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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以纪实、纪事、纪行的非虚构的文学样式，在北大荒粗犷雄浑的地域文化特色的背景下，客观真实地叙写了那段北大荒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在个体叙述与集体记忆中完成对那段特殊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中复杂人性的认知与反思，其艺术创作的自发性与民间性，精神容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历史意蕴的多重性和开放性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记忆
作者简介：王为华（196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从事东北地方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10-04收稿日期：2007-10-02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距今已经40年了。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运动与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民性格的演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以表现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知青文学，就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学概念。不过，30余年知青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逐渐式微的态势，许多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知青作家如今或转向，或销声匿迹。但在这种式微中，有一种现象却始终不衰，那就是遍地开花的各种知青回忆实录。这些出版物的数量远多于那种虚构的知青小说，它们作为一种压抑的民间声音，其状况更为复杂，是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姿态和声音，而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是它们中极富特色的一脉。
一
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作为区域性的特殊题材的作品，以纪实、纪事、纪行的非虚构的文学样式，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客观真实地反映北大荒知青的那段生活经历。这些纪实文本盘点那段特殊岁月留存于生命中的回忆与珍藏，唤醒那代人生命中未曾退去的记忆，在个体叙述与集体记忆中完成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与反思。这些纪实文本让那段遥远的、渐无棱角的生活变得清晰，似乎可以观望，可以聆听，甚至可以触摸，让更多的人贴近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进而在历史的参照中把握现实。
地处中国东北边疆的北大荒农场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间接纳了50万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响应号召满怀热情奔赴边疆，投身农村这一广阔天地，用狂热的青春去拥抱这场史无前例的洗礼。他们作为一代新移民在这片黑土地上挥洒青春和汗水，播种下欢乐与痛苦。这片沃土也见证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迁徙、回归和浩瀚的大献身运动。“对于一代知青，北大荒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的字眼，它几乎成为了一代人宿命般的象征或隐喻，不可能如吃鱼吐刺一样，把它从自己的生命和历史中剔除干净。”[1]（P1）最早以纪实文学形式表述知青上山下乡独特经历的作品是1988年肖复兴和肖复华的报告文学《啊，老三届》, 它记录了25位曾在黑龙江下乡的知青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知青纪实文学的出版，是从一部由当年北大荒知青参与写作的《北大荒风云录》正式出版开始的。《北大荒风云录》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非常个人化的写作，是刻写个人丰富感受和记忆中清晰画面的回忆作品，它具有开知青集体出版回忆录先河的意义。此后，北大荒的知青纪实文学作品有：朱晓军的《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王大闻的《客树回望成故乡——北大荒知青30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张抗抗的《大荒冰河》，肖复兴的《触摸往事》，《黑白记忆——我们的青春回忆录》，陆星儿的《生是真实的》，上海知青集体创作的《那山那水那嘎达》，《呼玛知青风云录》，等等，通过这些个人或群体的回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以生动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大荒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东北十万官兵集体垦荒的延续，当年广大知青满怀壮志豪情和世界大同的理想，来到这片广阔天地，准备以朝气蓬勃的热情，施展革命的才华。《寒夜脱粒》、《捞麻》、《磨炼》、《暴风雪之夜》、《拼搏在兴安岭上》、《亘古荒原第一锹》等作品试图以一种怀念的调子记述那一段苦难而难忘的知青生活，以浪漫主义的情怀述说青春无悔的美好记忆。尽管知青的意气风发与热血沸腾遭遇了北大荒的沼泽、泥泞、风雨和大烟泡的洗礼，但是知青们还是从住进北大荒起，就开始用细嫩的肩头抗起重重的麻袋，在零下20℃的严寒中艰苦伐木……那露着棉絮的棉袄，系在腰间的麻绳，手上的一串血泡，以至身体透支、入不敷出，留尽最后一滴汗、一滴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的北大荒岁月浓缩了创业的艰辛，洋溢着知青战天斗地的浪漫情怀。这种浪漫的情怀在反映中苏边战的纪实作品中被渲染到了极致。《北大荒风云录》、《老知青》、《知青备忘录》、《尘劫》等纪实作品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环境，而且让我们看到革命传统的熏陶，英雄主义教育在知青身上的体现。乌苏里江、珍宝岛牵动知青的心灵，当祖国的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从这些纪实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知青这代人对战争的近乎宿命的憧憬，以及成为英雄的渴望，还有他们纯真的理想与抱负。
