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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吏治最混乱，官员贪腐现象最普遍的一个朝代。沉抑下僚的元杂剧作家，对于吏治混乱和官员贪腐所带来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以饱蘸血泪的妙笔，画出了一轴元代官场的怪相图卷，权豪官吏的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都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通过正反两类舞台形象的塑造，公案剧作家表达了自己对于廉政问题的看法和对廉政建设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廉政建设是事关民心向背、国家治乱的重大工程，须从外部制度和个人修养两个方面来综合施策。
关键词：元代公案剧 廉政思想 腐败 制度建设 个人修养
孔子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亦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能够完全抛却天下苍生，他们多是虽“处江湖之远”也忧心其国、其民。元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最为凄凉的时期，由于长期不行科举，他们晋身失阶，不再有往昔“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即使沦落到“九儒十丐”的社会最底层，元代的知识分子仍心系国家治乱，因无缘“对策王庭”（《文心雕龙·议对》），也无由“献政陈宜”（《文心雕龙·奏启》），他们只好“以其有用之才，一寓于声歌之末”（《真珠船·元曲》），借杂剧创作“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真珠船·元曲》），展其修齐治平之志。
元代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级官吏的腐败问题，强大元帝国的短祚与此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朝名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每篇均将“戒贪”“自律”“修身”列于首位，从中亦可窥见元代官吏贪腐的严重程度。作为心系治乱、忧国忧民的元杂剧作家，对此也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彻的思考，故而对于官吏贪腐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就成了元杂剧最常见的主题。而在元杂剧的诸多题材类型中，公案剧又是与时政联系最密切的一种，从中也最能见出剧作家对于腐败问题的态度，对于廉政建设的思考。本文即以元代公案剧作家为研究对象，经由他们的传世作品来探讨他们的廉政思想（因元杂剧作家生平资料的匮乏，杂剧作品几乎是研究他们思想的唯一路径）。
一、世情时序——元代公案剧作家廉政思想的生成语境
刘勰曾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西人丹纳也提出“民族”“时代”“环境”是影响文学的终极因素a，一个时期文学的面貌总是和当时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作家的思想亦复如是，归根究底作品还是作家思想的文字呈现。故而，探讨元代公案剧作家的廉政思想，我们首先还得回到它的生成场域。
众所周知，元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吏治最混乱，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最触目惊心的一个时期。元朝官员的贪腐，与其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有关。对于官员的选拔任用，元朝廷规定“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官员一般由蒙古、色目人充任，汉人、南人只能做吏目。这些颟顸的蒙古、色目官长，很多不具备治国理政的才具，长期的杀伐、掠夺也滋长了他们原本就贪婪的欲念，于是对百姓和下级官吏的盘剥与敲诈便成了他们为官的第一要务。对此，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其笔记小说《草木子》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顺帝朝权臣伯颜秉政时大肆卖官鬻爵，“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草木子》）。当伯颜失势被贬后，百姓讽刺他说：“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
古人云“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官员的贪污必然带来吏目的腐败，且相较蒙古色目官员的强取豪夺，吏目对于百姓盘剥的方式更加隐蔽，手段也更加“高明”，“遇科差则高下其手，以致赋役不均；词讼变乱是非，连年不决；和雇和买，放富差贫，要一科十；刑名曲直不分，刑狱枉滥。受贿为非，欺公害民，不能遍举”（《元典章十二·吏部·司吏》），《元典章》甚至用“吏弊之大，莫甚于此”的话，来评价吏目的贪赃枉法。最后再用正史中的一组数据，来佐证一下元代官吏腐败的情况。据《元史·成宗本纪》载，仅大德七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涉案贪官之夥、赃款之巨、冤狱之多，令人发指。对于元代官场有了大致了解后，我们再来观照元代公案剧中作家对于贪官污吏的辛辣控诉与嘲弄，就会有更切身的体会，对于公案剧作家心心念念的廉政理想，也会有更深入的领悟。
