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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下午2点～4点，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档案学硕士及广大网友就“流失海外的珍贵历史档案”在档案界论坛展开了网络讨论，大家主要从海外历史档案遗失的原因、现在的保存以及编纂研究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讨论情况如下：
林旭然：流失历史档案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例如，敦煌文献有5万余件，国内收藏近1/4。流散在国外的敦煌文献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四国，其中，大英博物馆藏1.3万件，印度、德国、瑞典、丹麦、美国等亦有收藏。甲骨档案国内外共藏甲骨15.5万余片，我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共收藏甲骨12.8万余片。流失海外的，共计2.7万余片，占18%左右。西夏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90%收藏在俄罗斯。流失国外的清代档案数量也相当可观，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宏为的《散失在境外清代档案文献调查报告》，英、美、俄、日等国均有收藏。
付津：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许多文明古国由于缺乏典籍，其历史研究中想象和猜测的成分很大，而中国则完全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有大量典籍明确记载的。但可悲的是，比如，撰写科技史需要的很多原始资料，只能去国外查阅。
袁礼：从上海古籍出版社获悉，继《俄藏黑水城文献》和《英藏黑水城文献》之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1册～4册已于2006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出版。至此，除即将刊印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教文献》外，九成以上的传世西夏文献都已公布于世，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伤心史”从此结束。
李永丹：提到编纂，不得不说，国外做得并不是很成熟。比如，伯希和对于劫掠走的敦煌档案，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和编纂。
吴晓菲：流失海外的档案之所以被人们所看重，不仅仅在于它本身价值，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形成内容和数量浩繁的珍贵档案，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影响，绝大部分档案已经散失或损毁。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又使幸存下来的一部分珍贵档案散失到国外。历史档案的流失，不但给我们了解和研究历史带来很大的不便，也破坏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档案随着时代的久远而越发珍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一部档案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史，一部科技发展史。我们必须加大对流失海外历史档案的接收和征集力度，尽早把散失国外的历史档案收集入馆，长久保管和利用国家的历史文化财富。
吴晓菲：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仍为数很少，但也不是没有。
孟晓娇：我觉得，除了这三种之外，还可以和境外的收藏机构联合出版。完全讨回，可能性不是很大，联合出版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收回。海外的历史档案的回归除了制定法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途径。比如，江西省档案局（馆）组成以方维华副局（馆）长为团长、相关部门专业人员为成员的工作组，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等有关机构调研、摸底，并征集复制反映江西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珍贵档案，以加强档案资源建设，打造档案馆核心馆藏。
刘纹旭：尽管，依法追寻不是唯一的方式，实行依法追索的案例还不多，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在这方面也有诸多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正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流失档案文物的索还方式，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依法追索虽有其困难但更有其可行性。当然，我们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是前提，是我们的，一定要尽力讨回！
周丽丽：但要指着对方拱手归还流失海外的档案文物，我想，目前，还是个幻想。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不是为了欺凌弱国，只是希望这样能把流失他国的珍贵文物重新收归祖国，洗清屈辱。
陈聪：我认为，对于流失海外档案的追索，除了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想要追回自己国家宝物的信心。
张越：把心思放在追索上，不如放在研究上，档案的价值不是只贡献于本国，而是服务于全世界，没有国外人士的支持与钦佩，开发出的档案价值只能是本国人自己享受，就辜负了档案的多重作用。所以，能追回来更好，但放在哪儿不是绝对的重要，而研究、编纂的成果才最具真实而重大的意义。
刘华珍：珍贵历史档案流失海外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拿满族档案来说，我国是满族的发源地，在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文献，但是，部分满文档案文献流失海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满文档案的整体保存与研究。
董学敏：中国档案流失海外固然令炎黄子孙心痛不已，但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更是世界的璀璨财富，能否追索回来，不是说说就可以解决的。不管放在哪里，只有深入对其研究才能发挥其价值。
dspring0591：可以通过档案占有国“永久出借”非法占有的国家档案方式收回。这种方式是针对目前大多数档案占有国拒绝放弃档案所有权而采用的“折中”方案。通过这种方式，既满足了档案流失国希望收回的愿望，同时，又不会触及档案占有国一直坚持的所谓“所有权”。目前，韩国就采用这种方式收回了流失法国的外奎章阁图书（朝鲜时代王宫图书馆的藏书）。199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韩时，将其中一本归还韩国，并达成“互相交流和租借”的原则性共识。经多方外交斡旋后，在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返还外奎章阁图书达成最终协议，商定以租借方式由韩国保管，每5年更新一次租借合同。这种成功的案例当前还不是很多，毕竟，这也需要一定的强制力才会更加可行。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大背景下，需要我们乃至全世界共同努力，以期达到“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李兆龙：这种方法是饮鸩止渴罢了，用这种方法等同于承认了对方占有的档案是合法的。方便了现在，却坑了子孙后代。这种方法只有韩国人能用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没打算要国家的尊严。
