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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因大多采用红色塑料封皮，被人们称为“红宝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毛主席语录》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人人都会高举一本《毛主席语录》，男女老少都会背诵其中段落。人们唱的是语录歌，做的是语录操，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50年来，“红宝书”经历了从内部发行到风靡全球，从走上神坛到走进拍卖会的历史巨变。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和未来。史学家范文澜说：“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问世
最初编纂《毛主席语录》的是《解放军报》，直接参与选编工作的是当年解放军报社的编辑田晓光，如今她已离世。她的女儿韦梅雅也曾在《解放军报》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毛主席语录》现象。5月12日，韦梅雅在家里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毛主席语录》编发的始末。
韦梅雅说，《毛主席语录》的问世，要从林彪说起。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当时，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党内的共识，但至于怎么学习，有不同的观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就主张应该系统地学习，但林彪提出了精选语录的方式。”韦梅雅说，“林彪主张在报纸上选登语录，是将他的学习方法推广到全军。林彪做事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他希望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的精神能够通过报纸直接与部队官兵见面。当时基层官兵的文化水平有限，采取语录的方式学习毛泽东思想易于被基层接受。”
当年，田晓光在《解放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报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田晓光根据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1961年劳动节当天，《解放军报》首次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此后，《解放军报》每天配发一条从毛主席的著作、讲话、文件里面挑选出来的语录。因为通俗易懂，这些单独的一条条语录深受官兵们欢迎。韦梅雅告诉记者，当时军队基层常组织班会学习这些语录，不少战士把报纸上的语录剪下来，有的单位把语录抄到黑板上，放在活动室或显眼处供大家做笔记。
但这样还是不方便，部队很多人给报社写信反映，希望将《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毛主席语录集成小册子下发以便学习。于是，田晓光就向报社领导提出，想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1963年12月20日，《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去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报社想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总政领导同意了，并提出这本册子必须在会议结束前编出来，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以便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
“时间非常紧迫。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们4个孩子，我当时在上小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在新年到来的那个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终于在新年第一天，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毛主席语录》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
1964年1月5日，征求意见本出版，16开本，共设23个专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毛主席的语录不只200条，以后还会增加，所以书名就去掉了‘200条’，定为《毛主席语录》。这个版本的前言，是由我母亲起草的，经过唐平铸审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
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田晓光又花了5天的时间进行增补，设了25个专题，收入267条语录。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这种小开本是为了方便战士携带，可以随时学习。刚开始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就实现了全军人手一本。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内容再次增加，设立33个专题，定为427条，共8.8万字。这个版本的前言由唐平铸重新撰写，增加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论述，并经过总政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修改，署名仍是“总政治部”。在这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前，解放军报社曾建议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建议他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结果林彪少写了最后一句。
1966年“文革”开始后，需要根据对毛泽东思想新的评价改写《毛主席语录》。这版前言仍由唐平铸改写，增加了新的评价和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署名改为林彪。这一版本也成为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推广
《毛主席语录》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最初，出版《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在军内学习使用，书中都注明了内部发行。但当时各界都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干部被派到地方指导工作，也把这些语录带到了地方，所以形成了全社会都向军队要《毛主席语录》的盛况。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派人来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韦梅雅说。
田晓光在世时曾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最先是朱德，书出第五天，即1964年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当时有很多地方干部到军队交流，就悄悄带回工作单位去。安徽省委还希望能够获得纸型，可以自己印发。”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封皮用）等物资的紧张。1966年至197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的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这仅仅是正式出版的用纸量统计，不包括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用纸。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邓小平下令紧急调来印刷《毛主席语录》的纸张。