二、刺贪刺虐——元代公案剧作家对于官吏贪腐的揭露
郭沫若先生评价蒲松龄说他“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将这句评语用在元代公案剧作家身上，也是非常恰切，只不过公案剧展现的是官场的“妖魔鬼怪”。元代公案剧对于官吏贪腐的揭露是全面而深刻的，概而言之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经济腐败。元代公案剧中官吏贪腐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官员形象，剧作家仅通过他们的上场诗便活画出他们贪婪的嘴脸，楚州太守梼杌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窦娥冤》），河南府县令说：“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魔合罗》），郑州太守苏顺说：“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灰阑记》），县令巩得中说：“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然做官，吸利打哄”（《救孝子》）……更有甚者，贪官们有时会向前来告状的百姓下跪，称他们为“衣食父母”（《窦娥冤》《磨合罗》）。对于吏目的贪腐，杂剧作家有时也会通过上场诗和自白词来揭露，比如《魔合罗》中的萧令史上场诗：“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再比如《神奴儿》中宋令史的自白词：“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在这衙门里做着个令史。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不过在公案剧中吏目的贪腐主要还是在庭审现场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磨合罗》中李文道毒杀哥哥，为了把罪名转嫁给嫂子刘玉娘，打算用三两银子买通萧令史：“李做舒三个指头科，云：‘令史，我与你这个’。令史云：‘你那两个指头瘸？’李文道云：‘哥哥，你整理这桩事。’令史云：‘我知道，休言语。’”《神奴儿》中亦有大致相同的情节。庄严公堂之上，高悬明镜之下，赵令史、宋令史们公开纳贿，往来议价，真如《草木子》中所说：“上下贿赂，公行如市。” 其二，政治腐败。公案剧对于政治腐败的揭露，主要通过权豪势要形象来实现。前面我们曾提到，元朝廷公开推行“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各级官长一般由蒙古、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吏目僚佐。不仅如此，蒙古、色目人还享有诸多特权，这在公案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比如《延安府》中权豪势要葛彪乡间闲逛，偶遇清明祭祖的刘彦芳母亲和妻子，便强迫刘彦芳之妻为他把盏，遭拒后令仆从打死两人，甩下“休说打死两个，打死二十个，值甚么”，“你不拣那里告去”的狂言后扬长而去。刘彦芳向开封府主事官庞绩状告葛彪，怎料庞绩正是葛彪姐夫，状未告成自己反被庞绩以莫须有的罪名下入死囚牢中。《蝴蝶梦》中，权豪势要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生金阁》中，庞衙内强夺郭成的传家宝生金阁，霸占郭成的妻子，将郭成铜铡断首，甚至还把说了几句公道话的嬷嬷沉入八角琉璃井；《陈州粜米》杂剧中刘衙内父子翁婿趁陈州赈灾之机私抬米价、大秤称银、小斗量米，于灾民口中夺食，还草菅人命，打死了刚直的饥民老撇古……权豪势要们之所以无法无天、肆意妄为，就是他们有恃无恐，他们依仗的是政治上的特权。于他们来说“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特权，并且这些特权是由最高统治者赋予并加以维护的。《鲁斋郎》中皇帝在得知鲁斋郎被处死消息时的“大惊”神色，以及要核实御笔文书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鲁斋郎的回护。最后天子虽也说了“苦害良民犯人鲁斋郎，合该斩首”的话，那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故作高调罢了。《陈州粜米》杂剧中，皇帝在明知小刘衙内、杨金吾品行不端的情况下还让他们担任赈灾钦差的重任，并御赐他们“打死勿论”的紫金锤，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小刘衙内、杨金吾二人犯下滔天罪行后不仅不予严惩，还赐了一纸赦书赦免他们的罪行。若非包待制神机妙算，以雷霆之势迅疾处死他们，最终他们一定会逍遥法外。
