民主选举呢？
　　高放：社会主义民主理应承继人类文明成果，并开创更高类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平民百姓的民主。
　　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选举从1907～1911年起已在清朝的资政院和谘议局议员选举中试验。当时资政院的议员分钦选、民选两部分，民选98人，约占一半；谘议局议员采取两次复选法产生，即先从有钱有势有才学者当中选出“合格选举人”，再从中互选出议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是继1898年昙花一现的菲律宾共和国之后，亚洲第二个民主共和国。随后中国出现过民国国会、国民参政会、国民大会、参议会等民选机构或反映民意的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除精神病患者和被剥夺法定权利者外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早在1953年就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同年5月开始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直接选举工作。毋庸讳言，由于受苏联等额选举的影响及1957年以后“左”的路线干扰，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主选举很不完善。
　　1979年通过了新选举法，1982年和1986年又作了必要修改。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其中民主选举居首，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道理显而易见，因为选民只有首先享有选举代表和负主要责任官员的决定权，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各级人民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由选民选举产生，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并接受选民监督，完全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首先要做到权为民所授，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如从1907年算起，我国的民主选举已有100年历史。当今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我们更应加快民主建设步伐，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同舟共进》：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态势究竟如何？
　　高放：著名政治学家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一书中认为，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浪潮是1828～1926年，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次浪潮是1922～1942年，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次浪潮是1974～1990年，有32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我没有及时看到亨廷顿这个观点。我曾把20世纪世界民主与专制两种政治体制的消长概括为三个浪潮：大体上1911～1923年为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一个浪潮；上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是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二个浪潮；上世纪60年代以来是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三个浪潮。中外学者都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确有世界民主浪潮高涨的态势。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就有关于公民选举权的具体规定，理应付诸实施，表明我国是信守诺言的负责任的大国。选举权是现代化国家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制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民主选举就是由选民授权给其代表和行政首脑，因此它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
　　
　　如何切实推进我国的民主选举
　　
　　《同舟共进》：您从国内、国际、历史、经验、学理、现实等方面论证了为什么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能再简要谈谈中国共产党开展民主选举的历史吗？
　　高放：早在1928年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之初民主选举就开始起步了。后来在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又有新的进步。可惜建国后没有吸取我党亲自开创的好经验，照搬苏联的选举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依然未有大的改进，使广大民众对基层民主选举相当冷淡。
　　老苏区的民主选举照搬了苏联等额选举的模式。毛泽东在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中明确指出：长冈乡苏维埃选举的缺点之一在于“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这里只是讲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有候选人差额，而且还要有多一倍的差额。真正的民主选举还必须有竞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候选人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便于选民作出自己的判断，独立自主地投票。
　　1941年在延安举行的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民主选举，开创了在共产党员间开展竞选的好经验。当时同一选区的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校长郭化若三个共产党员候选人展开竞争，各自发表演说，最后因抗日军政大学人多势众，郭化若当选参议员。
　　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副市长选举曾采用发表电视讲话参与竞选的方式。我亲耳听到吴仪同志参与竞选的演说，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当选副市长，将以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市民服务。”
　　遗憾的是自从我参与北京市区人大代表选举，50多年来没多大改进。只有1979年的区人大代表选举采取差额竞选，有人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随即后退。后来的区人民代表选举有差额但没竞选。
