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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在碑学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金石学的兴起，引起碑学书派的迅速发展。本文试从清初的文化背景、清人尚朴的思想、帖学自身的衰落、碑学的发展兴盛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求更全面、更透彻地阐明碑学书风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碑学书风 成因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识码：A
一 清初社会文化背景
清朝入关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稳定，清政府在大规模武力征服尚未停止的同时，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建立和巩固统治的措施，其中包括吸收原明朝大量的官员进入政府机构，并立即恢复科举考试。这些做法一方面是满清政权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采取的汉化变革措施的继续，同时也对安抚汉族知识分子，争取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和合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清政权的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使得汉族文化传统及其形式在王朝更替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基本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得以延续发展。
康熙中期，社会开始走向稳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事业昌盛。清政府不仅组织编纂了多部大型图书，还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以外另开辟了博学鸿词科、贡生等科目，极力网络人才，优待名士，对清代前期的文化复兴和重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经普遍接受满族政权的统治，开始与新政权合作并纷纷争取加入其中。
清初书坛，帖学书风依然盛行。由于康熙皇帝的推崇，清朝前期的书风基本上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使得董书成为清朝初年的流行性书体，这在其家乡——上海松江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尤其普遍。由于皇帝的喜爱和取舍，竟使流美、潇洒的董书成为一时学书的正径。再加上为适应当时科考的需要，大批学子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不得不投其所好，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被录取的机会大，在仕途上的际遇也会比较顺畅，遂使董书在康熙一朝久盛不衰。由此，作为书法艺术的帖学走上了馆阁之路，成为干禄的工具而渐趋式微。同时，金石碑学已露端倪，随着士人好古尚朴的风气于清初已可见到。
二 清人尚朴的思想
清代建国之初，知识分子身经移代的沧桑之变，深感国家之痛，或落拓不羁，绝意仕进；或眷恋故国，图谋恢复；或潜心学问，力矫名人空疏之病。故清初学风大变，顾炎武首开实事求是的朴学之风，逐开乾嘉汉学之先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由此，论书者常以嘉、道为分界线，将清初称之为帖学之时，清末称之为碑学之期。这种分配的方法，实则有所不妥，碑学之萌芽是随着士人好古尚朴的风气在清代初年已可见到，这主要表现在对汉隶的普遍重视与对北刻的认知上。与上层统治者所推崇的董、赵书风所背道而弛的另一种书法态势，由明代遗民，在野文人以复兴篆隶为表现特征，标举与官方相对立的审美取向，如傅山、朱耷、顾炎武等人都以书法抒发表现内心的积郁，以寄托故国离黍之思，故能卓然成家。之后的王铎、周亮工等人虽然身仕二朝，但其书风亦能不乏古朴苍劲之气。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在审美趣味上对古朴自然的要求与不苟流俗的倾向，清人尚朴之风己然可见。
三 帖学的没落
康、乾年间，董其昌、赵孟之书被尊到极致，上行下效，清朝科举取士，严尊“八股”，“馆阁体”盛行，窒息了文人的思维活动。这种钦定的文体与字体，“配置均停，调和安协，修短合度，轻重中衡，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其结果必然是刻板僵化，毫无生气。清初帝王好书，收藏日盛，汇帖、刻帖自朝至野共42种之多，此举无疑极大地推广了书法的普及。同时由于反复的翻刻、翻印，必然导致刻帖面目的失真，使人们对书法的临摹与创作的贻误作用日趋深刻。由此，清初书法呈现出凋敝、靡弱之风。就此也就不难理解帖学书风为何渐趋式微。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所谓帖学之坏，看其对二王书迹勾摹本及刻帖的评价：