其三，生活腐败。公案剧中官吏的生活腐败主要体现在吏目的生活作风问题上，《灰阑记》杂剧中的赵令史就是吏目生活腐化的典型。其上场诗和自白辞道：“我做令史只图醉，又要他人老婆睡。毕竟心中爱者谁，则除脸上花花做一对。自家姓赵，在这郑州衙门做个令史。州里人见我有些才干，送我两个表德：一个叫做赵皮鞋，一个叫做赵哈达。”上场诗已经揭示了他淫邪的嘴脸，而百姓赠送的“赵皮鞋”和“赵哈达”绰号，也“讽刺了赵令史调风弄月、糜烂堕落的生活作风”b。剧中赵令史与马均卿正妻有染，因此用毒药毒死了马员外，并且嫁祸于马员外小妾张海棠。在公堂之上，他假公济私对张海棠用尽酷刑，将她屈打成招。纵观全剧，赵令史和马员外正妻的奸情，正是马员外之死和张海棠冤案的直接起因。另外，官吏的生活腐败，还表现在他们生活中的奢靡享乐之风。比如《陈州粜米》中的陈州知州蓼花，其上场诗道：“我做个州官不歹，断事处摇摇摆摆。只好吃两件东西，酒煮的团鱼螃蟹。”显然是一位尸位素餐，奢靡腐化的官场蠹虫。
三、内外兼修——元代公案剧作家对于廉政建设的思考
如文章开头所述，元朝前半期，长期不行科举，知识分子晋身失阶，“士失其业”（《青楼集序》）“沉抑下僚”（《真珠船》）。所以，元杂剧作家不像别的朝代作家对于百姓疾苦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他们对元代吏治混乱给下层百姓所造成的苦难有最直接的身受，因而对廉政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在元杂剧作家看来，廉政建设不仅是吏治的第一要义，还关乎民心向背，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窦娥冤》杂剧中窦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的唱词，宛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为吏治污浊昏暗、社会黑白颠倒的元帝国撞响了一记丧钟。另外，《鲁斋郎》杂剧中也有这样一段唱词：“今日个天理竟如何，黎庶尽讴歌，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只说他包龙图智慧多。”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森严等级社会里，百姓不再膜拜天子，转而讴歌刚直公正、廉洁仁爱的包龙图，民心向背已然见出分晓。元代公案剧作家不仅清晰地意识到了廉政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对此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细心研读公案剧作品就会发现，公案剧作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制度建设和个人修养两个方面。
制度建设方面，元公案剧作家主要思考三个问题：其一，消除特权。元公案剧中的许多刑事案件都是由权豪势要引起，《鲁斋郎》《生金阁》《延安府》《蝴蝶梦》《陈州粜米》等皆是如此，权豪势要及其所拥有的特权严重影响了元代政治生态和司法公正。《蝴蝶梦》中王母对权豪葛彪曾有这样一段唱词：“若是俺到官时，和您去对情词，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延安府》中廉使李圭曾对庞绩父子翁婿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有这等权豪势要狠无徒，他则待要倚强凌弱胡为做，全不怕一朝人怨天公怒。若有那衔冤的来告诉，小官可也无面目。施行那徒流笞杖我可便依着条律，不恁的何以得民服。”王母的说白、李圭的唱词，都隐含着公案剧作家消除特权的诉求，这也是元代底层百姓普遍的期盼。其二，吏目的转任。前面我们提到在经济腐败上，吏目相较官员手段更加“高明”，也更加“斯文”，而吏目的作风问题有时也是命案和冤案的直接起因（《灰阑记》）。且依照元代的官吏制度，“职官三年一任，司吏十年方迁，则是司吏一界，更革职官四任也”（《元典章·吏部·司吏》），吏目长期盘踞一方，“外而交接权豪，侵蠹民产，内而把持官府，捏合簿书”（《元典章·吏部·司吏》）。吏权之大，甚至到了可以左右官员去留的程度，《铁拐李》中衙役张千说六案都孔目岳寿人送绰号“大鹏金翅雕”，“俺这郑州奉宁郡但除将一个清官来，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雕就雕的去了。”在公案剧作家看来，吏权过重与长期盘踞一地密切相关，建立与职官一样三年一任、届满转迁的制度，是避免吏目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其三，舆论监督。元代统治者有鉴于官吏腐败的日益严重，在沿袭前代官制设立御史台之外，还于江南和陕西设立了行御史台。御史台与行御史台之下，又在全国二十二道都设置了肃政廉访司，专门负责纠察地方吏治与政治得失。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对于元代官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所以在元杂剧中贪官污吏总有一句口頭语“才听上司来刷卷， 登时唬的肚中疼”，这里的刷卷即是指元代御史台、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负责的“照刷磨勘文卷制度”。但刷卷制度案头督察的特点，使其具有先天短板，尤其是当文书攒造者是岳寿（《铁拐李》）一类工夫了得的“能吏”时，“文案中无半点儿差错”（《铁拐李》）是很容易做到的，而毫无差错的文案背后隐藏了多少冤假错案，恐怕只有攒造者自己清楚。在元代公案剧中，因文书差误重新审理的案件仅有《魔合罗》和《勘头巾》两种，并且两剧中发现问题端倪的都是吏目出身的张鼎，可见刷卷制度的局限性。所以，公案剧作家特别重视舆论监督对于惩治腐败的辅助作用，百姓们通过“模棱手”“大鹏金翅雕”“赵哈达”等绰号的形式表达对官吏懒政怠政、衙门作风和荒淫生活的辛辣嘲讽，在许多公案剧作品中清官们也是通过微服私访的形式获取权豪势要、贪官污吏犯罪线索与证据，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如《陈州粜米》《延安府》等。