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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从长安出发，贯穿亚欧大陆的茫茫商道。它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到16世纪，郑和下西洋彻底打通海上丝绸之路以后逐渐衰败。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提出的。李希霍芬是19世纪世界地理或地质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曾经在德国的波恩大學、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等学校任教。
在这条商道上留下脚印的，不仅仅是商人，还有政治家、使者、道人与僧侣，以及文人、武士、探险家、土匪、强盗等等。
丝绸之路，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印记，而这些印记，大多与行走有关，与旅行有关。我暂且称之为丝绸之路上的游记或旅行文学。
我觉得，这些文学存在着这么几个鲜明的特征：
1 丝路游记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的传播见证。
这一类型的丝路游记以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与唐朝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代表。
法显、玄奘都是僧人，和尚，他们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1.法显（公元334年—422年），东晋高僧。是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僧人到天竺留学的先驱者，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东晋平阳郡武阳人（今山西临汾地区），俗姓龚，因为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时夭折，三岁就被父亲安排到宝峰寺出家，当了“小沙弥”，但人仍住在家里。几年后，法显得了一场重病，快要死了，父亲将他送到寺院里，在寺院住了两宿，病就好了。法显病好后不愿回家，要住在寺庙里，就这样，法显是“幼年出家、立志奉佛”。他的母亲想见他很难，只好在寺院大门外盖了一间小房子，以方便母子见面。
法显10岁至20岁时，父亲、母亲就相继去世。从此，法显更加一心一意修行持戒，感叹律藏残缺，65岁高龄，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修慧景、道整、慧应、慧嵬（wei）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现新疆）到天竺（zhú，即印度）求法，一路上历经坎坷，有的人留下不走了，有的人死在路上，最后他一个人到达印度，遍历北、西、中、东天竺，获得了《佛说方等般泥洹（huán ）经》、《摩诃僧祗zhī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pí昙tán心论》、《摩诃阿毗昙》等梵本（毗昙：“无比法”，毗昙宗）。
《摩诃僧祗zhī律》（大众戒律）：“一刹那为一念，一刹那，多长？0.018秒！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三十须臾为一昼夜。”
之后，又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藏》等梵本。由海路回国，前后14年，游30余国，携带很多梵本佛经，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
回国第二年秋，到达晋都建康。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经》6卷， 《杂藏经》1卷，并撰写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即《高僧法显传》） 。后圆寂于荆州辛寺。
《佛国记》：“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
《佛国记》，记载了一路上各国各城的佛教信仰情况，大乘还是小乘，僧侣人数、寺庙。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
有关，精神追求途中各种奇遇与见闻，尤其是佛教信仰情况报告。
一路上的奇景奇险，写了生命安危中的精神定力，与一些“神迹”。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卡等地的情况。第1卷所述从阿耆（qí）尼国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俄罗斯中亚抵达阿富汗;第二卷为印度总述，并记载了从滥波国到健驮罗国，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挐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诸国;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
“王、刹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兼设无遮大会，周给贫寠，惠施鳏（guān）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学习大乘法教。……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近有边王，贪婪凶暴;闻此伽蓝，多藏珍宝。驱逐僧徒，方事发掘。”