停印
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本身就与书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相悖，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有些担忧。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多次批示，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报告时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1970年9月2日，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
此后，军委办事组很快从解放军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人员，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1971年9月，林彪乘飞机外逃，途中机毁人亡。人们开始陆续撕去1966年版《毛主席语录》中林彪写的前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获得一本128开的《毛主席语录》，发现林彪的题词和两页前言已经被撕掉。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一本完整的《毛主席语录》。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停发《通知》就像一把时间的切刀，干脆利落地切割出两个时代。《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门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动中消失，从教科书扉页上消失，从人们口头上、手掌上消失，以至渐渐成为民间收藏品。2002年，一本《毛主席语录》在苏富比拍卖行卖出了15535美元的高价。这种“千金难求”的情形仿佛在提醒人们，那个人手一本“红宝书”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烙印
1979年，29岁的姜昆和52岁的李文华创作出了对口相声《如此照相》。其中一段对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革”期间人们开口便提毛主席语录的无奈：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要斗私批修，问什么事啊？”
“灭资兴无，我照个相。”
“破私立公，照几寸？”
“革命无罪，3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突出政治，多少钱？”
“立竿见影，6毛3。”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这种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可谓非常大胆，创作者的心头难免紧张，但结果正如姜昆说的那样：“没想到这个小相声竟赢得观众百姓的广泛共鸣……我们在各地演出，现场可以用‘爆炸’两个字来形容，人们在笑声中把10年‘文革’的怨气扫得烟消云散。”一位老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评价道：“这个相声说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随着时光流逝，今天“50后”“60后”再回顾 《毛主席语录》时，不得不承认《毛主席语录》给他们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毛主席语录》中的某些话，在剥离了时代外衣、政治外衣后，本身包含着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这些话对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50后”“60后”来说，至今仍是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精神财富。
一位部级干部曾在一次与青年代表的座谈中说：“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要多读书。我们青年时期书很少，能读到书的机会也很少。我们的‘童子功’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语录》，天天学，读得滚瓜烂熟。那时候我就认定，学《毛主席语录》也是学习。现在看起来，那确实是很重要的学习。”他在谈到对青年的寄望时，两次引述毛主席语录。一句是“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以此劝喻年轻人宽容待人，“虽然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背过这句话，但只有到了一定年龄后才深刻地理解它。”另一句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劝喻年轻人扎实肯干，“这句话是至理名言，现在当然不需要年轻人付出生命，但是你要读书学习，就得牺牲上网、上微信、看电视的享受；你要钻研业务，就要牺牲其他方面的个人爱好。不牺牲，就得不到。”
“红宝书”也融入了第一代企业家的性格里。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娃哈哈的宗庆后……很多都是《毛主席语录》的“信徒”。史玉柱自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头号粉丝”，20世纪90年代，他经营巨人集团时，曾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级经理都改称“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与饱含激情的高调道德相适应的，是特有的“毛氏修辞和语体”。出身农村的毛泽东，对宣传鼓动来说，可谓行家里手，语出惊人。语言在他嘴中和笔下，从比喻到讥讽，从状物到拟人，自由潇洒，犹如出入无人之境。
《毛主席语录》开篇第一个专题就是“共产党”，第一条则是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那句带有对仗性质的政治诗句：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有，阐述革命的三大法宝时，他用了一组“一个，一个，一个”的排比句，以强有力的语音韵律，阐发自己的经验主张：“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在倡导学习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时，毛泽东再次运用这种“一个，一个，一个”的强调式修辞手段，给听众和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不会说官话的毛泽东，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套路厌恶至极。在他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中，其话语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经常令听众笑声四起。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喊出了 “开除球籍”的“毛氏格言”，号称：“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有时，毛泽东这种讥讽笑骂的语言风格带有强大的攻击性，也会伤害他人的自尊。有文章回忆，在1938年下半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王明。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会餐。餐后，毛泽东指着身边工作人员执意询问：“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个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讽刺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自然，谁都明白，这个被讥讽的牛皮公司经理是指王明。