《延安府》中，廉使李圭有一句唱词道：“路上行人口胜碑，天网恢恢。”在公案剧作家看来，百姓们的舆论监督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那么权豪势要和贪官污吏都将无处遁逃。 在官吏的个人修养方面，元公案剧作家给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官德修养。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提倡“不忍人之政”，古代先贤早就看到了从政者官德修养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元代公案剧作家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清官廉吏都有很高的官德修养。清官廉吏的官德修养首先体现在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上，比如包拯对于陈州一郡饥民的拳拳之念（《陈州粜米》），再比如王翛然（《救孝子》）、张鼎（《堪头巾》）对于系狱冤囚的悲悯之情。清官廉吏的官德修养还体现在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上，“上马践红尘，勾迁义细军。亲承郎主命，岂敢避辛勤”（《救孝子》），“我可便上西延离汴京，押衣袄临京兆。我也不辞年纪老，岂惮路途遥？想着宰相官僚，请受了这千钟禄难虚耗，怎不的秉忠心佐圣朝”（《生金阁》），王翛然、包拯等之所以不避辛勤、不辞年老、不惮路遥，完全是责任心和使命感使然。其二，文化修养。公案剧作家认为官吏的个人修养核心在于官德的培树，而官德养成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读书，“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所以公案剧中的清官廉吏大都是博通经史、满腹文章的饱学之士。《延安府》中的按察司廉使李圭“幼年颇勤于学”；《窦娥冤》中的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窦天章“幼习儒业，饱有文章”，“读尽缥缃万卷书”；《绯衣梦》中的开封府府尹钱可也说自己“诵《诗》知国政，讲《易》见天心”，对《诗经》和《周易》等儒家经典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三，作风修养。除了官德修养和文化修养外，元公案剧作家还特别关注官吏的作风建设。在元公案剧作家看来官吏作风修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不贪财，在《陈州粜米》杂剧中，剧作家借饥民张撇古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做官的要了钱便糊突，不要钱方清正”，合格官吏的首要标准就是清廉；《勘头巾》中的张鼎“与百姓水米无交”；《合同文字》中的包拯被百姓誉为“清耿耿水一似”。其次是不奢靡。《陈州粜米》杂剧通过随从衙役张千的抱怨，让我们见识了包拯的朴素本色：“你不知这个大人清廉正直，不爱民财。虽然钱物不要，你可吃些东西也好。他但是到的府州县道，下马升厅，那官人里老安排的东西，他看也不看。一日三顿，则吃那落解粥。你便老了吃不得，我是个后生家……我这一顿落解粥，走不到五里地面，早肚里饥了”。再次，不流连风月。元代公案剧中，许多吏目都有流连风月场的嗜好，《郑孔目风雨还牢未》中的郑孔目，祗候赵用说他是“每日价卧柳眠花。恋着那送旧迎新泼弟子，全不想生男育女旧娇娃”，最后结发之妻被他生生气死。吏目流连风月、贪图女色，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家庭，有时还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如前所述，在《灰阑记》杂剧中正是赵令史和马均卿之妻的奸情，造成了马均卿的惨死和张海棠的冤案。在公案剧作家看来，作风正派，不流连风月，亦是官吏个人修养的应有之义。
元公案剧作家对于官员廉政建设的思考与表达，在彼时虽未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官要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当清官，不要当庸官贪官，被人戳脊梁骨”c，元公案剧作家经由贪官、清官等舞台形象所传达出来的廉政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也是古往今来各级为政者涵养官德、陶铸性情的精神源泉。
a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b 赵忠富：《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元代公案杂剧中官吏绰号的镜鉴意义》，《领导科学》2016年第14期，第55页。
c 习近平：《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http：//www.ynufe.edu.cn/pub/art/dqgz/ djgz/92527.htm.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成果，課题编号：201804050107；唐山学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成果，课题编号：TSXYLZ201803
