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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阳，白族，字仁甫，号中溪，大理城内人。在明代，李元阳是云南最有影响的人物，曾受到当时诸多大家如罗洪先、王畿、唐顺之、杨升庵等的推服。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曾称他为“倜傥非常人”“海内贤豪驱先”。他不仅学识渊博，著述丰富，而且为人刚毅正直，精于吏治，勤政廉洁。
民俗之美恶 吏习之臧否
有许多道理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比如说“为政在人”就是一个古今不二的真理。过去，这个命题一直被无产阶级政党所提起。苏联的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一切”，中国的毛泽东则说“干部是决定因素”，如今也未过时。反正意思都差不了多少，讲的都是人对政治的影响力。
“为政在人”原来是《中庸》里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的一句话。在春秋诸国的君主里面，鲁哀公是最附庸风雅的一位。他经常表现出屈尊之态纠缠着孔夫子请教一些奇怪的问题，以示礼贤下士。他的问题非同一般，比如他问“我一直生活在深宫美女堆里，从来不知辛劳，也不知恐惧，更不知危险，这到底为什么”，又比如“有聪明才智的人可以长寿吗”等等。听到这类问题，孔子觉得如同三岁儿童说的话莫名其妙心烦得很。但哀公是鲁国的皇上呀，怎么能随便应付呢？所以他只能虚与委蛇，他说：“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我孔丘一介书生，怎么知道啊？）但这一次鲁哀公问的却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怎么为政。”孔子觉得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应当认真开导。于是，他略一思索后一言以蔽之曰：“为政在人！”其实，哀公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信口开河而已。在他看来为政就是“自我为是”，想用谁就用谁。因此，在以后的实践中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孔夫子的这个建议。虽然他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宣称自己多么地渴望人才，多么地喜欢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但当有个叫子张的人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地来到鲁国请求拜见他时，却吃了闭门羹，足足苦等了七天也未能得到接见。于是，子张就旁敲侧击地给鲁哀公的车夫讲了那个后来家喻户晓的“叶公好龙”故事，希望通过车夫传到哀公的耳朵里。这说明，即便是金科玉律似的好主张议一议容易，但想付诸实际从而做到言行一致却很难。
时间过去一千多年，李元阳也对孔子“为政在人”这句话作了诠释。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政”的标准，即“在人”的“政”到底是什么？他说：“民俗的美恶，系于吏习之臧否。”他认为民间风气的好坏可以代表“政”，而民俗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当地官场风气的“臧否”。什么叫“臧否”呢？就是善还是恶。
宋代的吕祖谦说，到了河南中牟县，纯朴的风俗就知道县令鲁恭为政之勤否。因此说，政的根本在于俗，观俗亦可知政。
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汉书·地理志》说，老百姓有仁、义、礼、智、信等五种本性，但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慢慢养成或直、或邪、或善、或淫的习俗。因此，东汉时应劭在《风俗通义序》里说为政最关键的是扶正风俗，这与李元阳的结论是相类似的。
在《赠鹤庆何太守序》中，李元阳论述了这个道理。明代，鹤庆设军民府，下属剑川、顺州两州。鹤庆与大理接壤，而且距离仅有一百多公里，“故其守长之政令、民俗之变迁”，很快就会传到大理。正德年间，当李元阳还是一个刚考取秀才的诸生时，他就经常听人赞扬鹤庆府城风水好，那里的太守都很有贤德，并以廉洁著称，因此最后大多都获得升迁；那里的民风朴实无华、生活俭陋，老百姓一生活到老也不知狡诈是什么一回事；那里远离尘嚣，风景秀美，当官的不必忙于迎来送往，可以无为而治，公事劳累之余可以尽情流连于山水之间，悠哉游哉。真是福地啊！
而令李元阳惊讶的是，他在宦海中浮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回到大理以后，人们向他描述的鹤庆竟然与原先有天壤之别。那里的民间风气已经与往昔大相径庭，原来善良的老百姓现在却相互倾轧，猪拱猪拉扯着以进诉讼厅为乐事。与官场的交往成了某些刁民向亲朋炫耀的资本，他们常常腰揣财物贿赂官吏以期获得一丝笑脸。原先质朴的山民，在山岭上乱挖矿穴，毁坏山林以求蝇头小利，官府屡禁而不止。只要有钱财的地方，那些当官的不遗余力钻头觅缝去钻。更有甚者，在官府里当差的兵卒，在光天化日下见街上过路人头上的首饰竟然一把抢来献给上司以取宠。上行下效，老百姓里面心术不正的人见机出进衙门，捧红压黑，挑拨离间，诬害贤良，狐假虎威抄抢富人的家产。总而言之，当官的心里只有金而没有民，民的心中只有官而六亲不认。鹤庆来的人对李元阳感叹道：“呜呼！官场风气、民间风俗已经到了‘马尾穿豆腐’提不起的地步了，善良的人实在寒心啊？如此烂摊子何日才能收场。”
古语说：“物极必反，时至则化。”这种混乱局面维持到了嘉靖三十五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这一年，鹤庆来了一位姓何名璋的太守。何璋是湖北宜昌人，那里有座名山叫五陇，因此人称他为五陇何公。
那么，这位五陇何公究竟有哪些法宝神通呢？李元阳在文章里作了简要的介绍。首先在个人素质方面，他进士出身，“雅谈性命，为士林所推”。也就是说，他哲学的造诣很深，有孝道有节气，不论家乡湘湖的父老或是京城的知识界对他都推崇备至。这一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官吏显得十分要紧，这是为官做人的基础。其次，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生活简朴；当陶醉在溪山云物中时，永不泯灭的童心会使他物我相忘。以上说的是他平和性格的一面，但如若遇到邪恶的事情时，他会“怫然见于色”，意思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权贵，他会毫不客气地给予顶撞，说善恶不能相容。他在贵州思南府太守任上，就因为有这样疾恶如仇的个性，经常受到上司的责难。这种性格有点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当他一踏上鹤庆的土地，与秀美风光极不和谐的悲苦叹息之声不绝于耳，疾恶如仇的品格使他惊心怵目，于是他抬头感叹，老天啊，这是谁作的孽啊？他下决心从约束自己的开支做起，一切以安抚同情百姓为出发点，他首先整顿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治邪恶势力，使黑社会之徒丢魂落魄，入地无门。这一威慑行动的效益大大激发了善良民众的信心，他们宛如隔世，开始感受到天壤间有了一股生气，就如同被逼外逃的人，一旦回到久违的家中，且泣且笑。于是，李元阳在文章中说了那句深情的断语：“由此言之，民俗之美恶，系于吏习之臧否。其风至神，其效至速，如此是宜。”
不过话又说回来，“民俗系于吏习”这不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据有人对美国选举制度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全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么选谁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民众共识的力量远远大于一个官吏的臧否。然而，在人治和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情自古不一般啊！
老幼无菜色 官庖灶生蛙
首先，有必要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这是一句诗，全文是“老幼欢呼无菜色，官庖一任灶生蛙”。诗句出自李元阳的诗《吏隐长句为顺州刘侯作》，是写给一位叫刘璧的官吏的。“吏隐长句”是以“吏隐”为题材的七言古诗。而“吏隐”的原意是指那些不把利禄放在心上，用隐士的心情处在官位上的人。为官到了官府厨房里的灶上青蛙都跳上跳下，其廉洁可想而知，这样官员治理下的老百姓当然就会为面无菜色而欢呼了。也即是“为官清白，民无菜色”的意思。在汉语中，菜色是形容因饥饿、营养不良面泛青黄色的样子。“灶生蛙”也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汉朝有一个叫范冉的人，虽在国防部（太尉府）任职，但他居官自律，自减奉禄，穷得灶上长出青蛙，破甑子里积满灰尘。李元阳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位廉洁清白深得民心的官员。除此之外，李元阳还写了好多诗文赞扬这位官员，痛痛快快地将自己为官之道借刘璧的政绩表达了出来。