还有，值得一提的，北魏时期的敦煌人宋云，曾和沙门的惠生（亦作慧生）一起受派经西域到天竺求经，历经千辛万苦，携大乘经论170部返回洛阳。他自己撰有《魏国以西十一国事》、《家记》等书。但原书已亡佚（yì），幸许有宋云同时代的杨炫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综合收录了宋云等人的记述，后人将这一部分文字称为《宋云行纪》。
2 丝路游记的旅行纪实特征，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以元朝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只不过，《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中国人写的，写的全是丝绸之路上的山水风景与人物风情，而《马可·波罗游记》则由西方人所写，写的是中国各地，一部分与丝绸之路有关。
这两本《游记》有两个奇怪的共同点：一，它们的成书时间都在中国元朝时候;二，作品都有他人代写而成，《长春真人西游记》由陪同西行的长春真人的弟子李志常所记述，《马可·波罗游记》由马可波罗的监狱狱友鲁斯蒂谦所记述。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的道家全真教创始人、长春真人邱处机，以74岁高龄跟随成吉思汗远赴西域（一路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行程三万余里，途中所见所闻。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与丝绸之路有关，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北京城。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籍的伟大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4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称担任了元朝官员，访问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马可·波罗回意大利后，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向狱友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
这两本游记，最明显的特征是纪实性，有较高的人文史地价值;当然，因为不是本人亲自着写，毕竟隔着一层雾纱，渗进了不少传奇色彩，尤其是后者《马可·波罗游记》，为了调动西方人的胃口，用了不少渲染、夸张的艺术技巧，以至有人怀疑马可·波罗从没来过中国，是他根据一些零碎资料胡编的。
纪实与传奇的合一，这就是神秘丝绸之路上的旅游文学。
3 丝路游记的探险考古文化特征。
法显和玄奘、长春真人和马可波罗走在丝路古道上，带有一定的探险特性，但本身不是为探险而探险，而是或为求法，或为经商旅行。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晚清至民国期间，世界各国都派出科考人员对中国丝绸之路沿线进行“探险”考察，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探险家，譬如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俄国的瓦里汉诺夫、奥登堡、柯兹洛夫、普尔热瓦尔有的出斯基，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等，他们的探险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专业探险，于政治情报目的，有的为了解开西域之谜而探险。他们的探险留下了许多探险性游记，如《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旅行记》《丝路探险记——亚洲探险之旅》等等。
最早对中国西部进行考察的应该是俄国人。如瓦里汉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前沙俄中亚总督库罗帕特金等等。瓦里汉诺夫在19世纪中叶就来到新疆，但留下的记录很少;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比较有名，现在我们说的“普氏野马”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位地理学家，跟文物的关系不大。1867年，他开始到中国境内进行考察，到了新疆、西藏、天山等地;1888年，他死于考察途中，现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有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城市。
库罗帕特金是一位俄国着名的“扩张主义”者，一名高级官員，前沙俄的中亚总督，后来在日俄战争期间还当过陆军大臣。1876年，在阿古柏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覆灭前夕，他受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冯·考夫曼的派遣，带领64人的庞大使团来新疆考察，搜集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变成了一本纪实文学集《喀什噶利亚》。虽然，他的考察和所记录的文字，带有侵略者不可告人的阴谋，但它的纪实性也给我们今人留下了许多史料价值：“离喀什噶利亚七俄里的新城要塞，是喀什噶利亚最坚固的要塞据点……城墙是土筑的，有五俄丈（35英尺）厚。它们是由一堵可以通行一辆马车的土平台和一堵带有城楼的城堡状的墙构成的。土平台的高度是四俄丈半……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四俄丈，河底有个蓄水池，约五英尺深……”