作 者： 赵忠富，文学硕士，唐山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刘芳，文学硕士，唐山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批评。
编 辑：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元代公案剧 廉政思想 腐败 制度建设 个人修养
孔子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亦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能够完全抛却天下苍生，他们多是虽“处江湖之远”也忧心其国、其民。元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最为凄凉的时期，由于长期不行科举，他们晋身失阶，不再有往昔“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即使沦落到“九儒十丐”的社会最底层，元代的知识分子仍心系国家治乱，因无缘“对策王庭”（《文心雕龙·议对》），也无由“献政陈宜”（《文心雕龙·奏启》），他们只好“以其有用之才，一寓于声歌之末”（《真珠船·元曲》），借杂剧创作“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真珠船·元曲》），展其修齐治平之志。
元代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级官吏的腐败问题，强大元帝国的短祚与此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朝名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每篇均将“戒贪”“自律”“修身”列于首位，从中亦可窥见元代官吏贪腐的严重程度。作为心系治乱、忧国忧民的元杂剧作家，对此也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彻的思考，故而对于官吏贪腐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就成了元杂剧最常见的主题。而在元杂剧的诸多题材类型中，公案剧又是与时政联系最密切的一种，从中也最能见出剧作家对于腐败问题的态度，对于廉政建设的思考。本文即以元代公案剧作家为研究对象，经由他们的传世作品来探讨他们的廉政思想（因元杂剧作家生平资料的匮乏，杂剧作品几乎是研究他们思想的唯一路径）。
一、世情时序——元代公案剧作家廉政思想的生成语境
刘勰曾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西人丹纳也提出“民族”“时代”“环境”是影响文学的终极因素a，一个时期文学的面貌总是和当时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作家的思想亦复如是，归根究底作品还是作家思想的文字呈现。故而，探讨元代公案剧作家的廉政思想，我们首先还得回到它的生成场域。
众所周知，元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吏治最混乱，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最触目惊心的一个时期。元朝官员的贪腐，与其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有关。对于官员的选拔任用，元朝廷规定“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官员一般由蒙古、色目人充任，汉人、南人只能做吏目。这些颟顸的蒙古、色目官长，很多不具备治国理政的才具，长期的杀伐、掠夺也滋长了他们原本就贪婪的欲念，于是对百姓和下级官吏的盘剥与敲诈便成了他们为官的第一要务。对此，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其笔记小说《草木子》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顺帝朝权臣伯颜秉政时大肆卖官鬻爵，“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草木子》）。当伯颜失势被贬后，百姓讽刺他说：“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
古人云“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官员的贪污必然带来吏目的腐败，且相较蒙古色目官员的强取豪夺，吏目对于百姓盘剥的方式更加隐蔽，手段也更加“高明”，“遇科差则高下其手，以致赋役不均；词讼变乱是非，连年不决；和雇和买，放富差贫，要一科十；刑名曲直不分，刑狱枉滥。受贿为非，欺公害民，不能遍举”（《元典章十二·吏部·司吏》），《元典章》甚至用“吏弊之大，莫甚于此”的话，来评价吏目的贪赃枉法。最后再用正史中的一组数据，来佐证一下元代官吏腐败的情况。据《元史·成宗本纪》载，仅大德七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涉案贪官之夥、赃款之巨、冤狱之多，令人发指。对于元代官场有了大致了解后，我们再来观照元代公案剧中作家对于贪官污吏的辛辣控诉与嘲弄，就会有更切身的体会，对于公案剧作家心心念念的廉政理想，也会有更深入的领悟。
二、刺贪刺虐——元代公案剧作家对于官吏贪腐的揭露