纯粹从语言学上看，《毛主席语录》并不算毛泽东著作遗产中的珍品，可一旦将它置入具体历史语境，其中所保留下来的对称格言、排比警句、慷慨陈词乃至即兴亢奋，无论是谆谆教诲，还是嬉笑怒骂，就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符号，带着中国人的深沉体味与敏锐反思，汇入了当代中国政治记忆那并不平静的浩瀚长河之中。
50年来，“红宝书”经历了从内部发行到风靡全球，从走上神坛到走进拍卖会的历史巨变。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和未来。史学家范文澜说：“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问世
最初编纂《毛主席语录》的是《解放军报》，直接参与选编工作的是当年解放军报社的编辑田晓光，如今她已离世。她的女儿韦梅雅也曾在《解放军报》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毛主席语录》现象。5月12日，韦梅雅在家里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毛主席语录》编发的始末。
韦梅雅说，《毛主席语录》的问世，要从林彪说起。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当时，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党内的共识，但至于怎么学习，有不同的观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就主张应该系统地学习，但林彪提出了精选语录的方式。”韦梅雅说，“林彪主张在报纸上选登语录，是将他的学习方法推广到全军。林彪做事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他希望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的精神能够通过报纸直接与部队官兵见面。当时基层官兵的文化水平有限，采取语录的方式学习毛泽东思想易于被基层接受。”
当年，田晓光在《解放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报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田晓光根据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1961年劳动节当天，《解放军报》首次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此后，《解放军报》每天配发一条从毛主席的著作、讲话、文件里面挑选出来的语录。因为通俗易懂，这些单独的一条条语录深受官兵们欢迎。韦梅雅告诉记者，当时军队基层常组织班会学习这些语录，不少战士把报纸上的语录剪下来，有的单位把语录抄到黑板上，放在活动室或显眼处供大家做笔记。
但这样还是不方便，部队很多人给报社写信反映，希望将《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毛主席语录集成小册子下发以便学习。于是，田晓光就向报社领导提出，想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1963年12月20日，《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去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报社想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总政领导同意了，并提出这本册子必须在会议结束前编出来，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以便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
“时间非常紧迫。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们4个孩子，我当时在上小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在新年到来的那个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终于在新年第一天，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毛主席语录》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
1964年1月5日，征求意见本出版，16开本，共设23个专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毛主席的语录不只200条，以后还会增加，所以书名就去掉了‘200条’，定为《毛主席语录》。这个版本的前言，是由我母亲起草的，经过唐平铸审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
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田晓光又花了5天的时间进行增补，设了25个专题，收入267条语录。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这种小开本是为了方便战士携带，可以随时学习。刚开始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就实现了全军人手一本。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内容再次增加，设立33个专题，定为427条，共8.8万字。这个版本的前言由唐平铸重新撰写，增加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论述，并经过总政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修改，署名仍是“总政治部”。在这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前，解放军报社曾建议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建议他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结果林彪少写了最后一句。
1966年“文革”开始后，需要根据对毛泽东思想新的评价改写《毛主席语录》。这版前言仍由唐平铸改写，增加了新的评价和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署名改为林彪。这一版本也成为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推广
《毛主席语录》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最初，出版《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在军内学习使用，书中都注明了内部发行。但当时各界都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干部被派到地方指导工作，也把这些语录带到了地方，所以形成了全社会都向军队要《毛主席语录》的盛况。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派人来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韦梅雅说。
田晓光在世时曾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最先是朱德，书出第五天，即1964年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当时有很多地方干部到军队交流，就悄悄带回工作单位去。安徽省委还希望能够获得纸型，可以自己印发。”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封皮用）等物资的紧张。1966年至197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的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这仅仅是正式出版的用纸量统计，不包括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用纸。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邓小平下令紧急调来印刷《毛主席语录》的纸张。
停印