我在自己的长篇散文《新疆流浪记》中，写喀什时，也引用了该书的一句：“驮马主要来自费尔干纳省，而骆驼则来自谢米列钦斯或喀什噶利亚本地。”
接着俄罗斯探险家脚步而来到新疆大地的，应该是着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了，他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探险家，20世纪世界最有名的探险家之一。他一生中有30年时光是在中亚细亚和中国度过的。
他从16岁开始，无怨无悔地终身从事他的职业探险生涯，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与姐姐相依为命，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路人皆知，几乎与诺贝尔齐名，为人们所热爱崇敬。
斯文·赫定最重要的三大发现，一是1894年～1897年在中国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时，解开了环绕罗布泊这个咸水湖盆地的位置之谜。该湖似乎已从古代中国人最早所测会的地图上有所移动。斯文·赫定发现供应该湖水源的塔里木河河道频频迁徒，导致罗布泊湖位置随之移动。二是在1900年，斯文·赫定在沙漠中发现了楼兰城遗迹。三是于1905年，他重访西藏后，绘制了第一张详细的西藏地图，并且发现了印度河的发源地。
斯文·赫定不断旅行、考察、记录，直到60多岁。他撰写了许多旅游文学着作：《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长征记》（《在征途上》）《穿越亚洲》《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3卷和总序）《马仲英逃亡记》等等。
斯文·赫定的游记，观察细微、描述精彩，充满幽默和人情味。
在探险旅行中，斯文·海定收集了8000多个岩石标本以及古代文明的遗物。这些物品如今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的斯文·海定基金会。
比他稍微晚几年来西域的，就是英国的斯坦因（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他的全名叫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他的原籍在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许多专家称斯坦因是“英籍匈牙利人”。
他崇拜马可·波罗和玄奘，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着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他到过楼兰古国遗址，横渡罗布泊，穿越丝绸之路，发掘米兰遗址，发现古长城遗址，用计谋买到了不少敦煌宝藏。他到昆仑山、天山、吐鲁番等地探险考古，收获多多。
从学术的角度上讲，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汉、粟特、突厥、回鹘语、怯卢文梵语、于阗、龟兹、藏语及婆罗迷文梵语的和田文书和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大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院。 第一次考察探险着作《古代和田》;第二次探险写就《沙漠契丹废址记》和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第三次重新考察尼雅、楼兰遗址、敦煌，并以各种办法卷走了大量文物到英国进行学术研究，他写下了《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中译本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1901年，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民丰县境内，发现了尼雅遗址，古精绝国所在地，逐渐揭开了尼雅遗址神秘的面纱;在和田策勒县北部沙漠的“丹丹乌依里克（象牙塔）遗址”中，他发现了享誉中原的“于阗派”画家尉迟乙僧的绘画作品，发现了用中国线描技法反映丝绸之路蚕桑文化传播的《传丝公主》木板画，以及用中国线描技法和西方犍陀罗凹凸技法融合而成的《龙女图》，还有各种文书。
斯坦因解开了许多西域之谜，同时也从敦煌和新疆等地运走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代写本。
与此同时，两个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1860-1930）和考古学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1856-1935），他们主要是在新疆活动。他们从新疆带走最多的是那些所谓“胡语”（西域语言）文书，当然也有汉文文书。在德国收藏的西域语言文书，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大概有4万件以上藏在柏林柏兰登堡科学院，其中含有20种左右的“胡语”。有人统称之“吐鲁番文书”。1893年，格伦威德尔在柏林出版了轰动整个欧洲东方学界的《印度佛教艺术》一书，从而确立了格伦威德尔在佛教艺术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第一个采用狐尾锯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画进行了大规模切割，受到了格伦威德尔的批评。其后，斯坦因和橘瑞超也采用类似的工具对该地区的壁画进行了切割。勒柯克着有《新疆之地下宝库》一书，将丝路风景描写得很迷人：“山矗立在寺院背后，像雪一样白，但是每当日出和日落时，阳光就给它洒满紫红色。山前堆积着一些界线分明的黑沙丘。在这以下，平原展开，像废墟的本身一样，上面盖着一片黄土的金色。”