郭沫若先生评价蒲松龄说他“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将这句评语用在元代公案剧作家身上，也是非常恰切，只不过公案剧展现的是官场的“妖魔鬼怪”。元代公案剧对于官吏贪腐的揭露是全面而深刻的，概而言之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经济腐败。元代公案剧中官吏贪腐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官员形象，剧作家仅通过他们的上场诗便活画出他们贪婪的嘴脸，楚州太守梼杌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窦娥冤》），河南府县令说：“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魔合罗》），郑州太守苏顺说：“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灰阑记》），县令巩得中说：“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然做官，吸利打哄”（《救孝子》）……更有甚者，贪官们有时会向前来告状的百姓下跪，称他们为“衣食父母”（《窦娥冤》《磨合罗》）。对于吏目的贪腐，杂剧作家有时也会通过上场诗和自白词来揭露，比如《魔合罗》中的萧令史上场诗：“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再比如《神奴儿》中宋令史的自白词：“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在这衙门里做着个令史。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不过在公案剧中吏目的贪腐主要还是在庭审现场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磨合罗》中李文道毒杀哥哥，为了把罪名转嫁给嫂子刘玉娘，打算用三两银子买通萧令史：“李做舒三个指头科，云：‘令史，我与你这个’。令史云：‘你那两个指头瘸？’李文道云：‘哥哥，你整理这桩事。’令史云：‘我知道，休言语。’”《神奴儿》中亦有大致相同的情节。庄严公堂之上，高悬明镜之下，赵令史、宋令史们公开纳贿，往来议价，真如《草木子》中所说：“上下贿赂，公行如市。” 其二，政治腐败。公案剧对于政治腐败的揭露，主要通过权豪势要形象来实现。前面我们曾提到，元朝廷公开推行“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各级官长一般由蒙古、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吏目僚佐。不仅如此，蒙古、色目人还享有诸多特权，这在公案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比如《延安府》中权豪势要葛彪乡间闲逛，偶遇清明祭祖的刘彦芳母亲和妻子，便强迫刘彦芳之妻为他把盏，遭拒后令仆从打死两人，甩下“休说打死两个，打死二十个，值甚么”，“你不拣那里告去”的狂言后扬长而去。刘彦芳向开封府主事官庞绩状告葛彪，怎料庞绩正是葛彪姐夫，状未告成自己反被庞绩以莫须有的罪名下入死囚牢中。《蝴蝶梦》中，权豪势要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生金阁》中，庞衙内强夺郭成的传家宝生金阁，霸占郭成的妻子，将郭成铜铡断首，甚至还把说了几句公道话的嬷嬷沉入八角琉璃井；《陈州粜米》杂剧中刘衙内父子翁婿趁陈州赈灾之机私抬米价、大秤称银、小斗量米，于灾民口中夺食，还草菅人命，打死了刚直的饥民老撇古……权豪势要们之所以无法无天、肆意妄为，就是他们有恃无恐，他们依仗的是政治上的特权。于他们来说“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特权，并且这些特权是由最高统治者赋予并加以维护的。《鲁斋郎》中皇帝在得知鲁斋郎被处死消息时的“大惊”神色，以及要核实御笔文书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鲁斋郎的回护。最后天子虽也说了“苦害良民犯人鲁斋郎，合该斩首”的话，那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故作高调罢了。《陈州粜米》杂剧中，皇帝在明知小刘衙内、杨金吾品行不端的情况下还让他们担任赈灾钦差的重任，并御赐他们“打死勿论”的紫金锤，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小刘衙内、杨金吾二人犯下滔天罪行后不仅不予严惩，还赐了一纸赦书赦免他们的罪行。若非包待制神机妙算，以雷霆之势迅疾处死他们，最终他们一定会逍遥法外。
其三，生活腐败。公案剧中官吏的生活腐败主要体现在吏目的生活作风问题上，《灰阑记》杂剧中的赵令史就是吏目生活腐化的典型。其上场诗和自白辞道：“我做令史只图醉，又要他人老婆睡。毕竟心中爱者谁，则除脸上花花做一对。自家姓赵，在这郑州衙门做个令史。州里人见我有些才干，送我两个表德：一个叫做赵皮鞋，一个叫做赵哈达。”上场诗已经揭示了他淫邪的嘴脸，而百姓赠送的“赵皮鞋”和“赵哈达”绰号，也“讽刺了赵令史调风弄月、糜烂堕落的生活作风”b。剧中赵令史与马均卿正妻有染，因此用毒药毒死了马员外，并且嫁祸于马员外小妾张海棠。在公堂之上，他假公济私对张海棠用尽酷刑，将她屈打成招。纵观全剧，赵令史和马员外正妻的奸情，正是马员外之死和张海棠冤案的直接起因。另外，官吏的生活腐败，还表现在他们生活中的奢靡享乐之风。比如《陈州粜米》中的陈州知州蓼花，其上场诗道：“我做个州官不歹，断事处摇摇摆摆。只好吃两件东西，酒煮的团鱼螃蟹。”显然是一位尸位素餐，奢靡腐化的官场蠹虫。
