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下午，看到塔利班武装进入喀布尔的消息，赶紧向采访对象女律师法蒂娜求证。她回复：“不幸的是，这是真的，我已经躲在亲戚家了。”此后的一周，我的邮箱里增加了上百封往来邮件，主题只有一个：帮助法蒂娜逃出阿富汗。
　　人与人的恐惧并不相同。后来采访阿富汗政府的官员或政治顾问，他们是普什图男性精英，也有躲起来的，但只是躲避塔利班的参政邀约。他们可以自由地与外界沟通，可以在种满花的自家小院里诗意地隐居。
　　而法蒂娜不敢打电话，害怕被定位，还需要躲开塔利班的检查站四处寻找避难所。原因仅是：她是哈扎拉族的女性活动人士。她不敢通过任何检查站，也不能直面塔利班挨家挨户的人口登记，因为没人能保证基层士兵会遵守高层领导人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口头保护。
　　为法蒂娜寻找求生之路，感受到战乱对民众的切身影响。因阿富汗被视为“战乱国家”，绝大多数可在线办理签证的国家，仍要求阿富汗公民现场办理签证，而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早在8月前就撤出了喀布尔。
　　法蒂娜最终拿到了一个欧洲国家的签证，但对方要求她自行前往机场。我仿佛看到她又哭了，就像塔利班入城前夜时一样。如何通过塔利班遍布所有街区的检查站，如何擠过机场外呼天抢地的难民群，又如何向不耐烦的美军士兵出示自己的文件？要知道，即便荷兰、德国撤离本国侨民，也出现了种种意外，荷兰第一个撤侨航班没接到任何侨民，德国第一个撤侨航班只接到7个人。
　　救人与被救时刻面临抉择。不论我如何解释，法蒂娜都不相信一个热心的普什图族政府官员会真的把她带到机场。而另一边，她在人道机构工作的好友拒绝用自由通行的身份帮她脱困。朋友的选择也可以理解：完全中立的态度，是他们能在塔利班控制区进行人道援助的前提。
　　九天了，法蒂娜至今还没逃离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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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W：在轰轰烈烈的政权更替面前，真正饱受苦难的广大阿富汗人民总是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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