dspring0591：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的最终动因。人类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一个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样，国家档案流失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档案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同利益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其根本原因是：首先，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包含着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价值很大。其次，档案所包含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情报价值。在巨大的经济价值、情报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驱使下，档案成为被掠夺、偷盗、侵占的主要对象。
李兆龙：租借，即东西是人家的，人家借给你了，虽物品不用还回去了，但其归属权已发生质的改变。
dspring0591：通俗点讲，就是“面子”问题。扯开面皮说人家是小偷，让把东西给还了，人家当然不愿意了。那如果跟人家客气地讲，把某某东西给借回来，情况就不同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嘛。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强，都有流失国家档案的潜在可能，并不希望有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时，收不回流失的档案。
赵彦昌：不仅仅是面子问题，那是“永恒的利益”。要是把抢来的“宝贝”都归还的话，大英博物馆就该空了，不存在了。
dspring0591：是啊，2002年12月9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联合发表了《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声明》中称：“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物品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该声明首次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在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
孙大东：我觉得，对于文化问题来说，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得更加宽阔一些，因为许多文化财富其实是属于全世界的。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也许，我们现在以某一国度或民族立场而说的“偷盗”、“抢掠”等字眼，以后都将被同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我们确实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好，比如“八千麻袋”事件，比如部分敦煌文献的损毁，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Huangking：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来看，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军阀混战，无论是“文革”，还是现在的“强拆”，没有一刻不是在造成档案流失。而当政者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权和利。只有当自己稳定时，才想到了别人从手中拿走的东西。其实，客观上，多些外国机构保存了我们的历史档案，得以让我们有机会见到。如果从人类这个宏观层面来讲，他们是有利于历史档案传承的，毕竟文化传承无国界。当然，地球已经分家，在憎恨别人当年“抢夺”带走你历史档案的同时，我们要感谢别人帮我们完好保存下来这历史档案，这是追回流失档案的起码态度问题。
摘自《档案界》网站
林旭然：流失历史档案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例如，敦煌文献有5万余件，国内收藏近1/4。流散在国外的敦煌文献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四国，其中，大英博物馆藏1.3万件，印度、德国、瑞典、丹麦、美国等亦有收藏。甲骨档案国内外共藏甲骨15.5万余片，我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共收藏甲骨12.8万余片。流失海外的，共计2.7万余片，占18%左右。西夏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90%收藏在俄罗斯。流失国外的清代档案数量也相当可观，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宏为的《散失在境外清代档案文献调查报告》，英、美、俄、日等国均有收藏。
付津：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许多文明古国由于缺乏典籍，其历史研究中想象和猜测的成分很大，而中国则完全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有大量典籍明确记载的。但可悲的是，比如，撰写科技史需要的很多原始资料，只能去国外查阅。
袁礼：从上海古籍出版社获悉，继《俄藏黑水城文献》和《英藏黑水城文献》之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1册～4册已于2006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出版。至此，除即将刊印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教文献》外，九成以上的传世西夏文献都已公布于世，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伤心史”从此结束。
李永丹：提到编纂，不得不说，国外做得并不是很成熟。比如，伯希和对于劫掠走的敦煌档案，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和编纂。
吴晓菲：流失海外的档案之所以被人们所看重，不仅仅在于它本身价值，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形成内容和数量浩繁的珍贵档案，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影响，绝大部分档案已经散失或损毁。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又使幸存下来的一部分珍贵档案散失到国外。历史档案的流失，不但给我们了解和研究历史带来很大的不便，也破坏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档案随着时代的久远而越发珍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一部档案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史，一部科技发展史。我们必须加大对流失海外历史档案的接收和征集力度，尽早把散失国外的历史档案收集入馆，长久保管和利用国家的历史文化财富。
吴晓菲：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仍为数很少，但也不是没有。
孟晓娇：我觉得，除了这三种之外，还可以和境外的收藏机构联合出版。完全讨回，可能性不是很大，联合出版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收回。海外的历史档案的回归除了制定法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途径。比如，江西省档案局（馆）组成以方维华副局（馆）长为团长、相关部门专业人员为成员的工作组，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等有关机构调研、摸底，并征集复制反映江西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珍贵档案，以加强档案资源建设，打造档案馆核心馆藏。