三、内外兼修——元代公案剧作家对于廉政建设的思考
如文章开头所述，元朝前半期，长期不行科举，知识分子晋身失阶，“士失其业”（《青楼集序》）“沉抑下僚”（《真珠船》）。所以，元杂剧作家不像别的朝代作家对于百姓疾苦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他们对元代吏治混乱给下层百姓所造成的苦难有最直接的身受，因而对廉政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在元杂剧作家看来，廉政建设不仅是吏治的第一要义，还关乎民心向背，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窦娥冤》杂剧中窦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的唱词，宛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为吏治污浊昏暗、社会黑白颠倒的元帝国撞响了一记丧钟。另外，《鲁斋郎》杂剧中也有这样一段唱词：“今日个天理竟如何，黎庶尽讴歌，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只说他包龙图智慧多。”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森严等级社会里，百姓不再膜拜天子，转而讴歌刚直公正、廉洁仁爱的包龙图，民心向背已然见出分晓。元代公案剧作家不仅清晰地意识到了廉政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对此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细心研读公案剧作品就会发现，公案剧作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制度建设和个人修养两个方面。
制度建设方面，元公案剧作家主要思考三个问题：其一，消除特权。元公案剧中的许多刑事案件都是由权豪势要引起，《鲁斋郎》《生金阁》《延安府》《蝴蝶梦》《陈州粜米》等皆是如此，权豪势要及其所拥有的特权严重影响了元代政治生态和司法公正。《蝴蝶梦》中王母对权豪葛彪曾有这样一段唱词：“若是俺到官时，和您去对情词，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延安府》中廉使李圭曾对庞绩父子翁婿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有这等权豪势要狠无徒，他则待要倚强凌弱胡为做，全不怕一朝人怨天公怒。若有那衔冤的来告诉，小官可也无面目。施行那徒流笞杖我可便依着条律，不恁的何以得民服。”王母的说白、李圭的唱词，都隐含着公案剧作家消除特权的诉求，这也是元代底层百姓普遍的期盼。其二，吏目的转任。前面我们提到在经济腐败上，吏目相较官员手段更加“高明”，也更加“斯文”，而吏目的作风问题有时也是命案和冤案的直接起因（《灰阑记》）。且依照元代的官吏制度，“职官三年一任，司吏十年方迁，则是司吏一界，更革职官四任也”（《元典章·吏部·司吏》），吏目长期盘踞一方，“外而交接权豪，侵蠹民产，内而把持官府，捏合簿书”（《元典章·吏部·司吏》）。吏权之大，甚至到了可以左右官员去留的程度，《铁拐李》中衙役张千说六案都孔目岳寿人送绰号“大鹏金翅雕”，“俺这郑州奉宁郡但除将一个清官来，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雕就雕的去了。”在公案剧作家看来，吏权过重与长期盘踞一地密切相关，建立与职官一样三年一任、届满转迁的制度，是避免吏目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其三，舆论监督。元代统治者有鉴于官吏腐败的日益严重，在沿袭前代官制设立御史台之外，还于江南和陕西设立了行御史台。御史台与行御史台之下，又在全国二十二道都设置了肃政廉访司，专门负责纠察地方吏治与政治得失。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对于元代官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所以在元杂剧中贪官污吏总有一句口頭语“才听上司来刷卷， 登时唬的肚中疼”，这里的刷卷即是指元代御史台、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负责的“照刷磨勘文卷制度”。但刷卷制度案头督察的特点，使其具有先天短板，尤其是当文书攒造者是岳寿（《铁拐李》）一类工夫了得的“能吏”时，“文案中无半点儿差错”（《铁拐李》）是很容易做到的，而毫无差错的文案背后隐藏了多少冤假错案，恐怕只有攒造者自己清楚。在元代公案剧中，因文书差误重新审理的案件仅有《魔合罗》和《勘头巾》两种，并且两剧中发现问题端倪的都是吏目出身的张鼎，可见刷卷制度的局限性。所以，公案剧作家特别重视舆论监督对于惩治腐败的辅助作用，百姓们通过“模棱手”“大鹏金翅雕”“赵哈达”等绰号的形式表达对官吏懒政怠政、衙门作风和荒淫生活的辛辣嘲讽，在许多公案剧作品中清官们也是通过微服私访的形式获取权豪势要、贪官污吏犯罪线索与证据，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如《陈州粜米》《延安府》等。《延安府》中，廉使李圭有一句唱词道：“路上行人口胜碑，天网恢恢。”在公案剧作家看来，百姓们的舆论监督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那么权豪势要和贪官污吏都将无处遁逃。 