当然，我们用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这句诗，或者会产生误解。你想想如今社会进步，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除了有病在身面黄肌瘦者外，有菜色脸的人是几近绝迹了。如今大多数人大腹便便，愁着减肥，菜色已非缺衣少食者的代词了。另外，如今好吃好玩的去处多的是，哪个当官的还开小灶，吃吃喝喝全报销，吃坏了肝吃坏了胃，莫说“灶生蛙”，恐怕连官灶也早不存在了。但是，在李元阳那个时代，“民有菜色”是常事，而“官灶有蛙”却是稀奇事。
明嘉靖年间，刘璧任太和县令，后升为鹤庆府顺州的州官，顺州在现在丽江市永胜县境内，在当时顺州是一个偏僻而贫困的小州。这位刘侯，不论是在富庶的大理还是在贫瘠的顺州，一如既往地坚守作为吏隐的品格，始终不改初衷，一心为民谋利益。刘璧以举人的资格从四川来到大理任职，从上任到离职，当一件对民有益的公事上级说不准做，他一定说可以做；当一件对民不利的事上级说必须做，他一定说不能做。照现代的话说，就是他的心里总是装着百姓的疾苦，只唯上不唯下，不受外部干扰。
对于刘侯的为官品质，李元阳在《赠太和令刘君迁守顺州序》里又引《列子》这本书中的《说符》予以发挥。《说符》中有个故事说，孔子从卫国来到鲁国，在河堤上停住马车观看。那里有一条高悬二三十丈的瀑布，回环曲折地流向九十里外，其浩大的气势使鱼鳖不敢游动，鼋鼍不敢居住。此刻却有一个男子汉正打算跨过河去。孔子马上叫人沿着河边过去制止他，说：“危险啊，这条河是很难渡过去的呀！”谁想那个男子汉满不在乎，一下子就渡过了河，从水中钻了出来。孔子惊讶地问他说：“真巧妙啊！你能在水中钻进钻出，用的什么道术啊？”那个男子汉回答说：“不管只身进入水中，还是只身钻出水面，我一直都怀着一颗忠信之心。当身子骨进入惊涛骇浪时，我不敢怀有半点私心而让心里的忠信退却，于是我挺住了并终于钻出来。”孔子听后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水性都可以用忠信诚心去驾驭它，何况处理人事呢！”孔子用这个故事教导弟子们做人要坚持“忠信”二字。什么是忠？忠就是对准了一件事，专心一念，全力以赴，绝对不存三心二意。什么是信？信就是信心，诚实的心，毫不犹豫地抱着一颗勇往直前的心。那个游泳者说“吾不敢用私”就是说，绝对不敢稍微存有丝毫私心。什么是“私心”，在这里应该指的是不分心或不患得患失，不考虑水流的动向，只顾自己求胜的心思。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了“自我”，只存在与水搏斗游过河去的专一的信念，顺着漩涡的动向，该沉就顺着激流沉，该浮就顺着激流浮，不做自以为是或无谓的挣扎，就这样终于战胜河水上了岸。这是以实事求是之心对待险恶的困境、忠心诚意而不苟且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世界上还有什么办不好的呢？因此，孔子一直把“忠信”二字当作一个人立身立业之本。他常说，人与人交往中要重视信义，说话诚实可信，行为端庄正派。李元阳认为，为官之道首要的一条是诚信。
在《重送顺州守云峨刘君序》中，李元阳又对为官忠信之道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同是一个地方有人治理起来驾轻就熟，有人则束手无策；同是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在一些人眼中是刁民，在另一些人眼中是良民。这是什么原因呢？无它，关键看你是诚心诚意，还是三心二意？就以刘县官来说，他只用了个把月时间就把一个混乱不堪的县治理得有条不紊，并常感慨地说：“大理不愧是文明之邦，民风淳厚，在这里办事得心应手。”后来，他有公事暂时离任，接替他的人把事情弄得不好收拾，还抱怨大理人是蛮子不讲道理。等到刘县官复职回大理，一切都回复如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治理不存在难与易，关键在于人心；民俗不存在文与野，关键在于官风，就看为官的对当地百姓是自视高明、颐指气使，还是忠信诚实、礼贤下士？也就是有没有诚心。诚心难做到吗？其实不难，善于用心就是了。
李元阳说，如今人心不古，官场之中阿谀奉承、奔走逢迎的恶习盛行业已形成风气，甚至到了鱼肉腐烂，黄河溃决，不可挽救的地步。为官之道已败坏成了心口不一、言不由衷，为官者心里隐藏着一腔对自己有利的阴谋权术，然后拿出三寸不烂之舌，口是心非地哄骗笼络善良的老百姓，自以为得计。正直而有点良心的官员想从我做起改进邪风，然而凡事已经形成了潜规则，你想洁身自守不同污合流业已十分困难，上司抑制你，同辈嫉恨你，想求之而不得者起哄你。世风已经积重难返，其险难远远超过孔子见到的那股横波激流了。
李元阳还说，姓刘的县令是一位善于用其心的人，行事选择恰当的时间，办事寻求合理的原由，处置找到合适的地方，不论精粗巨细都要谨慎对待，早起晚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常常审视过去的决策，认为伤民的太多，于是他宁可将载有陈规的石碑磨平重新刻上新规，赋税太高他就克扣衙门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为什么刘侯会有这样的作为呢？在那首《隐吏长句》里，李元阳作了精到的赞颂：如今当官的爱讲排场，每天都有不明来路的金钱进来，一年要几车；唯有刘县令对钱不喜欢，只是陶醉在山水之间。刘侯从繁华的大理被调到偏僻的顺州，从县到州，职务是升高了，但顺州却是穷困州，州府前只有两三家住户，但他不嫌官场冷淡，考虑的只是这里民间种的桑树太少。有了这样的父母官，老百姓还会面有菜色吗？
至诚恻怛 为官之本
我们读二十五史，就会发现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到《清史稿》都有《循吏传》一目。什么叫“循吏”呢？从字面上看，循，是循良，是守法尽职的意思，循吏就是守法尽职的官吏。司马迁给循吏下的定义是既按法律条文办事又讲情理，同时又不吹嘘自己的功劳和才能，不居高自大、恃才傲物，这样的官吏就是循吏。历史上“循吏”通常也被称为“良吏”或“清官”。总之，循吏是老百姓心中的好官。以后的各代史书对循吏的标准不尽完全一致，但入选的循吏都是撰史者心目中的完人。
在《送孙太守序》一文中，李元阳认为“至诚恻怛”应该是循吏必备的品格。做不到至诚恻怛，就不是循吏。
那么什么是“至诚恻怛”呢？首先说“至诚”。做人要诚实，这是不必多说的道德底线。孔子不是早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吗？“信”就是诚实不欺，有信用。当弟子子贡请教从政方法时，孔子强调说，在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强大军事装备和取得民众的信任这三者中，民信是第一位的，不可或缺。聪明的为政者在必要的时候宁可暂时放下足食和足兵不管，也决不放弃民信，因为他们知道“民无信不立”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要诚信就要忠于职守身体力行为民谋利益。在诚信这点上，大家是容易理解的，关键在于实践。恻怛之心就是对人寄予同情心，这种同情是极度深沉的，刻骨铭心的。这里当然指的是下对上的恻怛之心，那么上又如何表现对下的恻怛之心呢？《汉书·文帝纪》记载了一件事：由于匈奴的入侵，西汉边境一直不得安其生，累年吏民多被杀伤。汉文帝二年，西汉采取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汉文帝为此下诏，说：“边境之灾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一国之君竟然恻怛臣民的疾苦并且勇于承担责任，真令后来漠视民间疾苦的大大小小官吏扪心自惭！到了明代，王阳明就从哲学的角度说：“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在《大理府名宦祠记》里，李元阳以西汉何武的故事为例，讲了“至诚恻怛”是一个人永远不朽的根底。何武字君公，是蜀郡郫县人。他为人仁义厚道，喜好进荐人才，勉励赞许别人的长处。他憎恶结党营私，因此他考察文职官吏时一定要向学者们了解情况，考察学者时一定向文职官吏了解情况，以此相互参照检验。要任命官吏，先订立规则条例来防止因私请求托付。虽然，他在位时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但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人们却常常思念着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做官时至诚恻怛。李元阳由此认为，有些事隔了一夜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即便像震雷激电那样触目惊心的事也会一瞬间就无影无踪；唯独具有“至诚恻怛”品格的人，只要深入人心，不因退下官位而消亡，即使过了千载百年还会不朽。
不过，李元阳感叹道：“可惜世间具有这种至诚恻怛的官员少得可怜，简直是凤毛麟角！”这种感慨不是没有根据，这确实是李元阳的有感所发。