刘纹旭：尽管，依法追寻不是唯一的方式，实行依法追索的案例还不多，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在这方面也有诸多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正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流失档案文物的索还方式，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依法追索虽有其困难但更有其可行性。当然，我们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是前提，是我们的，一定要尽力讨回！
周丽丽：但要指着对方拱手归还流失海外的档案文物，我想，目前，还是个幻想。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不是为了欺凌弱国，只是希望这样能把流失他国的珍贵文物重新收归祖国，洗清屈辱。
陈聪：我认为，对于流失海外档案的追索，除了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想要追回自己国家宝物的信心。
张越：把心思放在追索上，不如放在研究上，档案的价值不是只贡献于本国，而是服务于全世界，没有国外人士的支持与钦佩，开发出的档案价值只能是本国人自己享受，就辜负了档案的多重作用。所以，能追回来更好，但放在哪儿不是绝对的重要，而研究、编纂的成果才最具真实而重大的意义。
刘华珍：珍贵历史档案流失海外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拿满族档案来说，我国是满族的发源地，在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文献，但是，部分满文档案文献流失海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满文档案的整体保存与研究。
董学敏：中国档案流失海外固然令炎黄子孙心痛不已，但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更是世界的璀璨财富，能否追索回来，不是说说就可以解决的。不管放在哪里，只有深入对其研究才能发挥其价值。
dspring0591：可以通过档案占有国“永久出借”非法占有的国家档案方式收回。这种方式是针对目前大多数档案占有国拒绝放弃档案所有权而采用的“折中”方案。通过这种方式，既满足了档案流失国希望收回的愿望，同时，又不会触及档案占有国一直坚持的所谓“所有权”。目前，韩国就采用这种方式收回了流失法国的外奎章阁图书（朝鲜时代王宫图书馆的藏书）。199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韩时，将其中一本归还韩国，并达成“互相交流和租借”的原则性共识。经多方外交斡旋后，在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返还外奎章阁图书达成最终协议，商定以租借方式由韩国保管，每5年更新一次租借合同。这种成功的案例当前还不是很多，毕竟，这也需要一定的强制力才会更加可行。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大背景下，需要我们乃至全世界共同努力，以期达到“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李兆龙：这种方法是饮鸩止渴罢了，用这种方法等同于承认了对方占有的档案是合法的。方便了现在，却坑了子孙后代。这种方法只有韩国人能用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没打算要国家的尊严。
dspring0591：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的最终动因。人类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一个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样，国家档案流失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档案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同利益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其根本原因是：首先，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包含着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价值很大。其次，档案所包含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情报价值。在巨大的经济价值、情报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驱使下，档案成为被掠夺、偷盗、侵占的主要对象。
李兆龙：租借，即东西是人家的，人家借给你了，虽物品不用还回去了，但其归属权已发生质的改变。
dspring0591：通俗点讲，就是“面子”问题。扯开面皮说人家是小偷，让把东西给还了，人家当然不愿意了。那如果跟人家客气地讲，把某某东西给借回来，情况就不同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嘛。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强，都有流失国家档案的潜在可能，并不希望有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时，收不回流失的档案。
赵彦昌：不仅仅是面子问题，那是“永恒的利益”。要是把抢来的“宝贝”都归还的话，大英博物馆就该空了，不存在了。
dspring0591：是啊，2002年12月9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联合发表了《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声明》中称：“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物品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该声明首次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在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
孙大东：我觉得，对于文化问题来说，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得更加宽阔一些，因为许多文化财富其实是属于全世界的。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也许，我们现在以某一国度或民族立场而说的“偷盗”、“抢掠”等字眼，以后都将被同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我们确实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好，比如“八千麻袋”事件，比如部分敦煌文献的损毁，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Huangking：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来看，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军阀混战，无论是“文革”，还是现在的“强拆”，没有一刻不是在造成档案流失。而当政者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权和利。只有当自己稳定时，才想到了别人从手中拿走的东西。其实，客观上，多些外国机构保存了我们的历史档案，得以让我们有机会见到。如果从人类这个宏观层面来讲，他们是有利于历史档案传承的，毕竟文化传承无国界。当然，地球已经分家，在憎恨别人当年“抢夺”带走你历史档案的同时，我们要感谢别人帮我们完好保存下来这历史档案，这是追回流失档案的起码态度问题。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