然而知青精神与北大荒理想主义的军垦拓荒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知青毕竟不是军人，军人具有服从大局的牺牲精神，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而知青是一批没有经过社会考验又充满叛逆心理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是国家为了缓解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压力而被疏散到“屯垦戍边”行列的人，沦为接受“再教育”的境遇并非他们情愿的，所以当面临接二连三的窘境时，他们的欷歔感叹又是必然的。在《奋斗终生》中我们看到当年被推崇为知青典范的金训华，为了到洪水中捞一根集体的木头而英勇献身，这种“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的感召让更多的知青慷慨赴死。在《燃烧的青春》中我们看到美丽的青春在山火中被燃烧，在《倒在春雨里》中我们看到年轻的生命被滚落的原木击倒……死亡本不该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但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死亡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更多知青身上，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北大荒知青纪实作品中许多篇章以“浓墨重彩”回顾和抚摸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祭奠荒废的年华和早逝的生命。当一些人将年轻的生命永久地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同时也留下了一代人永不会卸下的心灵重负。在英雄崇拜的年代，因为劳动和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知识青年当然被敬仰，但是其他非正常死亡的知青同样应该为一代人所祭奠。“应当枝繁叶茂的时候却过早地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支撑着坍塌天空的一角”，这样的悲叹是必须要被理解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悲剧，历史才显得沉重和完整。
这些令人心悸甚至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仿佛是沉甸甸的石头压在知青的心头，它们使这些纪实作品在张扬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形成了历史的沉重感。历史的沉重感还表现在知青摆脱不掉的上山下乡运动所导致的种种梦魇，恋爱、婚姻、返城等一系列与个人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时刻缠绕着他们。《乐不起来》讲述了一对与当地农民结婚而被树为再教育典型的上海姐妹，她们因此失去了回城的机会，如今她们既没了“知”，也不再“青”，她们和许多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一样被历史大潮流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她们活得那么沉重，犹如晾在沙滩上的鱼，努力寻找自己的海洋，建设自己的绿地，让生命之花尽量的灿烂。《中国知青恋情报告》在向我们展示特殊年代知青错位的爱情的同时，还让我们看到惊天动地的大返城中一批没有靠山没有后门只有青春的女知青，为返城而作出的形形色色的错误选择。即便是以各种理由得以回到城市的知青，一时也难以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失业高峰中他们又是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一群，种种情况衍生出无数催人泪下的又不得不令人沉思的悲剧。北大荒给予知青们的，毕竟不仅仅是“豪迈和诗意”，“还有艰辛和困苦，还有付诸东流的青春和理想，还有一条充满挫折的生活道路”[2]（P177）。
二
相对于青春年华的诉说和抹不掉的伤痕的展示，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还有一种更为理性的声音，那就是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一些作品从不同的立场切入那一段生活，透过个人境遇与时代的巨大变迁，重新认识知青运动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性的狂热、压抑、扭曲和在民间仍然存留的、难能可贵的质朴与悲悯。
张抗抗在她的回忆录《大荒冰河》中谈到了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或不便正视的一些问题，产生了极大反响。针对部分知青提出的“青春无悔论”，张抗抗认为：其一，若说无悔，实际上便意味着对十年文革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认同；若说无悔，就等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可；其二，若说无悔，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是否会义无反顾继续跟着走；其三，在十年文革国家整体“亏损”的账上，“知青”是否是可以单账另算的赢家？个人价值莫非可游离于历史之外？她以为，知青生活中与青春热血相连的记忆，只可在怀旧、艺术审美的层次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决不可能是对整个人生价值的肯定；其四，许多知青因此荒废学业，贻误人生，从此也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这样的损失，是否能称之为无悔。知青中的有些人，一方面感叹面对未来没有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对往昔抱以无悔的心态，实在是太矛盾了。而人们只有清理了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将来，这本是这场知青问题讨论的意义所在。张抗抗指出：“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且还以如此价值去教育子女——那么，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块基石，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3]（P5）在这些随笔文章中，张抗抗对在小说中不便说明的部分进行了直接的阐述，明确表达了她对知青一代人的反思，她并不要求人人忏悔，只是希望人们对一种口号、一个论点产生一些疑问。
当知青和知青文学的乌托邦幻想如肥皂泡一样被戳破之后，回归土地、着力塑造人民的形象，并通过人民形象表达知青与人民、与土地、与祖国的绵远情愫与母子般的关系，成为知青文学反思自身的一个重要的、可喜的途径。这种反思忏悔的情绪表现在知青对第二故乡的眷恋和对农民的理解、感恩与怀念，在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中有很多篇章着力刻写特殊年代里知青与农民相濡以沫的印痕。在《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早春的芍药》、《血脉相连》、《真情》等纪实作品中知青以独特的乡土记忆，反思知青下乡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经济衰退，以忏悔释放积蓄已久的心里不安，叙述他们对农民和乡村文化的理解。农民的淳朴、善良、坚韧、宽厚，有力地支撑着知青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乡村生活让知青一代感受到了许多珍贵的感情馈赠，就如肖复兴所写的那样：“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决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1]（P163）于是，就有了“情系黑龙江”、“最美的是北大荒”的真情流露；于是知青们回返第二故乡，与老百姓频频团聚，试图捡回失落的青春，回报特殊年代的人生亲情和友谊。相当部分事业成功的知青回返乡村，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积极推动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这种感恩的回报趋势正方兴未艾。