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本身就与书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相悖，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有些担忧。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多次批示，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报告时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1970年9月2日，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
此后，军委办事组很快从解放军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人员，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1971年9月，林彪乘飞机外逃，途中机毁人亡。人们开始陆续撕去1966年版《毛主席语录》中林彪写的前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获得一本128开的《毛主席语录》，发现林彪的题词和两页前言已经被撕掉。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一本完整的《毛主席语录》。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停发《通知》就像一把时间的切刀，干脆利落地切割出两个时代。《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门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动中消失，从教科书扉页上消失，从人们口头上、手掌上消失，以至渐渐成为民间收藏品。2002年，一本《毛主席语录》在苏富比拍卖行卖出了15535美元的高价。这种“千金难求”的情形仿佛在提醒人们，那个人手一本“红宝书”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烙印
1979年，29岁的姜昆和52岁的李文华创作出了对口相声《如此照相》。其中一段对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革”期间人们开口便提毛主席语录的无奈：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要斗私批修，问什么事啊？”
“灭资兴无，我照个相。”
“破私立公，照几寸？”
“革命无罪，3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突出政治，多少钱？”
“立竿见影，6毛3。”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这种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可谓非常大胆，创作者的心头难免紧张，但结果正如姜昆说的那样：“没想到这个小相声竟赢得观众百姓的广泛共鸣……我们在各地演出，现场可以用‘爆炸’两个字来形容，人们在笑声中把10年‘文革’的怨气扫得烟消云散。”一位老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评价道：“这个相声说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随着时光流逝，今天“50后”“60后”再回顾 《毛主席语录》时，不得不承认《毛主席语录》给他们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毛主席语录》中的某些话，在剥离了时代外衣、政治外衣后，本身包含着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这些话对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50后”“60后”来说，至今仍是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精神财富。
一位部级干部曾在一次与青年代表的座谈中说：“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要多读书。我们青年时期书很少，能读到书的机会也很少。我们的‘童子功’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语录》，天天学，读得滚瓜烂熟。那时候我就认定，学《毛主席语录》也是学习。现在看起来，那确实是很重要的学习。”他在谈到对青年的寄望时，两次引述毛主席语录。一句是“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以此劝喻年轻人宽容待人，“虽然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背过这句话，但只有到了一定年龄后才深刻地理解它。”另一句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劝喻年轻人扎实肯干，“这句话是至理名言，现在当然不需要年轻人付出生命，但是你要读书学习，就得牺牲上网、上微信、看电视的享受；你要钻研业务，就要牺牲其他方面的个人爱好。不牺牲，就得不到。”
“红宝书”也融入了第一代企业家的性格里。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娃哈哈的宗庆后……很多都是《毛主席语录》的“信徒”。史玉柱自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头号粉丝”，20世纪90年代，他经营巨人集团时，曾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级经理都改称“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与饱含激情的高调道德相适应的，是特有的“毛氏修辞和语体”。出身农村的毛泽东，对宣传鼓动来说，可谓行家里手，语出惊人。语言在他嘴中和笔下，从比喻到讥讽，从状物到拟人，自由潇洒，犹如出入无人之境。
《毛主席语录》开篇第一个专题就是“共产党”，第一条则是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那句带有对仗性质的政治诗句：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有，阐述革命的三大法宝时，他用了一组“一个，一个，一个”的排比句，以强有力的语音韵律，阐发自己的经验主张：“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在倡导学习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时，毛泽东再次运用这种“一个，一个，一个”的强调式修辞手段，给听众和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不会说官话的毛泽东，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套路厌恶至极。在他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中，其话语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经常令听众笑声四起。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喊出了 “开除球籍”的“毛氏格言”，号称：“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有时，毛泽东这种讥讽笑骂的语言风格带有强大的攻击性，也会伤害他人的自尊。有文章回忆，在1938年下半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王明。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会餐。餐后，毛泽东指着身边工作人员执意询问：“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个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讽刺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自然，谁都明白，这个被讥讽的牛皮公司经理是指王明。
纯粹从语言学上看，《毛主席语录》并不算毛泽东著作遗产中的珍品，可一旦将它置入具体历史语境，其中所保留下来的对称格言、排比警句、慷慨陈词乃至即兴亢奋，无论是谆谆教诲，还是嬉笑怒骂，就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符号，带着中国人的深沉体味与敏锐反思，汇入了当代中国政治记忆那并不平静的浩瀚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