“当月亮悬在空中时，山和大地的颜色变得奇怪。山顶成为紫蓝，黑沙丘青而带着金影，而黄土地上显出变化不定的魔幻般的色彩。这里紫红，那里浅蓝，不久又成深黑。每个月光之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奇异而和谐的景色。”
法国的伯希和（1878-1945），是一个很好的汉学家，他和上面几位不一样的是他懂中文，而且对于汉文资料的理解、认识水平是很高的。因此，他虽然带走的东西不是最多，但都是精品。比如他特别注意汉文卷子里佛经以外的东西，以及佛经有没有题记或跋等等。
日本的大谷光瑞（1876-1948）是伯爵，日本贵族，跟皇室有亲戚关系。十岁剃度，是西本愿寺的和尚，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他本人大概只到新疆来了一次，带着那些手下年轻的僧侣，如橘瑞超（1890-1968）等人。大谷光瑞来西域探险，不是日本政府派遣他去的，和日本官方基本上没瓜葛。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神道教作为国教，轻视了佛教，所以，大谷光瑞自己私人筹钱，来新疆是想搞一些古代的佛经写本，在日本弘扬佛教佛法。这是一种自发的个人探险行为。
他的主要探險游记是《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丝路探险记——亚洲探险之旅》等着作。其他佛学着作则收录于《大谷光瑞全集》中。
橘瑞超则进入罗布沙漠，并在楼兰发现了着名的《李柏文书》。
后面还有一个美国人叫华尔纳（1881-1955），他是最晚来考察的了，主要就是去了一次敦煌，也带走一些艺术品，但数量不多。因为北京大学派了一位陈万里（校医）跟他一起去，既是服务，也是监视。
4 丝路游记的“流放文化”特征。
到清代，边地新疆已成为清廷流放官员和文人的流放地，正如海南岛是唐宋流放官员的天涯海角。
纪晓岚、明亮、洪亮吉、林则徐、裴景福、刘鹗……等等，都曾被流放新疆。
纪晓岚，祖籍江苏，出生在京都北京郊区，因文采横溢被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因为向姻亲卢见曾说漏话泄密，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161首。两年多后，他就返京复职，奉命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并在晚年留下了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40万字，其中收入了在乌鲁木齐期间搜集的志怪传闻一百多条。《阅微草堂笔记》，有人说它是纪实作品，有人说它是笔记小说，也带有纪实性与一定的传奇色彩。
明亮是一位武人，在伊犁任上时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后来被清廷重新起用后，南征北战，平定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升任过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在乌鲁木齐兴修水利，留下了《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
洪亮吉，曾授翰林院编修，因上书谏言，触怒嘉庆，被流放新疆伊犁的惠远城。
嘉庆帝给他的口谕：“不许作诗，不许饮酒。”，结果，他出了玉门关，百里无人烟，就开始写诗，特别是到了伊犁后，写了不少写景状物诗。
谪（zhé）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天山风采，尤具特色。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林则徐因禁烟运动失利，被发配到新疆，在南北疆兴修水利，包括吐鲁番的坎儿井，留下了许多日记诗文，成为流放实录，编成《荷戈纪程》刊印。《荷戈纪程》为林则徐于清道光年间被流放新疆伊犁途中所写日记，记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六日（壬子日）于西安出发，十一月初十日（甲寅日）抵达伊犁途中的生活、见闻，尤以所过处的天气状况、地理环境居多，共计123篇。林则徐把自己到伊犁去比作是“荷戈西戍之老兵”，奉献余生。
裴景福，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在广东陆丰、番禺、潮阳、南海县令，因收集字画古董，为时任两广总督岑春喧嫉恨，后被革职，发配新疆。裴景福是一个大收藏家，鉴赏精深，凡加印“伯谦经眼”图章者为一般作品，“裴氏珍藏”者为珍品（中品），“实过明珠骏马”者为神品（上品）。自称“裴氏四宝”者有“清初画圣”王石谷《黄河流域图》和《运河图》，钟太傅（钟繇）书某某表，王羲之《落水兰亭序》，为我国近代文物着名收藏家之一。
刘鹗是一个奇人，少年学医有成;精通乐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爱收藏古董，尤其是古碑帖、古琴收藏。其中，收藏甲骨就达5000多片，出版了甲骨文着录书《铁云藏龟》，第一次将殷墟甲骨公之于世，对我国甲骨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此书也是他拓印、系统研究甲骨卜辞的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他还开矿兴办实业，倡导“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经济实战屡战屡败，仍坚韧不拔。他自从被发配以后，丝绸之路沿途，和到新疆以后，除了留下一本医学着作《人寿安和集》外，还留下了一些诗文，借景抒怀，溢满了萧瑟与沧桑，如行经河西走廊之甘肃，写了《宿秤钩驿》一诗：“乱峰丛杂一孤村，地僻秋高易断魂。流水涔涔（cén）咸且苦，夕阳惨惨淡而昏。邮亭房古狼窥壁，山市人稀鬼叩门。到此几疑生气尽，放臣心绪复何言？”