三
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在叙写知青运动的历史变迁和知青心路历程的同时，还展现了北大荒神奇的地域文化魅力和在这块土地上不同文化的交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性的一场运动，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地域上的迁徙，而是更多地显现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来自不同地域的知识青年身上负载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参与到范围广泛的流动和信息交流活动中，走串在祖国各地。由于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文化格局，因此不同的地域文化必然为深入其中的知青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不同地区、不同背景、心理积淀各不相同的知青群在流向陌生地域的时候，其文化形态和文明方式也被随之带去。
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与大小兴安岭交织错落构成的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是北大荒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粗犷中融着和谐，质朴中透着浪漫是北大荒文化的特征。在那段岁月北大荒这块黑土地以它独有的特性接纳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北大荒独特的环境生态、风物人情、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使他们产生强烈的震惊，也为他们日后的成长注入必然的因素，让他们有别于云南知青、新疆知青、内蒙知青、大别山知青……当“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往事，那些曾经在同一地区插队, 或是来自同一个地区而下放各地的知青，开始书写各自的青春足迹与独特感受的时候，特定的地域文化因素就成为他们笔下丰厚的资源。
另一方面知青作为一代新移民也在他们所到的乡村播下了文明和崭新的生活方式，黑土地上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挑战，开始拥有现代的色彩，如同邓灿在《北大荒人眼里的知青现象》所述：“谁能想到，在北大荒曾开放过芭蕾之花呢？白毛女宣传队，在连队的晒麦场，空地上搭布景演出，在水泥地、泥土地上留下了翩跹的姿影。”[4]下乡知青成为北大荒建筑文化艺术金字塔的生力军。作为一代有知识的青年，他们还为黑土地上下一代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当老师的过程中，北大荒孩子从他们的普通话中受益，从他们的文化知识中受益，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对当年的知青老师念念不忘。从不同的认识层次、不同的反映角度出发，下乡知青们呈放射形状牵动黑土地文化的升华，提高了农村的文化素质，增加了新生力量。
通过对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纪实的手法唤起了知青一代集体的记忆，并凝聚成一个可以不断复述和再演绎的知青话语情结。他们在审视历史的同时也进一步审视自己，知青这种跌宕起伏的命运迫使他们要对历史重新审视一下，对每个人来讲，青春时期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人性当中最柔软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因此，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是需要勇气的。当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以其略显粗糙但却真实、血泪的 书写让我们发现了知青们的青春记忆时，我们才觉察到那段记忆原来是这样的沉重。记忆可以是和过去相会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是面对今日思索的一种启迪。
当虚构的知青小说持续式微的时候，纪实性的知青文学保持着生机和活力，它在艺术创作上显现出自发性与民间性，即参与写作的不仅限于专业知青作家，还包括了人数众多从事各行各业的当年知青。这些出自非专业作家之手的纪实性文学，大多从个人角度记述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由此折射出知青在中国当代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及意义。这一现象，无疑突破了知青专业作家唱“独角戏”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形成了知青文学话语民间化的可喜局面。
参考文献
［1］肖复兴． 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陆星儿． 生是真实的［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张抗抗． 大荒冰河［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邓灿． 北大荒人眼里的知青现象［J］． 上海知青，2006，（7）.
［责任编辑 杜桂萍］
On th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f Educated Youth in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WANG Wei-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Heilongjiang 15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f Educated Youth in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narrates the history of Educated Youth in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tru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culture, cognizing the history and the complex humanity in the history. Its artistic initiative and folk literature quality, mental richness and complicatedness, historical implication and openness provide us with a broad studying space.