他说，为什么在大理这样的地方，老百姓总是对当官的有看法呢？原因是来这里当官的人都很自信。据他多年的观察，认为大理是云南的重镇，有区位优势。因此，大理自设郡以来，朝廷对郡守的选任一直十分重视，大多都是从中央部里出来学识高超熟悉政务的省一级官员。然而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凡来任职的官员自信太过，自认为高明，摆出一副威猛相，对人颐指气使，以为对待这些偏远蛮子就该如此。他们喜欢提口号、传谕示，非要人们到处张贴，甚至刻在石头上想不朽。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千方百计想控制民间，老百姓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一个接一个地发布政令，却收效甚微，压制不了老百姓的不满，层层加码扩大刑法老百姓却越发轻慢不轨。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就做些表面文章拢络人心，但只是管得了人民的面貌，管不了他的心。为什么？当官的对老百姓只不过装样子，而缺乏一片诚心啊！
孔夫子曾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对于这两句话，朱熹是这样解释的：“所居，是自己的事，要有始有终；行之以忠，是对人而言之，谓应接时恐有不诚处。”所谓忠，即是至诚恻怛。照此说来，孙太守确实是至诚恻怛的好人。他刚来大理任太守时，下属们竖起耳朵，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指示发布；老百姓伸起脖子，认为“新官一来下马威”，他一定会教训教训大家一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他不愠不燥，一副温良躬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坐在堂上办他该办的公事，处理事情不拖沓，审理案件很公正。不需大动戈干而下情明白，不需濒发号令而事皆就绪，不需施刑法而刁顽自伏。李元阳评价说，从司马迁树循吏起，西汉离现在千数百年，法令和规章一天比一天严密，但社会风气却一代不如一代。至今能有至诚恻怛从政有如孙太守者，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其实说起来，李元阳就是一个极其至诚恻怛的好官。明代大理文人李选在《侍御中溪李公行状》中说，他在荆州任知府时，姓顾的巡抚对付拖欠税赋的百姓很严，被逼死的人往往数以百计。见到顾巡抚李元阳好言相劝说：“百姓日子苦，拖欠赋税太多，不能通通查办。”巡抚对李元阳历来敬佩，接受了建议，以致减免了数百人的负担。大家感恩，有条件的争相缴纳。明朝那位刚直不阿的怪才李贽是李元阳的好朋友，李元阳去世后，称赞李元阳：“先生为海内贤豪驱先，非常人明矣！”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中溪汇稿》中读到李元阳不少关于“悯民”的诗歌，如在《丙午端阳前二日大雨雪》一诗中，他饱含深情地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盛夏发生在大理的那场大雪灾表示忧虑，充分表现出他的良知。他写道：“何事朱炎节，翻成白雪天”，违背自然规律的天气，给人民带来“一食再日算，十家九磬悬”的灾难，有谁能唱哀民之歌让皇上听到呢？又比如，在《书轩言怀》中，他写道，听了那三位农妇因官府催税逼死家中父子而申冤的痛哭声后，我不禁动情地激呼：“言毕气欲尽，使我心肝摧！”再比如，在反对官府为一己之利而发动征土司战争的《闻武定事》中，他愤怒地谴责道：“岂知喜功人，背上生剜疮！”你们这些不顾平民死活的好大喜功者，终归有一天要遭脊背生毒疮的报应！这是“忠诚恻怛”者良知的强烈显露，真不愧是古道热肠的人啊！
国之是非 八风所杀
嘉靖年间，大理来了一位姓邓的太守。这位新太守上任后，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只要有利于民生的事，他就雷厉风行去办，一下子改变了前几任当政者留下的烂摊子，大理的治理初现眉目，因而深得了民心。但出乎众人意外的是，还不到半年，这位邓太守就被莫名其妙地罢免了，据说是因为他不会取悦上司，尤其是一下子取消了过年过节照例进贡给“上级机关和领导的红包”。你想，在那个“众人皆浊我独清”的社会里，这样做不倒霉才叫怪事呢！
邓太守离任前，郡民们自觉邀约起来请李元阳给知府写篇赠序，藉以表达大家的心情。于是，李元阳写了《送邓太守东归序》。这一次，他仍然是借题发挥不作官样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很少涉及邓太守的政绩，而是大谈佛家的“八风”，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大都是被八种风所毁灭。什么叫“八风”呢？佛家认为，世间存在像风一样八种动摇人心的障碍物。这八种风很厉害啊，谁碰上了它，稍不留意就要误入歧途，别想修成正果，立地成佛。佛经《佛地经论卷五·行宗记》里说：“衰、利、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违，能动物情，名为八风。”也就是说，人的周围时刻存在着八种怪物，即“衰、利、毁、誉、称、讥、苦、乐”，有四种是顺着你的高兴让你舒服的风，另外四种是逆着你的高兴让你反感的风。顺利成功是利，挫折失败是衰，背后诽谤是毁，当面称赞是誉，赞美是称，漫骂是讥，疾痛是苦，欢快是乐。这是八种纯属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虽然无影无踪无形，对我们精神世界的震撼力却胜过十二级狂风。它们时时在我们周围不停地吹拂着，吹得我们一辈子都团团围着它转，永远没有宁静的一天！一个人只要做到“八风吹不动”，那么“虽是凡夫，即入佛位”。
那么，具体一点说，这八种风是怎么样动摇人心呢？佛家认为：当奋斗了半辈子成就的官位忽然垮台，拥有的钱财忽然失去，你一下子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也就是说，当有一阵名叫“衰”风向你袭来时，你稳得往吗？相反，当金钱物质，各项利益，有的当供养，有的作礼品，包括该得和不该得的“利”风滚滚冲你而来，这时你动不动心？当背后有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恶意毁谤中伤，把你说得一文不值，使你信用蒙受损失时，对于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毁”风，你是左耳进右耳出，还是怒从胆边生，甚至心存报复呢？相反，各种称赞之辞，各种甜言蜜语，人前人后宣扬你，赞美你，说你是菩萨重生、圣贤再世，给你戴高帽子，这时你就像衔着一块肉的乌鸦被狐狸赞颂时，你会沾沾自喜吗？也就是说有一阵叫“誉”的风缓缓而来的时候，你会得意忘形吗？各种的称赞、各种好话纷至沓来，随时随地有人对你拥戴，让你的心痒酥酥的，这叫“称”风，热乎乎的，你舒服不舒服，忘其所以了吗？有人对着你冷嘲热讽，无中生有，说些坏话，随便议论你的长短，碰到这种称为“讥”的歪风，你是否生气，是否烦恼？最后还有两阵风：一是“苦”，身遭侵害，心遭恼乱，恶的因缘困扰生活，恶的境界折磨身心，给你艰难，给你逼迫，你难受得仿佛吃了黄莲；二是“乐”，随心所欲，顺适安乐，物资上的享受，感情上的满足，给你欢欣，给你快乐。遇上这份苦或乐，你能正确对待吗？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就如风拂大树，免不了要弯腰，巍然屹立如高山者能有几个？你或者会说：“我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聪明人，八风哪能吹得动我！”且慢，请你不要自信过度，从大风大浪里过来的，也许还会在小阴沟里翻船哩。说起来，你大概聪明不过宋朝的大诗人苏东坡吧。
古书上就记载了苏东坡的一则故事。传说苏东坡被贬到江苏镇江瓜州地方任职，和江南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平时，他与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十分融洽。一日，打坐时苏东坡心清气爽自觉修持有得，于是挥笔写了一首诗，立即派遣书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评点。诗是这样写的：“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思是，我向至高无尚的释迦牟尼佛叩个响头，您的光芒普照大千世界，八风啊怎能吹动得了我，我仿佛您一样，稳当当地端坐在莲花座上。佛印禅师看了看这张纸，同样马上派了一个侍者，将诗送了回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在诗的后边批上了“放屁”两个字。苏东坡打开一看，啊！我作这么好的诗，你怎么说我是放屁？简直是狗眼看人！他不容分说立刻从江北过江南，来到金山寺，一见面就气呼呼地冲着佛印禅师说：“你这和尚，怎么这样粗野？”佛印禅师淡淡地笑着回答说：“你不是已经八风吹不动了，怎么我的一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呢？”苏东坡一想，脸红得没话讲了。