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一的题跋语，写到了刘鹗，给后人研究刘鹗西贬、西游的想象空间。
来源：孤岛的博客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提出的。李希霍芬是19世纪世界地理或地质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曾经在德国的波恩大學、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等学校任教。
在这条商道上留下脚印的，不仅仅是商人，还有政治家、使者、道人与僧侣，以及文人、武士、探险家、土匪、强盗等等。
丝绸之路，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印记，而这些印记，大多与行走有关，与旅行有关。我暂且称之为丝绸之路上的游记或旅行文学。
我觉得，这些文学存在着这么几个鲜明的特征：
1 丝路游记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的传播见证。
这一类型的丝路游记以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与唐朝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代表。
法显、玄奘都是僧人，和尚，他们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1.法显（公元334年—422年），东晋高僧。是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僧人到天竺留学的先驱者，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东晋平阳郡武阳人（今山西临汾地区），俗姓龚，因为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时夭折，三岁就被父亲安排到宝峰寺出家，当了“小沙弥”，但人仍住在家里。几年后，法显得了一场重病，快要死了，父亲将他送到寺院里，在寺院住了两宿，病就好了。法显病好后不愿回家，要住在寺庙里，就这样，法显是“幼年出家、立志奉佛”。他的母亲想见他很难，只好在寺院大门外盖了一间小房子，以方便母子见面。
法显10岁至20岁时，父亲、母亲就相继去世。从此，法显更加一心一意修行持戒，感叹律藏残缺，65岁高龄，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修慧景、道整、慧应、慧嵬（wei）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现新疆）到天竺（zhú，即印度）求法，一路上历经坎坷，有的人留下不走了，有的人死在路上，最后他一个人到达印度，遍历北、西、中、东天竺，获得了《佛说方等般泥洹（huán ）经》、《摩诃僧祗zhī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pí昙tán心论》、《摩诃阿毗昙》等梵本（毗昙：“无比法”，毗昙宗）。
《摩诃僧祗zhī律》（大众戒律）：“一刹那为一念，一刹那，多长？0.018秒！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三十须臾为一昼夜。”
之后，又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藏》等梵本。由海路回国，前后14年，游30余国，携带很多梵本佛经，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
回国第二年秋，到达晋都建康。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经》6卷， 《杂藏经》1卷，并撰写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即《高僧法显传》） 。后圆寂于荆州辛寺。
《佛国记》：“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
《佛国记》，记载了一路上各国各城的佛教信仰情况，大乘还是小乘，僧侣人数、寺庙。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
有关，精神追求途中各种奇遇与见闻，尤其是佛教信仰情况报告。
一路上的奇景奇险，写了生命安危中的精神定力，与一些“神迹”。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卡等地的情况。第1卷所述从阿耆（qí）尼国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俄罗斯中亚抵达阿富汗;第二卷为印度总述，并记载了从滥波国到健驮罗国，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挐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诸国;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
“王、刹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兼设无遮大会，周给贫寠，惠施鳏（guān）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学习大乘法教。……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近有边王，贪婪凶暴;闻此伽蓝，多藏珍宝。驱逐僧徒，方事发掘。”
还有，值得一提的，北魏时期的敦煌人宋云，曾和沙门的惠生（亦作慧生）一起受派经西域到天竺求经，历经千辛万苦，携大乘经论170部返回洛阳。他自己撰有《魏国以西十一国事》、《家记》等书。但原书已亡佚（yì），幸许有宋云同时代的杨炫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综合收录了宋云等人的记述，后人将这一部分文字称为《宋云行纪》。