在官吏的个人修养方面，元公案剧作家给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官德修养。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提倡“不忍人之政”，古代先贤早就看到了从政者官德修养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元代公案剧作家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清官廉吏都有很高的官德修养。清官廉吏的官德修养首先体现在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上，比如包拯对于陈州一郡饥民的拳拳之念（《陈州粜米》），再比如王翛然（《救孝子》）、张鼎（《堪头巾》）对于系狱冤囚的悲悯之情。清官廉吏的官德修养还体现在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上，“上马践红尘，勾迁义细军。亲承郎主命，岂敢避辛勤”（《救孝子》），“我可便上西延离汴京，押衣袄临京兆。我也不辞年纪老，岂惮路途遥？想着宰相官僚，请受了这千钟禄难虚耗，怎不的秉忠心佐圣朝”（《生金阁》），王翛然、包拯等之所以不避辛勤、不辞年老、不惮路遥，完全是责任心和使命感使然。其二，文化修养。公案剧作家认为官吏的个人修养核心在于官德的培树，而官德养成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读书，“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所以公案剧中的清官廉吏大都是博通经史、满腹文章的饱学之士。《延安府》中的按察司廉使李圭“幼年颇勤于学”；《窦娥冤》中的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窦天章“幼习儒业，饱有文章”，“读尽缥缃万卷书”；《绯衣梦》中的开封府府尹钱可也说自己“诵《诗》知国政，讲《易》见天心”，对《诗经》和《周易》等儒家经典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三，作风修养。除了官德修养和文化修养外，元公案剧作家还特别关注官吏的作风建设。在元公案剧作家看来官吏作风修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不贪财，在《陈州粜米》杂剧中，剧作家借饥民张撇古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做官的要了钱便糊突，不要钱方清正”，合格官吏的首要标准就是清廉；《勘头巾》中的张鼎“与百姓水米无交”；《合同文字》中的包拯被百姓誉为“清耿耿水一似”。其次是不奢靡。《陈州粜米》杂剧通过随从衙役张千的抱怨，让我们见识了包拯的朴素本色：“你不知这个大人清廉正直，不爱民财。虽然钱物不要，你可吃些东西也好。他但是到的府州县道，下马升厅，那官人里老安排的东西，他看也不看。一日三顿，则吃那落解粥。你便老了吃不得，我是个后生家……我这一顿落解粥，走不到五里地面，早肚里饥了”。再次，不流连风月。元代公案剧中，许多吏目都有流连风月场的嗜好，《郑孔目风雨还牢未》中的郑孔目，祗候赵用说他是“每日价卧柳眠花。恋着那送旧迎新泼弟子，全不想生男育女旧娇娃”，最后结发之妻被他生生气死。吏目流连风月、贪图女色，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家庭，有时还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如前所述，在《灰阑记》杂剧中正是赵令史和马均卿之妻的奸情，造成了马均卿的惨死和张海棠的冤案。在公案剧作家看来，作风正派，不流连风月，亦是官吏个人修养的应有之义。
元公案剧作家对于官员廉政建设的思考与表达，在彼时虽未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官要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当清官，不要当庸官贪官，被人戳脊梁骨”c，元公案剧作家经由贪官、清官等舞台形象所传达出来的廉政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也是古往今来各级为政者涵养官德、陶铸性情的精神源泉。
a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b 赵忠富：《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元代公案杂剧中官吏绰号的镜鉴意义》，《领导科学》2016年第14期，第55页。
c 习近平：《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http：//www.ynufe.edu.cn/pub/art/dqgz/ djgz/92527.htm.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成果，課题编号：201804050107；唐山学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成果，课题编号：TSXYLZ201803
作 者： 赵忠富，文学硕士，唐山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刘芳，文学硕士，唐山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批评。
编 辑：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