唐朝年间永嘉(即现在的浙江温州)有个和尚叫玄觉，他写了一首《证道歌》，里面有一句诗，第一句是：“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另一句是：“生死幽径彻，毁誉心不惊。”意思同样是，生与死的僻静小路明摆着，毁也好誉也好，我自心不惊，情不动，也就是“八风吹不动”。《证道歌》过去曾刻在大理崇圣寺前的石碑上，是寺里与三塔齐名的五大重器之一。李元阳很敬佩玄觉，曾写过一篇《永嘉宿觉禅师集序》，因为玄觉禅师自称一夜之间悟了道，所以又名“宿觉”。
要说李元阳这次为邓太守赠序，也不全是借题发挥，邓太守也够得上“八风不动”的君子。这位太守原来是朝廷里的一个司局级官员，后来下派到四川的边远地区凉山西昌挂职当太守。西昌是个穷困地方，调来大理可以说是“从糠箩箩跳到米箩箩里”了，该高兴了吧？但李元阳说“始至之日，则见其丰神凝定，世味淡泊”，即神清气定，超凡脱俗，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不愠不火很低调，一点也看不出那种一粘热气就跳的小人。这位邓太守唯一思考的是务必做好有益于民生的事，如果有哪些事有碍于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就引起注意，大的发布告广泛征求意见，小的就立即改进。当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的关口，忽然传来要将他罢免的消息，老百姓都为此愤愤不平。但只见邓太守若无其事，行止如常，步履坦然。真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窗外云卷云舒”。于是，李元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邓太守称得上是当代不受八风干扰的顶天立地者。因为他不好势利，所以不知道世上有‘荣衰’二字；因为不图安逸，所以不知道世上有‘苦乐’二字；因为他不追求名誉地位，所以他压根底不知道有‘讥毁称誉’四个字。因为一个人的以公报私被罢了官位，这无损于把一切都看淡了的邓先生，然而如今的世道却令人生感慨。”
李元阳还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士大夫前仆后继地纷纷倒下来？按理来说，这八股风无日无时地在人们的周围吹拂，但世间笑看风起云涌我自巍然的人还是不少。泰山屹立渤海之滨，山脚有密密麻麻的树林和鳞次栉比的城郭，当飓风一来，卷楼拔木，只有泰山高耸而巍然不动摇。八风这东西却会顺着人的劣根性，像渤海的飓风之于树木和城郭，不停地袭来。人的习性喜好虚荣而厌恶败落，喜好快乐而厌恶痛苦，喜好吹捧而厌恶诋毁；八风很会迎合人的这种心理，知道人有所好就吹喜风，知道人有所恶就吹悲风。一个人从早到晚、从少到壮，不是欢喜就是悲愤，不是悲哀就是恐惧，不是忧伤就是愤怒，总是一息不停地被八风所惊扰。尤其是那些追求名利的当政者，他们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悲愤，升迁了就趾高气扬，退下来就闷闷不乐，顺我者则抱在怀里，逆我者就推下深渊，一切都以自己利益的圆圈划线对人。因此，以权谋私、贪污枉法横行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看来好端端的国家，终究要被八风所杀啊！”
济世之具忍 立民之心信
在《送太守周公述职序》中，李元阳开宗明义提出一个为官之道的命题：“士有济天下之具者成于忍，得民之心者本于信。”意思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做好官必须明白两个道理：真心想拯救天下而有所作为，就一定要有忍性；诚心想获得民心而让民拥载，就一定要讲信用。
忍和信这两个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过去，民间顾形思义说“忍”字是“心上一把刀”，意思是人家把刀戳在你的心上也只能忍气吞声。因此，“忍”字就被看成是连命都不要怯懦无能、甘受屈辱窝囊肺的符号，从而使“忍耐”二字也受牵连。
然而，古人并不认为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相反是积极向上的人格修养。元朝年间，有位叫吴亮的人专门编了一本《忍经》，书中辑录了将近一百则忍的故事，大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吴亮在序中开头就说，忍，乃是一个人胸怀中宏博的器量，属于仁者的事，只有宽恕二字才能达到。而且，他还将忍提得很高，说如若一个人具有了能忍的修养，成就圣贤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孟子对“忍”的定义与上述提到的“心上一把刀”有些什么不同的呢？应该说，吴亮是接受了孟子的解释的。被天降以大任的当然是“去圣贤不远”的人，降以大任就要使之“动心忍性”，就是说使其内心受到震动，使其意志由此坚强。这里的“忍”有坚韧的意思。“动心忍性”，比喻历经困苦而磨练身心，不顾外界阻力，坚持做下去。这样的人在李元阳的文章中提到两位，一位是《送太守周公述职序》中的周鲁，另一位是《送太守丹崖莫公序》中的莫天赋。
周鲁原来在朝廷担任户部尚书，这户部尚书权力大得很，主管财政、税收、民政、金融、公安等政务，实际权力已经相当于副总理一职。嘉靖二十三年冬天，北方边寇大举入侵，逼近京城，从国防长到各级官员仓皇失措，个个如惊弓之鸟，抱头鼠窜，各自保命，没有一个人勇于出谋划策或挺身抵御。你说这位周部长也是凡人啊，行事随大流就行了。但他却手里握着朝廷的抗寇文书，毫无难色，义无反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与士兵一起深入敌阵，奋勇抵抗，终于击退豺虏。大家都以为御敌之功周鲁有半，理当受赏。结果怎样呢？敌退之后，邀功之徒纷纷登场，争功邀赏呀！上司偏听谗言，反而把个周鲁一竿子撸往边疆，任云南省大理府邓川小州的州官。好在还有个别有正义感的人在皇上面前为他打抱不平，最后得以提升为大理府知府。然而，对于这些不平的待遇，周鲁并不当一回事儿，不以为屈，小心谨慎为民办事，“退然不自知其贵，讷然不自言其功”。他一到大理首先注意的是不扰民，而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简化法令条文，对违法者亲临调查，判决力求不苛严，使民众没有怒气。这种德政，周鲁在大理坚持了十年。李元阳评价说，这种拯救世道的德性不正是周太守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才干吗？
莫天赋也是明万历间的大理府太守，广东雷州半岛上的海康人。嘉靖后期，经过重创的倭寇逃窜到了福建沿海兴化府（今莆田）一带。因此，凡是委任到那里的御史、监察、太守的，大多托病请辞；甚至宁愿罢官，也不想到那里活受罪；无非是贪生怕死。就在这个关口上，莫天赋接到去莆田任县令的委任，贬职入虎穴。你想他会去吗？照常理，他一定会死顶着不去赴任。出乎众人之意料，他不仅不推诿，还马上打点行装，毫不犹豫就要去。亲友们怎么放心得下呢？凡是爱护他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劝他莫往。令人不解的是，他不仅去，而且还要带家眷一起去。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做法更危险，简直是赌一把。因此，有好心人就出来劝阻，他说，我此次上任为的是安定民心，动荡的民众见县令带家眷来，知道为头的都不怕，就不会恐惧了！此时，就在倭寇又对莆田来了一番骚扰的骨节眼上，莫公大咧咧地上任了。城里居民无不惊惶，都想纷纷逃出城外。新来的莫县令上街安民：“大家有家，难道莫某无家？我不离城，大家要去哪里？”一听县令如此决心，大家胆子就壮了，在莫公率领下巡城守土。倭寇见此浩大威严之势，退兵不敢来犯莆田。万历间，云南土司叛乱纠集闲杂人等抢家劫舍，民不聊生；正好有消息传来莫公要来守大理，李元阳说：“安得如莫公者来，以镇定之。”莫天赋也是一位有“忍”的官员，他也会在济天下这个大任上有所作为的！
信，这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信，从人从言，白族谚语说：“说过的话要像种下去的松树。”意思是诺言有如松树般万古长青，而并非昙花一现瞬间消失。在儒家眼中，信也有多种含义。香港已故著名学者徐复观曾说：“《论语》上提到‘信’字，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就士的操持上讲的，一种是就政治上来讲的。前一种‘信’是人的一种德性，是每一个人所当持守的。后一种信，是政治上的一种条件，是说统治者必自己做到信的条件，以使人民能相信它。”李元阳强调的就属于后一种，认为民信是为政之根本。《论语·子路》上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就是说，当官的诚实笃信，老百姓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用他们的真情实感相回报。太守周鲁就是恪守诺言的典范，他在任上“力才半而功已倍。日虽少而效则疾”，有何秘诀呢？“此无他，预信故也”。近年来最时髦的词叫“公信度”，所谓公信度，是指政府机关和各级干部受到社会公众信任的程度。公信度高，就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效开展工作，推动事业发展。这就要求“上好信”，使人民诚服。周鲁在大理任职十余年，但不能说是“久任”，一是先后在邓川、大理两地为官，更主要的是“三年入觐”花去了一半的时间在路途奔波，很难有精力和时间去了解任职地区民间的谣俗、语言、习尚的变化。这些信息是做官者必须熟悉的情况。因为没有时间，或即使有了时间想熟悉，但任期已到，来不及了。然而，周太守则奉公廉洁、以信待民，一政一令父老儿童都有目共睹，从而不需“速化”，他也能够很容易地掌握诸多民情。从周鲁为政之妙，雄辩地证明忍与信的威力。