2 丝路游记的旅行纪实特征，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以元朝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只不过，《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中国人写的，写的全是丝绸之路上的山水风景与人物风情，而《马可·波罗游记》则由西方人所写，写的是中国各地，一部分与丝绸之路有关。
这两本《游记》有两个奇怪的共同点：一，它们的成书时间都在中国元朝时候;二，作品都有他人代写而成，《长春真人西游记》由陪同西行的长春真人的弟子李志常所记述，《马可·波罗游记》由马可波罗的监狱狱友鲁斯蒂谦所记述。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的道家全真教创始人、长春真人邱处机，以74岁高龄跟随成吉思汗远赴西域（一路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行程三万余里，途中所见所闻。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与丝绸之路有关，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北京城。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籍的伟大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4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称担任了元朝官员，访问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马可·波罗回意大利后，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向狱友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
这两本游记，最明显的特征是纪实性，有较高的人文史地价值;当然，因为不是本人亲自着写，毕竟隔着一层雾纱，渗进了不少传奇色彩，尤其是后者《马可·波罗游记》，为了调动西方人的胃口，用了不少渲染、夸张的艺术技巧，以至有人怀疑马可·波罗从没来过中国，是他根据一些零碎资料胡编的。
纪实与传奇的合一，这就是神秘丝绸之路上的旅游文学。
3 丝路游记的探险考古文化特征。
法显和玄奘、长春真人和马可波罗走在丝路古道上，带有一定的探险特性，但本身不是为探险而探险，而是或为求法，或为经商旅行。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晚清至民国期间，世界各国都派出科考人员对中国丝绸之路沿线进行“探险”考察，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探险家，譬如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俄国的瓦里汉诺夫、奥登堡、柯兹洛夫、普尔热瓦尔有的出斯基，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等，他们的探险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专业探险，于政治情报目的，有的为了解开西域之谜而探险。他们的探险留下了许多探险性游记，如《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旅行记》《丝路探险记——亚洲探险之旅》等等。
最早对中国西部进行考察的应该是俄国人。如瓦里汉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前沙俄中亚总督库罗帕特金等等。瓦里汉诺夫在19世纪中叶就来到新疆，但留下的记录很少;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比较有名，现在我们说的“普氏野马”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位地理学家，跟文物的关系不大。1867年，他开始到中国境内进行考察，到了新疆、西藏、天山等地;1888年，他死于考察途中，现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有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城市。
库罗帕特金是一位俄国着名的“扩张主义”者，一名高级官員，前沙俄的中亚总督，后来在日俄战争期间还当过陆军大臣。1876年，在阿古柏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覆灭前夕，他受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冯·考夫曼的派遣，带领64人的庞大使团来新疆考察，搜集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变成了一本纪实文学集《喀什噶利亚》。虽然，他的考察和所记录的文字，带有侵略者不可告人的阴谋，但它的纪实性也给我们今人留下了许多史料价值：“离喀什噶利亚七俄里的新城要塞，是喀什噶利亚最坚固的要塞据点……城墙是土筑的，有五俄丈（35英尺）厚。它们是由一堵可以通行一辆马车的土平台和一堵带有城楼的城堡状的墙构成的。土平台的高度是四俄丈半……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四俄丈，河底有个蓄水池，约五英尺深……”
我在自己的长篇散文《新疆流浪记》中，写喀什时，也引用了该书的一句：“驮马主要来自费尔干纳省，而骆驼则来自谢米列钦斯或喀什噶利亚本地。”