　　以2006年10月14日的一次选举为例，我手边还保存着一张选民证。当时是三个候选人任选两人。选举前只贴出这三个候选人的简介，选民始终不见其人影，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选民投票时习惯性地投排名前二人的票，第三人照常是陪选。选民热情不高，不去投票还不行，会被不断催促。有的选民只好将票上的三个候选人都选上，成为废票，或者选票没有投入票箱，悄悄撕掉或带走，以示抵制这种不够民主的选举。近10多年来我每次都向投票站的负责人建议：为什么不能让几个候选人与我们选民见个面，说几句话，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广大选民衷心期待执政党能够倾听众多选民的殷切呼声，让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能够有序地开展候选人的竞选。
　　1979年通过的选举法第30条明文规定：“各党派、团体的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为什么我们难以依法开展民主竞选呢？为什么建国已近60年，还不能开展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呢？苏联模式的等额选举固然有弊病，但苏联在1936年即建国19年时已实行全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由分区直接民主选举产生，斯大林作为候选人还在莫斯科选区发表了演说（当然，由于苏联是等额选举，这不能算是竞选演说，即便差额，谁也无法与斯大林竞选）。我们还比不上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啊！真应该急起直追了！
　　《同舟共进》：除了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外，民主选举还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
　　高放：按照1982年宪法第10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这里所说的省、市、区或省、县、乡三级行政首脑的选举，在第一步中就可以试行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差额竞选产生，先从乡、区级试点，再扩大到县、市级以至省级、中央级；第二步这三级行政首脑可改为由选民直接差额竞选产生。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在第一步中可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有7000多万党员，人才济济，每个乡、镇、县、区、市至少都可以挑选出两三个思想作风好、能力魄力强的优秀党员参与竞选，不论谁当选都能维护党的领导。有人很欣赏美国的两党制，认为有两个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互相竞选，让选民挑一个，才是真民主。其实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主要都是维护富豪、财团的利益，从这一点看美国实际上是一党制，但它以两党竞选形式出现，选民感到自己投一票能起作用。我们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民主形式，由两个共产党员竞选，既让选民有选择空间，又能维护共产党领导权，何乐而不为呢？将来还可允许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行政首脑竞选。实际上不少地方公选、直选已试行，成绩显著。只要下决心真正启动这方面的改革，很容易于短期内在全国绽放民主选举之花。
　　《同舟共进》：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统一的，两个共产党员竞选能有什么区别呢？
　　高放：不同的人当权肯定会有不同的做法与绩效。只要参与竞选的人讲清他当选后准备做哪几件大事和小事以及如何做到，选民就能从中比较哪位候选人的计划和承诺更可取可信。如果某人哗众取宠，开空头支票，选民日后还可以质问他、罢免他。凡是选民民主直选竞选产生的领导人，就要认真向选民负责、由选民监督，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只向上级负责。这样还可以从制度上根绝跑官、买官的积弊，极大地遏制官员的腐败。任命制或严格控制的选举制实际上是为民作主，而不是党领导人民自己作主。只有直接民主差额竞选产生人民代表和行政首脑才能真正激发全民的政治热情，才能极大地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上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特异性。
　　《同舟共进》：直接民主差额竞选产生行政首脑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改革开放已经30年还难以付诸实践并加以推广？
　　高放：关键在于一些人习惯于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少人民民主思想，认识不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上级领导人有没有民主思想很重要。不妨举出我熟悉的正反两个实例。正面的实例是江苏省宿豫县于2003年6月在11个乡公推后确定的12名候选人都登台演说和答辩，乡镇干部和人大代表全程听取，再通过专家评鉴和民意测验，确定正式候选人，候选人还要到乡镇进行实地调查并给出施政方案，最后得票多数的当选者多数人感到满意。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大力支持这种公推竞选，认为“公推竞选是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了选举制度，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可也有公推直选的县长因不符合上级领导人意愿被撤职的实例。1998年J市L县在人代会上直选县长时，市委推荐的县长候选人落选，该县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刘慎刚以压倒多数票当选县长。市委连夜召开紧急常委会，以刘曾贿选拉票为由竟决定撤销其县长职务，次日上午不通过县人代会就宣布决定，使刘慎刚成为世界历史上任期只有十几小时的最短命的县长。事后并没有查出他有贿选行为。（见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34页）这种做法挫伤了人民代表和选民的积极性。
　　《同舟共进》：俞可平曾把民主比作陀螺，很有意思。民主为什么像陀螺？如何才能使这个陀螺转起来并越转越快而不至于停顿倒下？
　　高放：俞可平在《民主与陀螺》自序中说，他打从上小学到初中，就在课余一直为生产队放牛。当在山坡、原野牧牛时，能格外给他带来乐趣的便是玩自制的陀螺。然而玩陀螺需要练就一定的技巧，特别是要顺势用力，要是抽打的方向与旋转的方向相反，陀螺就会倒下。他深入研究政治学后深感民主就像陀螺，甚至就是陀螺。陀螺不抽不转，民主政治如果没有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也不会自动运行。推动民主政治除了制定程序和机制外，同样需要推动力和技巧，“特别重要的是要顺应民心，借助时势，循序渐进，增量发展。”我觉得要使民主这个陀螺运转起来，首要在于正确使用民主选举这个鞭。以往做法的弊病在于代替人民扬鞭或者手把手教人民如何扬鞭，这样人民就不能、也不会独立自主扬鞭。只有启动差额竞选，由人民学会并善于扬鞭，人民才能得到民主这个难得的最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