责任编辑 王丽敏
民俗之美恶 吏习之臧否
有许多道理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比如说“为政在人”就是一个古今不二的真理。过去，这个命题一直被无产阶级政党所提起。苏联的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一切”，中国的毛泽东则说“干部是决定因素”，如今也未过时。反正意思都差不了多少，讲的都是人对政治的影响力。
“为政在人”原来是《中庸》里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的一句话。在春秋诸国的君主里面，鲁哀公是最附庸风雅的一位。他经常表现出屈尊之态纠缠着孔夫子请教一些奇怪的问题，以示礼贤下士。他的问题非同一般，比如他问“我一直生活在深宫美女堆里，从来不知辛劳，也不知恐惧，更不知危险，这到底为什么”，又比如“有聪明才智的人可以长寿吗”等等。听到这类问题，孔子觉得如同三岁儿童说的话莫名其妙心烦得很。但哀公是鲁国的皇上呀，怎么能随便应付呢？所以他只能虚与委蛇，他说：“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我孔丘一介书生，怎么知道啊？）但这一次鲁哀公问的却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怎么为政。”孔子觉得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应当认真开导。于是，他略一思索后一言以蔽之曰：“为政在人！”其实，哀公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信口开河而已。在他看来为政就是“自我为是”，想用谁就用谁。因此，在以后的实践中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孔夫子的这个建议。虽然他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宣称自己多么地渴望人才，多么地喜欢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但当有个叫子张的人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地来到鲁国请求拜见他时，却吃了闭门羹，足足苦等了七天也未能得到接见。于是，子张就旁敲侧击地给鲁哀公的车夫讲了那个后来家喻户晓的“叶公好龙”故事，希望通过车夫传到哀公的耳朵里。这说明，即便是金科玉律似的好主张议一议容易，但想付诸实际从而做到言行一致却很难。
时间过去一千多年，李元阳也对孔子“为政在人”这句话作了诠释。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政”的标准，即“在人”的“政”到底是什么？他说：“民俗的美恶，系于吏习之臧否。”他认为民间风气的好坏可以代表“政”，而民俗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当地官场风气的“臧否”。什么叫“臧否”呢？就是善还是恶。
宋代的吕祖谦说，到了河南中牟县，纯朴的风俗就知道县令鲁恭为政之勤否。因此说，政的根本在于俗，观俗亦可知政。
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汉书·地理志》说，老百姓有仁、义、礼、智、信等五种本性，但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慢慢养成或直、或邪、或善、或淫的习俗。因此，东汉时应劭在《风俗通义序》里说为政最关键的是扶正风俗，这与李元阳的结论是相类似的。
在《赠鹤庆何太守序》中，李元阳论述了这个道理。明代，鹤庆设军民府，下属剑川、顺州两州。鹤庆与大理接壤，而且距离仅有一百多公里，“故其守长之政令、民俗之变迁”，很快就会传到大理。正德年间，当李元阳还是一个刚考取秀才的诸生时，他就经常听人赞扬鹤庆府城风水好，那里的太守都很有贤德，并以廉洁著称，因此最后大多都获得升迁；那里的民风朴实无华、生活俭陋，老百姓一生活到老也不知狡诈是什么一回事；那里远离尘嚣，风景秀美，当官的不必忙于迎来送往，可以无为而治，公事劳累之余可以尽情流连于山水之间，悠哉游哉。真是福地啊！
而令李元阳惊讶的是，他在宦海中浮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回到大理以后，人们向他描述的鹤庆竟然与原先有天壤之别。那里的民间风气已经与往昔大相径庭，原来善良的老百姓现在却相互倾轧，猪拱猪拉扯着以进诉讼厅为乐事。与官场的交往成了某些刁民向亲朋炫耀的资本，他们常常腰揣财物贿赂官吏以期获得一丝笑脸。原先质朴的山民，在山岭上乱挖矿穴，毁坏山林以求蝇头小利，官府屡禁而不止。只要有钱财的地方，那些当官的不遗余力钻头觅缝去钻。更有甚者，在官府里当差的兵卒，在光天化日下见街上过路人头上的首饰竟然一把抢来献给上司以取宠。上行下效，老百姓里面心术不正的人见机出进衙门，捧红压黑，挑拨离间，诬害贤良，狐假虎威抄抢富人的家产。总而言之，当官的心里只有金而没有民，民的心中只有官而六亲不认。鹤庆来的人对李元阳感叹道：“呜呼！官场风气、民间风俗已经到了‘马尾穿豆腐’提不起的地步了，善良的人实在寒心啊？如此烂摊子何日才能收场。”
古语说：“物极必反，时至则化。”这种混乱局面维持到了嘉靖三十五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这一年，鹤庆来了一位姓何名璋的太守。何璋是湖北宜昌人，那里有座名山叫五陇，因此人称他为五陇何公。
那么，这位五陇何公究竟有哪些法宝神通呢？李元阳在文章里作了简要的介绍。首先在个人素质方面，他进士出身，“雅谈性命，为士林所推”。也就是说，他哲学的造诣很深，有孝道有节气，不论家乡湘湖的父老或是京城的知识界对他都推崇备至。这一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官吏显得十分要紧，这是为官做人的基础。其次，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生活简朴；当陶醉在溪山云物中时，永不泯灭的童心会使他物我相忘。以上说的是他平和性格的一面，但如若遇到邪恶的事情时，他会“怫然见于色”，意思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权贵，他会毫不客气地给予顶撞，说善恶不能相容。他在贵州思南府太守任上，就因为有这样疾恶如仇的个性，经常受到上司的责难。这种性格有点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当他一踏上鹤庆的土地，与秀美风光极不和谐的悲苦叹息之声不绝于耳，疾恶如仇的品格使他惊心怵目，于是他抬头感叹，老天啊，这是谁作的孽啊？他下决心从约束自己的开支做起，一切以安抚同情百姓为出发点，他首先整顿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治邪恶势力，使黑社会之徒丢魂落魄，入地无门。这一威慑行动的效益大大激发了善良民众的信心，他们宛如隔世，开始感受到天壤间有了一股生气，就如同被逼外逃的人，一旦回到久违的家中，且泣且笑。于是，李元阳在文章中说了那句深情的断语：“由此言之，民俗之美恶，系于吏习之臧否。其风至神，其效至速，如此是宜。”
不过话又说回来，“民俗系于吏习”这不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据有人对美国选举制度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全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么选谁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民众共识的力量远远大于一个官吏的臧否。然而，在人治和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情自古不一般啊！
老幼无菜色 官庖灶生蛙
首先，有必要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这是一句诗，全文是“老幼欢呼无菜色，官庖一任灶生蛙”。诗句出自李元阳的诗《吏隐长句为顺州刘侯作》，是写给一位叫刘璧的官吏的。“吏隐长句”是以“吏隐”为题材的七言古诗。而“吏隐”的原意是指那些不把利禄放在心上，用隐士的心情处在官位上的人。为官到了官府厨房里的灶上青蛙都跳上跳下，其廉洁可想而知，这样官员治理下的老百姓当然就会为面无菜色而欢呼了。也即是“为官清白，民无菜色”的意思。在汉语中，菜色是形容因饥饿、营养不良面泛青黄色的样子。“灶生蛙”也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汉朝有一个叫范冉的人，虽在国防部（太尉府）任职，但他居官自律，自减奉禄，穷得灶上长出青蛙，破甑子里积满灰尘。李元阳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位廉洁清白深得民心的官员。除此之外，李元阳还写了好多诗文赞扬这位官员，痛痛快快地将自己为官之道借刘璧的政绩表达了出来。