接着俄罗斯探险家脚步而来到新疆大地的，应该是着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了，他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探险家，20世纪世界最有名的探险家之一。他一生中有30年时光是在中亚细亚和中国度过的。
他从16岁开始，无怨无悔地终身从事他的职业探险生涯，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与姐姐相依为命，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路人皆知，几乎与诺贝尔齐名，为人们所热爱崇敬。
斯文·赫定最重要的三大发现，一是1894年～1897年在中国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时，解开了环绕罗布泊这个咸水湖盆地的位置之谜。该湖似乎已从古代中国人最早所测会的地图上有所移动。斯文·赫定发现供应该湖水源的塔里木河河道频频迁徒，导致罗布泊湖位置随之移动。二是在1900年，斯文·赫定在沙漠中发现了楼兰城遗迹。三是于1905年，他重访西藏后，绘制了第一张详细的西藏地图，并且发现了印度河的发源地。
斯文·赫定不断旅行、考察、记录，直到60多岁。他撰写了许多旅游文学着作：《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长征记》（《在征途上》）《穿越亚洲》《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3卷和总序）《马仲英逃亡记》等等。
斯文·赫定的游记，观察细微、描述精彩，充满幽默和人情味。
在探险旅行中，斯文·海定收集了8000多个岩石标本以及古代文明的遗物。这些物品如今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的斯文·海定基金会。
比他稍微晚几年来西域的，就是英国的斯坦因（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他的全名叫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他的原籍在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许多专家称斯坦因是“英籍匈牙利人”。
他崇拜马可·波罗和玄奘，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着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他到过楼兰古国遗址，横渡罗布泊，穿越丝绸之路，发掘米兰遗址，发现古长城遗址，用计谋买到了不少敦煌宝藏。他到昆仑山、天山、吐鲁番等地探险考古，收获多多。
从学术的角度上讲，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汉、粟特、突厥、回鹘语、怯卢文梵语、于阗、龟兹、藏语及婆罗迷文梵语的和田文书和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大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院。 第一次考察探险着作《古代和田》;第二次探险写就《沙漠契丹废址记》和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第三次重新考察尼雅、楼兰遗址、敦煌，并以各种办法卷走了大量文物到英国进行学术研究，他写下了《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中译本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1901年，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民丰县境内，发现了尼雅遗址，古精绝国所在地，逐渐揭开了尼雅遗址神秘的面纱;在和田策勒县北部沙漠的“丹丹乌依里克（象牙塔）遗址”中，他发现了享誉中原的“于阗派”画家尉迟乙僧的绘画作品，发现了用中国线描技法反映丝绸之路蚕桑文化传播的《传丝公主》木板画，以及用中国线描技法和西方犍陀罗凹凸技法融合而成的《龙女图》，还有各种文书。
斯坦因解开了许多西域之谜，同时也从敦煌和新疆等地运走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代写本。
与此同时，两个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1860-1930）和考古学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1856-1935），他们主要是在新疆活动。他们从新疆带走最多的是那些所谓“胡语”（西域语言）文书，当然也有汉文文书。在德国收藏的西域语言文书，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大概有4万件以上藏在柏林柏兰登堡科学院，其中含有20种左右的“胡语”。有人统称之“吐鲁番文书”。1893年，格伦威德尔在柏林出版了轰动整个欧洲东方学界的《印度佛教艺术》一书，从而确立了格伦威德尔在佛教艺术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第一个采用狐尾锯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画进行了大规模切割，受到了格伦威德尔的批评。其后，斯坦因和橘瑞超也采用类似的工具对该地区的壁画进行了切割。勒柯克着有《新疆之地下宝库》一书，将丝路风景描写得很迷人：“山矗立在寺院背后，像雪一样白，但是每当日出和日落时，阳光就给它洒满紫红色。山前堆积着一些界线分明的黑沙丘。在这以下，平原展开，像废墟的本身一样，上面盖着一片黄土的金色。”
“当月亮悬在空中时，山和大地的颜色变得奇怪。山顶成为紫蓝，黑沙丘青而带着金影，而黄土地上显出变化不定的魔幻般的色彩。这里紫红，那里浅蓝，不久又成深黑。每个月光之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奇异而和谐的景色。”