Key words: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f educated youth; memory
关键词：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记忆
作者简介：王为华（196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从事东北地方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10-04收稿日期：2007-10-02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距今已经40年了。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运动与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民性格的演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以表现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知青文学，就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学概念。不过，30余年知青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逐渐式微的态势，许多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知青作家如今或转向，或销声匿迹。但在这种式微中，有一种现象却始终不衰，那就是遍地开花的各种知青回忆实录。这些出版物的数量远多于那种虚构的知青小说，它们作为一种压抑的民间声音，其状况更为复杂，是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姿态和声音，而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是它们中极富特色的一脉。
一
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作为区域性的特殊题材的作品，以纪实、纪事、纪行的非虚构的文学样式，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客观真实地反映北大荒知青的那段生活经历。这些纪实文本盘点那段特殊岁月留存于生命中的回忆与珍藏，唤醒那代人生命中未曾退去的记忆，在个体叙述与集体记忆中完成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与反思。这些纪实文本让那段遥远的、渐无棱角的生活变得清晰，似乎可以观望，可以聆听，甚至可以触摸，让更多的人贴近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进而在历史的参照中把握现实。
地处中国东北边疆的北大荒农场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间接纳了50万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响应号召满怀热情奔赴边疆，投身农村这一广阔天地，用狂热的青春去拥抱这场史无前例的洗礼。他们作为一代新移民在这片黑土地上挥洒青春和汗水，播种下欢乐与痛苦。这片沃土也见证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迁徙、回归和浩瀚的大献身运动。“对于一代知青，北大荒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的字眼，它几乎成为了一代人宿命般的象征或隐喻，不可能如吃鱼吐刺一样，把它从自己的生命和历史中剔除干净。”[1]（P1）最早以纪实文学形式表述知青上山下乡独特经历的作品是1988年肖复兴和肖复华的报告文学《啊，老三届》, 它记录了25位曾在黑龙江下乡的知青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知青纪实文学的出版，是从一部由当年北大荒知青参与写作的《北大荒风云录》正式出版开始的。《北大荒风云录》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非常个人化的写作，是刻写个人丰富感受和记忆中清晰画面的回忆作品，它具有开知青集体出版回忆录先河的意义。此后，北大荒的知青纪实文学作品有：朱晓军的《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王大闻的《客树回望成故乡——北大荒知青30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张抗抗的《大荒冰河》，肖复兴的《触摸往事》，《黑白记忆——我们的青春回忆录》，陆星儿的《生是真实的》，上海知青集体创作的《那山那水那嘎达》，《呼玛知青风云录》，等等，通过这些个人或群体的回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以生动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大荒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东北十万官兵集体垦荒的延续，当年广大知青满怀壮志豪情和世界大同的理想，来到这片广阔天地，准备以朝气蓬勃的热情，施展革命的才华。《寒夜脱粒》、《捞麻》、《磨炼》、《暴风雪之夜》、《拼搏在兴安岭上》、《亘古荒原第一锹》等作品试图以一种怀念的调子记述那一段苦难而难忘的知青生活，以浪漫主义的情怀述说青春无悔的美好记忆。尽管知青的意气风发与热血沸腾遭遇了北大荒的沼泽、泥泞、风雨和大烟泡的洗礼，但是知青们还是从住进北大荒起，就开始用细嫩的肩头抗起重重的麻袋，在零下20℃的严寒中艰苦伐木……那露着棉絮的棉袄，系在腰间的麻绳，手上的一串血泡，以至身体透支、入不敷出，留尽最后一滴汗、一滴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的北大荒岁月浓缩了创业的艰辛，洋溢着知青战天斗地的浪漫情怀。这种浪漫的情怀在反映中苏边战的纪实作品中被渲染到了极致。《北大荒风云录》、《老知青》、《知青备忘录》、《尘劫》等纪实作品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环境，而且让我们看到革命传统的熏陶，英雄主义教育在知青身上的体现。乌苏里江、珍宝岛牵动知青的心灵，当祖国的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从这些纪实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知青这代人对战争的近乎宿命的憧憬，以及成为英雄的渴望，还有他们纯真的理想与抱负。