当然，我们用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这句诗，或者会产生误解。你想想如今社会进步，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除了有病在身面黄肌瘦者外，有菜色脸的人是几近绝迹了。如今大多数人大腹便便，愁着减肥，菜色已非缺衣少食者的代词了。另外，如今好吃好玩的去处多的是，哪个当官的还开小灶，吃吃喝喝全报销，吃坏了肝吃坏了胃，莫说“灶生蛙”，恐怕连官灶也早不存在了。但是，在李元阳那个时代，“民有菜色”是常事，而“官灶有蛙”却是稀奇事。
明嘉靖年间，刘璧任太和县令，后升为鹤庆府顺州的州官，顺州在现在丽江市永胜县境内，在当时顺州是一个偏僻而贫困的小州。这位刘侯，不论是在富庶的大理还是在贫瘠的顺州，一如既往地坚守作为吏隐的品格，始终不改初衷，一心为民谋利益。刘璧以举人的资格从四川来到大理任职，从上任到离职，当一件对民有益的公事上级说不准做，他一定说可以做；当一件对民不利的事上级说必须做，他一定说不能做。照现代的话说，就是他的心里总是装着百姓的疾苦，只唯上不唯下，不受外部干扰。
对于刘侯的为官品质，李元阳在《赠太和令刘君迁守顺州序》里又引《列子》这本书中的《说符》予以发挥。《说符》中有个故事说，孔子从卫国来到鲁国，在河堤上停住马车观看。那里有一条高悬二三十丈的瀑布，回环曲折地流向九十里外，其浩大的气势使鱼鳖不敢游动，鼋鼍不敢居住。此刻却有一个男子汉正打算跨过河去。孔子马上叫人沿着河边过去制止他，说：“危险啊，这条河是很难渡过去的呀！”谁想那个男子汉满不在乎，一下子就渡过了河，从水中钻了出来。孔子惊讶地问他说：“真巧妙啊！你能在水中钻进钻出，用的什么道术啊？”那个男子汉回答说：“不管只身进入水中，还是只身钻出水面，我一直都怀着一颗忠信之心。当身子骨进入惊涛骇浪时，我不敢怀有半点私心而让心里的忠信退却，于是我挺住了并终于钻出来。”孔子听后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水性都可以用忠信诚心去驾驭它，何况处理人事呢！”孔子用这个故事教导弟子们做人要坚持“忠信”二字。什么是忠？忠就是对准了一件事，专心一念，全力以赴，绝对不存三心二意。什么是信？信就是信心，诚实的心，毫不犹豫地抱着一颗勇往直前的心。那个游泳者说“吾不敢用私”就是说，绝对不敢稍微存有丝毫私心。什么是“私心”，在这里应该指的是不分心或不患得患失，不考虑水流的动向，只顾自己求胜的心思。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了“自我”，只存在与水搏斗游过河去的专一的信念，顺着漩涡的动向，该沉就顺着激流沉，该浮就顺着激流浮，不做自以为是或无谓的挣扎，就这样终于战胜河水上了岸。这是以实事求是之心对待险恶的困境、忠心诚意而不苟且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世界上还有什么办不好的呢？因此，孔子一直把“忠信”二字当作一个人立身立业之本。他常说，人与人交往中要重视信义，说话诚实可信，行为端庄正派。李元阳认为，为官之道首要的一条是诚信。
在《重送顺州守云峨刘君序》中，李元阳又对为官忠信之道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同是一个地方有人治理起来驾轻就熟，有人则束手无策；同是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在一些人眼中是刁民，在另一些人眼中是良民。这是什么原因呢？无它，关键看你是诚心诚意，还是三心二意？就以刘县官来说，他只用了个把月时间就把一个混乱不堪的县治理得有条不紊，并常感慨地说：“大理不愧是文明之邦，民风淳厚，在这里办事得心应手。”后来，他有公事暂时离任，接替他的人把事情弄得不好收拾，还抱怨大理人是蛮子不讲道理。等到刘县官复职回大理，一切都回复如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治理不存在难与易，关键在于人心；民俗不存在文与野，关键在于官风，就看为官的对当地百姓是自视高明、颐指气使，还是忠信诚实、礼贤下士？也就是有没有诚心。诚心难做到吗？其实不难，善于用心就是了。
李元阳说，如今人心不古，官场之中阿谀奉承、奔走逢迎的恶习盛行业已形成风气，甚至到了鱼肉腐烂，黄河溃决，不可挽救的地步。为官之道已败坏成了心口不一、言不由衷，为官者心里隐藏着一腔对自己有利的阴谋权术，然后拿出三寸不烂之舌，口是心非地哄骗笼络善良的老百姓，自以为得计。正直而有点良心的官员想从我做起改进邪风，然而凡事已经形成了潜规则，你想洁身自守不同污合流业已十分困难，上司抑制你，同辈嫉恨你，想求之而不得者起哄你。世风已经积重难返，其险难远远超过孔子见到的那股横波激流了。
李元阳还说，姓刘的县令是一位善于用其心的人，行事选择恰当的时间，办事寻求合理的原由，处置找到合适的地方，不论精粗巨细都要谨慎对待，早起晚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常常审视过去的决策，认为伤民的太多，于是他宁可将载有陈规的石碑磨平重新刻上新规，赋税太高他就克扣衙门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为什么刘侯会有这样的作为呢？在那首《隐吏长句》里，李元阳作了精到的赞颂：如今当官的爱讲排场，每天都有不明来路的金钱进来，一年要几车；唯有刘县令对钱不喜欢，只是陶醉在山水之间。刘侯从繁华的大理被调到偏僻的顺州，从县到州，职务是升高了，但顺州却是穷困州，州府前只有两三家住户，但他不嫌官场冷淡，考虑的只是这里民间种的桑树太少。有了这样的父母官，老百姓还会面有菜色吗？
至诚恻怛 为官之本
我们读二十五史，就会发现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到《清史稿》都有《循吏传》一目。什么叫“循吏”呢？从字面上看，循，是循良，是守法尽职的意思，循吏就是守法尽职的官吏。司马迁给循吏下的定义是既按法律条文办事又讲情理，同时又不吹嘘自己的功劳和才能，不居高自大、恃才傲物，这样的官吏就是循吏。历史上“循吏”通常也被称为“良吏”或“清官”。总之，循吏是老百姓心中的好官。以后的各代史书对循吏的标准不尽完全一致，但入选的循吏都是撰史者心目中的完人。
在《送孙太守序》一文中，李元阳认为“至诚恻怛”应该是循吏必备的品格。做不到至诚恻怛，就不是循吏。
那么什么是“至诚恻怛”呢？首先说“至诚”。做人要诚实，这是不必多说的道德底线。孔子不是早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吗？“信”就是诚实不欺，有信用。当弟子子贡请教从政方法时，孔子强调说，在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强大军事装备和取得民众的信任这三者中，民信是第一位的，不可或缺。聪明的为政者在必要的时候宁可暂时放下足食和足兵不管，也决不放弃民信，因为他们知道“民无信不立”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要诚信就要忠于职守身体力行为民谋利益。在诚信这点上，大家是容易理解的，关键在于实践。恻怛之心就是对人寄予同情心，这种同情是极度深沉的，刻骨铭心的。这里当然指的是下对上的恻怛之心，那么上又如何表现对下的恻怛之心呢？《汉书·文帝纪》记载了一件事：由于匈奴的入侵，西汉边境一直不得安其生，累年吏民多被杀伤。汉文帝二年，西汉采取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汉文帝为此下诏，说：“边境之灾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一国之君竟然恻怛臣民的疾苦并且勇于承担责任，真令后来漠视民间疾苦的大大小小官吏扪心自惭！到了明代，王阳明就从哲学的角度说：“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在《大理府名宦祠记》里，李元阳以西汉何武的故事为例，讲了“至诚恻怛”是一个人永远不朽的根底。何武字君公，是蜀郡郫县人。他为人仁义厚道，喜好进荐人才，勉励赞许别人的长处。他憎恶结党营私，因此他考察文职官吏时一定要向学者们了解情况，考察学者时一定向文职官吏了解情况，以此相互参照检验。要任命官吏，先订立规则条例来防止因私请求托付。虽然，他在位时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但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人们却常常思念着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做官时至诚恻怛。李元阳由此认为，有些事隔了一夜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即便像震雷激电那样触目惊心的事也会一瞬间就无影无踪；唯独具有“至诚恻怛”品格的人，只要深入人心，不因退下官位而消亡，即使过了千载百年还会不朽。
不过，李元阳感叹道：“可惜世间具有这种至诚恻怛的官员少得可怜，简直是凤毛麟角！”这种感慨不是没有根据，这确实是李元阳的有感所发。