法国的伯希和（1878-1945），是一个很好的汉学家，他和上面几位不一样的是他懂中文，而且对于汉文资料的理解、认识水平是很高的。因此，他虽然带走的东西不是最多，但都是精品。比如他特别注意汉文卷子里佛经以外的东西，以及佛经有没有题记或跋等等。
日本的大谷光瑞（1876-1948）是伯爵，日本贵族，跟皇室有亲戚关系。十岁剃度，是西本愿寺的和尚，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他本人大概只到新疆来了一次，带着那些手下年轻的僧侣，如橘瑞超（1890-1968）等人。大谷光瑞来西域探险，不是日本政府派遣他去的，和日本官方基本上没瓜葛。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神道教作为国教，轻视了佛教，所以，大谷光瑞自己私人筹钱，来新疆是想搞一些古代的佛经写本，在日本弘扬佛教佛法。这是一种自发的个人探险行为。
他的主要探險游记是《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丝路探险记——亚洲探险之旅》等着作。其他佛学着作则收录于《大谷光瑞全集》中。
橘瑞超则进入罗布沙漠，并在楼兰发现了着名的《李柏文书》。
后面还有一个美国人叫华尔纳（1881-1955），他是最晚来考察的了，主要就是去了一次敦煌，也带走一些艺术品，但数量不多。因为北京大学派了一位陈万里（校医）跟他一起去，既是服务，也是监视。
4 丝路游记的“流放文化”特征。
到清代，边地新疆已成为清廷流放官员和文人的流放地，正如海南岛是唐宋流放官员的天涯海角。
纪晓岚、明亮、洪亮吉、林则徐、裴景福、刘鹗……等等，都曾被流放新疆。
纪晓岚，祖籍江苏，出生在京都北京郊区，因文采横溢被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因为向姻亲卢见曾说漏话泄密，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161首。两年多后，他就返京复职，奉命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并在晚年留下了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40万字，其中收入了在乌鲁木齐期间搜集的志怪传闻一百多条。《阅微草堂笔记》，有人说它是纪实作品，有人说它是笔记小说，也带有纪实性与一定的传奇色彩。
明亮是一位武人，在伊犁任上时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后来被清廷重新起用后，南征北战，平定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升任过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在乌鲁木齐兴修水利，留下了《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
洪亮吉，曾授翰林院编修，因上书谏言，触怒嘉庆，被流放新疆伊犁的惠远城。
嘉庆帝给他的口谕：“不许作诗，不许饮酒。”，结果，他出了玉门关，百里无人烟，就开始写诗，特别是到了伊犁后，写了不少写景状物诗。
谪（zhé）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天山风采，尤具特色。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林则徐因禁烟运动失利，被发配到新疆，在南北疆兴修水利，包括吐鲁番的坎儿井，留下了许多日记诗文，成为流放实录，编成《荷戈纪程》刊印。《荷戈纪程》为林则徐于清道光年间被流放新疆伊犁途中所写日记，记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六日（壬子日）于西安出发，十一月初十日（甲寅日）抵达伊犁途中的生活、见闻，尤以所过处的天气状况、地理环境居多，共计123篇。林则徐把自己到伊犁去比作是“荷戈西戍之老兵”，奉献余生。
裴景福，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在广东陆丰、番禺、潮阳、南海县令，因收集字画古董，为时任两广总督岑春喧嫉恨，后被革职，发配新疆。裴景福是一个大收藏家，鉴赏精深，凡加印“伯谦经眼”图章者为一般作品，“裴氏珍藏”者为珍品（中品），“实过明珠骏马”者为神品（上品）。自称“裴氏四宝”者有“清初画圣”王石谷《黄河流域图》和《运河图》，钟太傅（钟繇）书某某表，王羲之《落水兰亭序》，为我国近代文物着名收藏家之一。
刘鹗是一个奇人，少年学医有成;精通乐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爱收藏古董，尤其是古碑帖、古琴收藏。其中，收藏甲骨就达5000多片，出版了甲骨文着录书《铁云藏龟》，第一次将殷墟甲骨公之于世，对我国甲骨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此书也是他拓印、系统研究甲骨卜辞的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他还开矿兴办实业，倡导“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经济实战屡战屡败，仍坚韧不拔。他自从被发配以后，丝绸之路沿途，和到新疆以后，除了留下一本医学着作《人寿安和集》外，还留下了一些诗文，借景抒怀，溢满了萧瑟与沧桑，如行经河西走廊之甘肃，写了《宿秤钩驿》一诗：“乱峰丛杂一孤村，地僻秋高易断魂。流水涔涔（cén）咸且苦，夕阳惨惨淡而昏。邮亭房古狼窥壁，山市人稀鬼叩门。到此几疑生气尽，放臣心绪复何言？”
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一的题跋语，写到了刘鹗，给后人研究刘鹗西贬、西游的想象空间。
来源：孤岛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