然而知青精神与北大荒理想主义的军垦拓荒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知青毕竟不是军人，军人具有服从大局的牺牲精神，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而知青是一批没有经过社会考验又充满叛逆心理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是国家为了缓解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压力而被疏散到“屯垦戍边”行列的人，沦为接受“再教育”的境遇并非他们情愿的，所以当面临接二连三的窘境时，他们的欷歔感叹又是必然的。在《奋斗终生》中我们看到当年被推崇为知青典范的金训华，为了到洪水中捞一根集体的木头而英勇献身，这种“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的感召让更多的知青慷慨赴死。在《燃烧的青春》中我们看到美丽的青春在山火中被燃烧，在《倒在春雨里》中我们看到年轻的生命被滚落的原木击倒……死亡本不该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但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死亡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更多知青身上，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北大荒知青纪实作品中许多篇章以“浓墨重彩”回顾和抚摸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祭奠荒废的年华和早逝的生命。当一些人将年轻的生命永久地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同时也留下了一代人永不会卸下的心灵重负。在英雄崇拜的年代，因为劳动和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知识青年当然被敬仰，但是其他非正常死亡的知青同样应该为一代人所祭奠。“应当枝繁叶茂的时候却过早地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支撑着坍塌天空的一角”，这样的悲叹是必须要被理解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悲剧，历史才显得沉重和完整。
这些令人心悸甚至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仿佛是沉甸甸的石头压在知青的心头，它们使这些纪实作品在张扬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形成了历史的沉重感。历史的沉重感还表现在知青摆脱不掉的上山下乡运动所导致的种种梦魇，恋爱、婚姻、返城等一系列与个人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时刻缠绕着他们。《乐不起来》讲述了一对与当地农民结婚而被树为再教育典型的上海姐妹，她们因此失去了回城的机会，如今她们既没了“知”，也不再“青”，她们和许多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一样被历史大潮流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她们活得那么沉重，犹如晾在沙滩上的鱼，努力寻找自己的海洋，建设自己的绿地，让生命之花尽量的灿烂。《中国知青恋情报告》在向我们展示特殊年代知青错位的爱情的同时，还让我们看到惊天动地的大返城中一批没有靠山没有后门只有青春的女知青，为返城而作出的形形色色的错误选择。即便是以各种理由得以回到城市的知青，一时也难以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失业高峰中他们又是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一群，种种情况衍生出无数催人泪下的又不得不令人沉思的悲剧。北大荒给予知青们的，毕竟不仅仅是“豪迈和诗意”，“还有艰辛和困苦，还有付诸东流的青春和理想，还有一条充满挫折的生活道路”[2]（P177）。
二
相对于青春年华的诉说和抹不掉的伤痕的展示，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还有一种更为理性的声音，那就是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一些作品从不同的立场切入那一段生活，透过个人境遇与时代的巨大变迁，重新认识知青运动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性的狂热、压抑、扭曲和在民间仍然存留的、难能可贵的质朴与悲悯。
张抗抗在她的回忆录《大荒冰河》中谈到了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或不便正视的一些问题，产生了极大反响。针对部分知青提出的“青春无悔论”，张抗抗认为：其一，若说无悔，实际上便意味着对十年文革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认同；若说无悔，就等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可；其二，若说无悔，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是否会义无反顾继续跟着走；其三，在十年文革国家整体“亏损”的账上，“知青”是否是可以单账另算的赢家？个人价值莫非可游离于历史之外？她以为，知青生活中与青春热血相连的记忆，只可在怀旧、艺术审美的层次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决不可能是对整个人生价值的肯定；其四，许多知青因此荒废学业，贻误人生，从此也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这样的损失，是否能称之为无悔。知青中的有些人，一方面感叹面对未来没有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对往昔抱以无悔的心态，实在是太矛盾了。而人们只有清理了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将来，这本是这场知青问题讨论的意义所在。张抗抗指出：“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且还以如此价值去教育子女——那么，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块基石，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3]（P5）在这些随笔文章中，张抗抗对在小说中不便说明的部分进行了直接的阐述，明确表达了她对知青一代人的反思，她并不要求人人忏悔，只是希望人们对一种口号、一个论点产生一些疑问。
当知青和知青文学的乌托邦幻想如肥皂泡一样被戳破之后，回归土地、着力塑造人民的形象，并通过人民形象表达知青与人民、与土地、与祖国的绵远情愫与母子般的关系，成为知青文学反思自身的一个重要的、可喜的途径。这种反思忏悔的情绪表现在知青对第二故乡的眷恋和对农民的理解、感恩与怀念，在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中有很多篇章着力刻写特殊年代里知青与农民相濡以沫的印痕。在《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早春的芍药》、《血脉相连》、《真情》等纪实作品中知青以独特的乡土记忆，反思知青下乡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经济衰退，以忏悔释放积蓄已久的心里不安，叙述他们对农民和乡村文化的理解。农民的淳朴、善良、坚韧、宽厚，有力地支撑着知青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乡村生活让知青一代感受到了许多珍贵的感情馈赠，就如肖复兴所写的那样：“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决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1]（P163）于是，就有了“情系黑龙江”、“最美的是北大荒”的真情流露；于是知青们回返第二故乡，与老百姓频频团聚，试图捡回失落的青春，回报特殊年代的人生亲情和友谊。相当部分事业成功的知青回返乡村，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积极推动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这种感恩的回报趋势正方兴未艾。