他说，为什么在大理这样的地方，老百姓总是对当官的有看法呢？原因是来这里当官的人都很自信。据他多年的观察，认为大理是云南的重镇，有区位优势。因此，大理自设郡以来，朝廷对郡守的选任一直十分重视，大多都是从中央部里出来学识高超熟悉政务的省一级官员。然而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凡来任职的官员自信太过，自认为高明，摆出一副威猛相，对人颐指气使，以为对待这些偏远蛮子就该如此。他们喜欢提口号、传谕示，非要人们到处张贴，甚至刻在石头上想不朽。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千方百计想控制民间，老百姓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一个接一个地发布政令，却收效甚微，压制不了老百姓的不满，层层加码扩大刑法老百姓却越发轻慢不轨。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就做些表面文章拢络人心，但只是管得了人民的面貌，管不了他的心。为什么？当官的对老百姓只不过装样子，而缺乏一片诚心啊！
孔夫子曾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对于这两句话，朱熹是这样解释的：“所居，是自己的事，要有始有终；行之以忠，是对人而言之，谓应接时恐有不诚处。”所谓忠，即是至诚恻怛。照此说来，孙太守确实是至诚恻怛的好人。他刚来大理任太守时，下属们竖起耳朵，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指示发布；老百姓伸起脖子，认为“新官一来下马威”，他一定会教训教训大家一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他不愠不燥，一副温良躬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坐在堂上办他该办的公事，处理事情不拖沓，审理案件很公正。不需大动戈干而下情明白，不需濒发号令而事皆就绪，不需施刑法而刁顽自伏。李元阳评价说，从司马迁树循吏起，西汉离现在千数百年，法令和规章一天比一天严密，但社会风气却一代不如一代。至今能有至诚恻怛从政有如孙太守者，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其实说起来，李元阳就是一个极其至诚恻怛的好官。明代大理文人李选在《侍御中溪李公行状》中说，他在荆州任知府时，姓顾的巡抚对付拖欠税赋的百姓很严，被逼死的人往往数以百计。见到顾巡抚李元阳好言相劝说：“百姓日子苦，拖欠赋税太多，不能通通查办。”巡抚对李元阳历来敬佩，接受了建议，以致减免了数百人的负担。大家感恩，有条件的争相缴纳。明朝那位刚直不阿的怪才李贽是李元阳的好朋友，李元阳去世后，称赞李元阳：“先生为海内贤豪驱先，非常人明矣！”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中溪汇稿》中读到李元阳不少关于“悯民”的诗歌，如在《丙午端阳前二日大雨雪》一诗中，他饱含深情地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盛夏发生在大理的那场大雪灾表示忧虑，充分表现出他的良知。他写道：“何事朱炎节，翻成白雪天”，违背自然规律的天气，给人民带来“一食再日算，十家九磬悬”的灾难，有谁能唱哀民之歌让皇上听到呢？又比如，在《书轩言怀》中，他写道，听了那三位农妇因官府催税逼死家中父子而申冤的痛哭声后，我不禁动情地激呼：“言毕气欲尽，使我心肝摧！”再比如，在反对官府为一己之利而发动征土司战争的《闻武定事》中，他愤怒地谴责道：“岂知喜功人，背上生剜疮！”你们这些不顾平民死活的好大喜功者，终归有一天要遭脊背生毒疮的报应！这是“忠诚恻怛”者良知的强烈显露，真不愧是古道热肠的人啊！
国之是非 八风所杀
嘉靖年间，大理来了一位姓邓的太守。这位新太守上任后，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只要有利于民生的事，他就雷厉风行去办，一下子改变了前几任当政者留下的烂摊子，大理的治理初现眉目，因而深得了民心。但出乎众人意外的是，还不到半年，这位邓太守就被莫名其妙地罢免了，据说是因为他不会取悦上司，尤其是一下子取消了过年过节照例进贡给“上级机关和领导的红包”。你想，在那个“众人皆浊我独清”的社会里，这样做不倒霉才叫怪事呢！
邓太守离任前，郡民们自觉邀约起来请李元阳给知府写篇赠序，藉以表达大家的心情。于是，李元阳写了《送邓太守东归序》。这一次，他仍然是借题发挥不作官样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很少涉及邓太守的政绩，而是大谈佛家的“八风”，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大都是被八种风所毁灭。什么叫“八风”呢？佛家认为，世间存在像风一样八种动摇人心的障碍物。这八种风很厉害啊，谁碰上了它，稍不留意就要误入歧途，别想修成正果，立地成佛。佛经《佛地经论卷五·行宗记》里说：“衰、利、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违，能动物情，名为八风。”也就是说，人的周围时刻存在着八种怪物，即“衰、利、毁、誉、称、讥、苦、乐”，有四种是顺着你的高兴让你舒服的风，另外四种是逆着你的高兴让你反感的风。顺利成功是利，挫折失败是衰，背后诽谤是毁，当面称赞是誉，赞美是称，漫骂是讥，疾痛是苦，欢快是乐。这是八种纯属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虽然无影无踪无形，对我们精神世界的震撼力却胜过十二级狂风。它们时时在我们周围不停地吹拂着，吹得我们一辈子都团团围着它转，永远没有宁静的一天！一个人只要做到“八风吹不动”，那么“虽是凡夫，即入佛位”。
那么，具体一点说，这八种风是怎么样动摇人心呢？佛家认为：当奋斗了半辈子成就的官位忽然垮台，拥有的钱财忽然失去，你一下子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也就是说，当有一阵名叫“衰”风向你袭来时，你稳得往吗？相反，当金钱物质，各项利益，有的当供养，有的作礼品，包括该得和不该得的“利”风滚滚冲你而来，这时你动不动心？当背后有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恶意毁谤中伤，把你说得一文不值，使你信用蒙受损失时，对于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毁”风，你是左耳进右耳出，还是怒从胆边生，甚至心存报复呢？相反，各种称赞之辞，各种甜言蜜语，人前人后宣扬你，赞美你，说你是菩萨重生、圣贤再世，给你戴高帽子，这时你就像衔着一块肉的乌鸦被狐狸赞颂时，你会沾沾自喜吗？也就是说有一阵叫“誉”的风缓缓而来的时候，你会得意忘形吗？各种的称赞、各种好话纷至沓来，随时随地有人对你拥戴，让你的心痒酥酥的，这叫“称”风，热乎乎的，你舒服不舒服，忘其所以了吗？有人对着你冷嘲热讽，无中生有，说些坏话，随便议论你的长短，碰到这种称为“讥”的歪风，你是否生气，是否烦恼？最后还有两阵风：一是“苦”，身遭侵害，心遭恼乱，恶的因缘困扰生活，恶的境界折磨身心，给你艰难，给你逼迫，你难受得仿佛吃了黄莲；二是“乐”，随心所欲，顺适安乐，物资上的享受，感情上的满足，给你欢欣，给你快乐。遇上这份苦或乐，你能正确对待吗？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就如风拂大树，免不了要弯腰，巍然屹立如高山者能有几个？你或者会说：“我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聪明人，八风哪能吹得动我！”且慢，请你不要自信过度，从大风大浪里过来的，也许还会在小阴沟里翻船哩。说起来，你大概聪明不过宋朝的大诗人苏东坡吧。
古书上就记载了苏东坡的一则故事。传说苏东坡被贬到江苏镇江瓜州地方任职，和江南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平时，他与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十分融洽。一日，打坐时苏东坡心清气爽自觉修持有得，于是挥笔写了一首诗，立即派遣书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评点。诗是这样写的：“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思是，我向至高无尚的释迦牟尼佛叩个响头，您的光芒普照大千世界，八风啊怎能吹动得了我，我仿佛您一样，稳当当地端坐在莲花座上。佛印禅师看了看这张纸，同样马上派了一个侍者，将诗送了回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在诗的后边批上了“放屁”两个字。苏东坡打开一看，啊！我作这么好的诗，你怎么说我是放屁？简直是狗眼看人！他不容分说立刻从江北过江南，来到金山寺，一见面就气呼呼地冲着佛印禅师说：“你这和尚，怎么这样粗野？”佛印禅师淡淡地笑着回答说：“你不是已经八风吹不动了，怎么我的一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呢？”苏东坡一想，脸红得没话讲了。
唐朝年间永嘉(即现在的浙江温州)有个和尚叫玄觉，他写了一首《证道歌》，里面有一句诗，第一句是：“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另一句是：“生死幽径彻，毁誉心不惊。”意思同样是，生与死的僻静小路明摆着，毁也好誉也好，我自心不惊，情不动，也就是“八风吹不动”。《证道歌》过去曾刻在大理崇圣寺前的石碑上，是寺里与三塔齐名的五大重器之一。李元阳很敬佩玄觉，曾写过一篇《永嘉宿觉禅师集序》，因为玄觉禅师自称一夜之间悟了道，所以又名“宿觉”。
