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笔下的“逃离”已成为一种主题和现象，有评论家指出，《可悲的第一人称》《没伞的孩子跑得快》等作品中的“疏离”“游离”都呈现出“生活在别处”的渴求。主人公因厌倦于当时当地的生活而不断地出走，甚至去到刀耕火种的原始丛林。但最终，这些渴求都因现世的请求或意外而中断。
　　 如果将《一屋子敌人》放到这一主题下进行考察，小说在“逃离”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取向上表现得并不激烈。男主人公“我”和女网友黎安相约，分别从北京和武汉出发，准备在昆明长水机场会合，然后开车经大理和临沧抵达南伞。“南伞”并非虚构而实有其地，这个位于临沧市的小镇西邻果敢，缅北战事之后国门关闭，不少缅甸难民涌来。这一现实的战乱背景为和平年代的“80后”提供了具有冒险性和戏剧性的写作场域。
　　 “我”和黎安并不知道去到南伞之后怎么办。黎安咨询知乎的网友怎样出境，回答是“偷渡”。小说的主题虽为“逃离”，主体却是“逃离”的方式和过程。他们首先面对的是要在昆明借辆车。无奈之下，家在昆明的黎安只好骗自己母亲说要和同事休假出行，借用家里的帕萨特。他们的“逃离”从“家”开始。
　　 当他们到达南伞时，正逢雨夜，饭店老板惊讶于他们的“旅游”目的，因为南伞并非风景秀美之地。南伞的“对面”在战事之前“遍地黄赌毒”，很多人有去无回，战事之后则少人涉足问津。老板找朋友老李来带他们“偷渡”，价格比往常高出数十倍。“逃离”于是就此搁浅。
　　 事实上，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完成的“逃离”。郑小驴借用“南伞”这个充满战事危机和诱惑的边陲小镇，无非是在表达一种“逃离”的愿望。作为“80后”，郑小驴从写作伊始便一直在追问，“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人，今天怎么办？”他们不同于在“后革命”或“革命后”时期成长起来、对历史进行追忆和记录的“70后”，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以介入和在场的姿态去写知青、写斗争史、写革命建设。他们出生、成长的环境平静无波、乏善可陈。郑小驴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无法给出答案。也可以说，他一直在寻找答案。他的写作和生活互为呼应地形成了同构：永远在路上。
　　 郑小驴是名副其实地将读书、写作和“迁徙”结合起来的作家。他爱旅游，爱跑步，爱户外运动，爱长途自驾。阿乙称呼他为“游击队员”。2014年，28岁的郑小驴结束了在长沙的生活，将自己放逐到了海南。他在异乡依然保持着跑步的习惯：沿着美舍河两岸跑，沿着南渡江的江堤跑，他在跑步时看到河流、渔火、星光，想到曾经的天涯孤旅和危崖巨涛。孤岛上的跑步由此构成了一种生命的隐喻。
　　 《一屋子敌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什么会选择“逃离”？对于这个问题，小说隐约透露了些许原由。男主人公有过体面的工作，一次酒后将酒吧里的女孩带回家，后被告强奸罪而服刑六年，妻子离婚带走了孩子。他在狱中学会了缝纫，出狱后落下了抖腿的毛病。女主人公的现实生活表明，她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职业不明的父亲喜欢喝酒，喝醉后喜欢打骂人，后遇“车祸”身亡。车没事，他的头被撞得像颗西瓜。母亲忙着照顾小儿子，一个未曾与父亲谋面的遗腹子，一个痴迷于扮演奥特曼的小男孩，而无暇顾及于她。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都遭遇了巨石的重击而留下了深刻的凹陷。
　　 毫无疑问，这是两位失败者，也是一代人的失败典型。不是战死、冻亡、饿病，而是被平凡生活一点点地缠绕和吞噬。就连他们的结伴同行同住，都未能给生活增添半点诗意和慰藉，反而让他们想起了各自深渊般的困境。这样的人物在郑小驴的《去洞庭》等小说中都可见到：男人遭遇事业与婚姻的双重失败，女人被生活碾压得没有还手之力。他们确实没有历史的负担，但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撒手。比起父辈，这种磨盘般慢悠悠的绞杀更让人发疯。孤独、漂泊、疏离、困惑、迷惘是这一代人的主题。“逃离”于是成了一种抵抗的姿态和方式。《一屋子敌人》这个题目也逸出了小说内容，弥漫为意义更加广阔和形而上的所指。
　　 相对于体质孱弱的文坛，郑小驴的独特性在于，他的身体和心性互补性地建构起了写作的格局。长跑的习惯健康着他的身体，他蓬勃结实得不像个作家。内向的性情滋养着他的笔触，他的写作安静且丰饶地贴着时代和心的内里。就这样，他在“逃离”中写“逃离”，在“迁徙”中写“迁徙”，提供了一代人精神肖像的侧面，由此呈现了时代基因的果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讲述主题和方法，由此形成了一代人的美学、价值观和话語谱系。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