三
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在叙写知青运动的历史变迁和知青心路历程的同时，还展现了北大荒神奇的地域文化魅力和在这块土地上不同文化的交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性的一场运动，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地域上的迁徙，而是更多地显现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来自不同地域的知识青年身上负载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参与到范围广泛的流动和信息交流活动中，走串在祖国各地。由于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文化格局，因此不同的地域文化必然为深入其中的知青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不同地区、不同背景、心理积淀各不相同的知青群在流向陌生地域的时候，其文化形态和文明方式也被随之带去。
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与大小兴安岭交织错落构成的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是北大荒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粗犷中融着和谐，质朴中透着浪漫是北大荒文化的特征。在那段岁月北大荒这块黑土地以它独有的特性接纳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北大荒独特的环境生态、风物人情、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使他们产生强烈的震惊，也为他们日后的成长注入必然的因素，让他们有别于云南知青、新疆知青、内蒙知青、大别山知青……当“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往事，那些曾经在同一地区插队, 或是来自同一个地区而下放各地的知青，开始书写各自的青春足迹与独特感受的时候，特定的地域文化因素就成为他们笔下丰厚的资源。
另一方面知青作为一代新移民也在他们所到的乡村播下了文明和崭新的生活方式，黑土地上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挑战，开始拥有现代的色彩，如同邓灿在《北大荒人眼里的知青现象》所述：“谁能想到，在北大荒曾开放过芭蕾之花呢？白毛女宣传队，在连队的晒麦场，空地上搭布景演出，在水泥地、泥土地上留下了翩跹的姿影。”[4]下乡知青成为北大荒建筑文化艺术金字塔的生力军。作为一代有知识的青年，他们还为黑土地上下一代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当老师的过程中，北大荒孩子从他们的普通话中受益，从他们的文化知识中受益，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对当年的知青老师念念不忘。从不同的认识层次、不同的反映角度出发，下乡知青们呈放射形状牵动黑土地文化的升华，提高了农村的文化素质，增加了新生力量。
通过对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纪实的手法唤起了知青一代集体的记忆，并凝聚成一个可以不断复述和再演绎的知青话语情结。他们在审视历史的同时也进一步审视自己，知青这种跌宕起伏的命运迫使他们要对历史重新审视一下，对每个人来讲，青春时期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人性当中最柔软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因此，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是需要勇气的。当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以其略显粗糙但却真实、血泪的 书写让我们发现了知青们的青春记忆时，我们才觉察到那段记忆原来是这样的沉重。记忆可以是和过去相会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是面对今日思索的一种启迪。
当虚构的知青小说持续式微的时候，纪实性的知青文学保持着生机和活力，它在艺术创作上显现出自发性与民间性，即参与写作的不仅限于专业知青作家，还包括了人数众多从事各行各业的当年知青。这些出自非专业作家之手的纪实性文学，大多从个人角度记述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由此折射出知青在中国当代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及意义。这一现象，无疑突破了知青专业作家唱“独角戏”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形成了知青文学话语民间化的可喜局面。
参考文献
［1］肖复兴． 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陆星儿． 生是真实的［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张抗抗． 大荒冰河［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邓灿． 北大荒人眼里的知青现象［J］． 上海知青，2006，（7）.
［责任编辑 杜桂萍］
On th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f Educated Youth in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WANG Wei-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Heilongjiang 15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f Educated Youth in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narrates the history of Educated Youth in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tru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culture, cognizing the history and the complex humanity in the history. Its artistic initiative and folk literature quality, mental richness and complicatedness, historical implication and openness provide us with a broad studying space.
Key words: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f educated youth;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