要说李元阳这次为邓太守赠序，也不全是借题发挥，邓太守也够得上“八风不动”的君子。这位太守原来是朝廷里的一个司局级官员，后来下派到四川的边远地区凉山西昌挂职当太守。西昌是个穷困地方，调来大理可以说是“从糠箩箩跳到米箩箩里”了，该高兴了吧？但李元阳说“始至之日，则见其丰神凝定，世味淡泊”，即神清气定，超凡脱俗，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不愠不火很低调，一点也看不出那种一粘热气就跳的小人。这位邓太守唯一思考的是务必做好有益于民生的事，如果有哪些事有碍于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就引起注意，大的发布告广泛征求意见，小的就立即改进。当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的关口，忽然传来要将他罢免的消息，老百姓都为此愤愤不平。但只见邓太守若无其事，行止如常，步履坦然。真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窗外云卷云舒”。于是，李元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邓太守称得上是当代不受八风干扰的顶天立地者。因为他不好势利，所以不知道世上有‘荣衰’二字；因为不图安逸，所以不知道世上有‘苦乐’二字；因为他不追求名誉地位，所以他压根底不知道有‘讥毁称誉’四个字。因为一个人的以公报私被罢了官位，这无损于把一切都看淡了的邓先生，然而如今的世道却令人生感慨。”
李元阳还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士大夫前仆后继地纷纷倒下来？按理来说，这八股风无日无时地在人们的周围吹拂，但世间笑看风起云涌我自巍然的人还是不少。泰山屹立渤海之滨，山脚有密密麻麻的树林和鳞次栉比的城郭，当飓风一来，卷楼拔木，只有泰山高耸而巍然不动摇。八风这东西却会顺着人的劣根性，像渤海的飓风之于树木和城郭，不停地袭来。人的习性喜好虚荣而厌恶败落，喜好快乐而厌恶痛苦，喜好吹捧而厌恶诋毁；八风很会迎合人的这种心理，知道人有所好就吹喜风，知道人有所恶就吹悲风。一个人从早到晚、从少到壮，不是欢喜就是悲愤，不是悲哀就是恐惧，不是忧伤就是愤怒，总是一息不停地被八风所惊扰。尤其是那些追求名利的当政者，他们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悲愤，升迁了就趾高气扬，退下来就闷闷不乐，顺我者则抱在怀里，逆我者就推下深渊，一切都以自己利益的圆圈划线对人。因此，以权谋私、贪污枉法横行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看来好端端的国家，终究要被八风所杀啊！”
济世之具忍 立民之心信
在《送太守周公述职序》中，李元阳开宗明义提出一个为官之道的命题：“士有济天下之具者成于忍，得民之心者本于信。”意思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做好官必须明白两个道理：真心想拯救天下而有所作为，就一定要有忍性；诚心想获得民心而让民拥载，就一定要讲信用。
忍和信这两个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过去，民间顾形思义说“忍”字是“心上一把刀”，意思是人家把刀戳在你的心上也只能忍气吞声。因此，“忍”字就被看成是连命都不要怯懦无能、甘受屈辱窝囊肺的符号，从而使“忍耐”二字也受牵连。
然而，古人并不认为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相反是积极向上的人格修养。元朝年间，有位叫吴亮的人专门编了一本《忍经》，书中辑录了将近一百则忍的故事，大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吴亮在序中开头就说，忍，乃是一个人胸怀中宏博的器量，属于仁者的事，只有宽恕二字才能达到。而且，他还将忍提得很高，说如若一个人具有了能忍的修养，成就圣贤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孟子对“忍”的定义与上述提到的“心上一把刀”有些什么不同的呢？应该说，吴亮是接受了孟子的解释的。被天降以大任的当然是“去圣贤不远”的人，降以大任就要使之“动心忍性”，就是说使其内心受到震动，使其意志由此坚强。这里的“忍”有坚韧的意思。“动心忍性”，比喻历经困苦而磨练身心，不顾外界阻力，坚持做下去。这样的人在李元阳的文章中提到两位，一位是《送太守周公述职序》中的周鲁，另一位是《送太守丹崖莫公序》中的莫天赋。
周鲁原来在朝廷担任户部尚书，这户部尚书权力大得很，主管财政、税收、民政、金融、公安等政务，实际权力已经相当于副总理一职。嘉靖二十三年冬天，北方边寇大举入侵，逼近京城，从国防长到各级官员仓皇失措，个个如惊弓之鸟，抱头鼠窜，各自保命，没有一个人勇于出谋划策或挺身抵御。你说这位周部长也是凡人啊，行事随大流就行了。但他却手里握着朝廷的抗寇文书，毫无难色，义无反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与士兵一起深入敌阵，奋勇抵抗，终于击退豺虏。大家都以为御敌之功周鲁有半，理当受赏。结果怎样呢？敌退之后，邀功之徒纷纷登场，争功邀赏呀！上司偏听谗言，反而把个周鲁一竿子撸往边疆，任云南省大理府邓川小州的州官。好在还有个别有正义感的人在皇上面前为他打抱不平，最后得以提升为大理府知府。然而，对于这些不平的待遇，周鲁并不当一回事儿，不以为屈，小心谨慎为民办事，“退然不自知其贵，讷然不自言其功”。他一到大理首先注意的是不扰民，而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简化法令条文，对违法者亲临调查，判决力求不苛严，使民众没有怒气。这种德政，周鲁在大理坚持了十年。李元阳评价说，这种拯救世道的德性不正是周太守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才干吗？
莫天赋也是明万历间的大理府太守，广东雷州半岛上的海康人。嘉靖后期，经过重创的倭寇逃窜到了福建沿海兴化府（今莆田）一带。因此，凡是委任到那里的御史、监察、太守的，大多托病请辞；甚至宁愿罢官，也不想到那里活受罪；无非是贪生怕死。就在这个关口上，莫天赋接到去莆田任县令的委任，贬职入虎穴。你想他会去吗？照常理，他一定会死顶着不去赴任。出乎众人之意料，他不仅不推诿，还马上打点行装，毫不犹豫就要去。亲友们怎么放心得下呢？凡是爱护他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劝他莫往。令人不解的是，他不仅去，而且还要带家眷一起去。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做法更危险，简直是赌一把。因此，有好心人就出来劝阻，他说，我此次上任为的是安定民心，动荡的民众见县令带家眷来，知道为头的都不怕，就不会恐惧了！此时，就在倭寇又对莆田来了一番骚扰的骨节眼上，莫公大咧咧地上任了。城里居民无不惊惶，都想纷纷逃出城外。新来的莫县令上街安民：“大家有家，难道莫某无家？我不离城，大家要去哪里？”一听县令如此决心，大家胆子就壮了，在莫公率领下巡城守土。倭寇见此浩大威严之势，退兵不敢来犯莆田。万历间，云南土司叛乱纠集闲杂人等抢家劫舍，民不聊生；正好有消息传来莫公要来守大理，李元阳说：“安得如莫公者来，以镇定之。”莫天赋也是一位有“忍”的官员，他也会在济天下这个大任上有所作为的！
信，这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信，从人从言，白族谚语说：“说过的话要像种下去的松树。”意思是诺言有如松树般万古长青，而并非昙花一现瞬间消失。在儒家眼中，信也有多种含义。香港已故著名学者徐复观曾说：“《论语》上提到‘信’字，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就士的操持上讲的，一种是就政治上来讲的。前一种‘信’是人的一种德性，是每一个人所当持守的。后一种信，是政治上的一种条件，是说统治者必自己做到信的条件，以使人民能相信它。”李元阳强调的就属于后一种，认为民信是为政之根本。《论语·子路》上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就是说，当官的诚实笃信，老百姓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用他们的真情实感相回报。太守周鲁就是恪守诺言的典范，他在任上“力才半而功已倍。日虽少而效则疾”，有何秘诀呢？“此无他，预信故也”。近年来最时髦的词叫“公信度”，所谓公信度，是指政府机关和各级干部受到社会公众信任的程度。公信度高，就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效开展工作，推动事业发展。这就要求“上好信”，使人民诚服。周鲁在大理任职十余年，但不能说是“久任”，一是先后在邓川、大理两地为官，更主要的是“三年入觐”花去了一半的时间在路途奔波，很难有精力和时间去了解任职地区民间的谣俗、语言、习尚的变化。这些信息是做官者必须熟悉的情况。因为没有时间，或即使有了时间想熟悉，但任期已到，来不及了。然而，周太守则奉公廉洁、以信待民，一政一令父老儿童都有目共睹，从而不需“速化”，他也能够很容易地掌握诸多民情。从周鲁为政之妙，雄辩地证明忍与信的威力。
责任编辑 王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