“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
的确，宋朝刻帖已使二王真迹、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元赵子昂虽力导书画复古，但在先贤遗墨不可复睹的情况下，其创作成就难比晋、唐、六朝，而董其昌温文而雅的书风也表明欲复古而无奈，亦显靡弱。清初康熙皇帝好书，尤喜董书，使董书风靡天下，而乾隆好子昂之风，又使赵孟书风盛极一时。再者，由台阁体到馆阁体都证明了帖学的靡弱，虽然出现了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他们都有一定的成绩和影响，但大多都没有逃出帖学的藩篱。随着实证风气的兴盛，有识之士奋起求变，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倾向，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新的取法对象，引发出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碑派书法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四 碑学的兴起
1 碑学理论的渐兴
清初的书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清初的遗民一反元明以来以姿媚、淡泊为尚的理论，强调人格的因素，逐对赵孟、董其昌之书多有不满。如王宏撰就说：
“书法钟、王尚矣，继某妙于颜、柳，要其忠义正直之气溢于笔墨之际，今人舍颜、柳而学吴兴，无怪乎世道日下也。”（《砥斋提拔·书玄秘塔帖》）
傅山论书也以人格为首，逐对赵、董书不无微辞，他又标举“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审美倾向。傅山身为明朝遗老，遭遇坎坷，又极重民族气节，身经沧桑之变、怀抱家国之恨，是形成他反叛精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形诸于书法，便呈现出一种朴拙酣畅的风格。对于笼罩当时书坛的以董香光、赵孟为代表的靡弱柔媚之风，他本就反感，而与赵孟的宋室后裔却屈膝投元相比，傅山抵死不应清廷，其铮铮铁骨、倔强的个性在明清的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傅山《作字示儿孙》中的“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之句可以看出，傅山认为作字之本在于做人，书法的关键不在笔力而在人本身的品格修养，一旦大节有亏，笔墨是无法弥补其不足的。在这里，傅山虽然以儒家周孔为衡量人道德品格的标准，实则是在表彰气节。从中可以看出傅山在对待亡国与现实的问题上是何等的爱憎分明，以此种反叛精神观照书法，他自然鄙视董、赵，不满现实书风。“四宁四毋”的提出，就是在他亲身经历了沧桑之变与总结了个人学书经历的基础上而发的肺腑之言。总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审美理念，犹如一缕清风冲击着元明以来的以妩媚为尚的书风，对清代金农、郑燮等人以怪为美以及碑学以雄浑古拙为尚的风气之形成，不无理论上的先导意义。
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诗文中的片言只语，就被视为叛逆谋反，只有将精力转向金石考据之学。不少明代遗民、在野文人、知识分子悠然怀古，重金求碑，以金石学为业，逐渐将书法兴趣与审美取向转为篆隶与北碑的研究。金石学则通过顾炎武、朱彝尊等的提昌与实践而悄然兴起，尔后便蔚然成为清代的学术主流，并直接推动了考据学、文学等的发展。影响到书法文化领域，金石学不仅书法艺术深层观念发生了变革，而且使书法这个艺术园地从书体变化到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奇葩争艳的景象，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瑰宝。
2 碑派书家的崛起
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碑派书家群而兴起。金石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书法艺术的本质与功能及源流等重大问题的考察。清儒往往是兼碑学与书家于一身。清嘉庆时期，阮元在金石学鼎盛时期把碑学直接引向书法，他的两篇碑学名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重新讨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法源流问题：首先，他以北派之书以碑为主，能得古法，直源于汉隶；其次，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阮氏以为唐人书得自北派者居多；最后，阮氏从南北二派书法作品的流传上来说明北碑比南帖更为可靠、更接近原来的真面目。没有阮元对其时金石学考据成果的归纳与整理，没有其对那些零散的碑学资料的宏观把握，就不可能有以后碑学研究的由此深入。阮元“二论”的问世，归纳整合了先前傅山等人对碑学研究的不自觉的无序状态，正式拉开了清代碑学这场波澜壮阔的戏剧大幕。继而有包世臣大力宣扬碑学，著有《艺舟双楫》，力倡“始艮终乾”即逆势的用笔法以纠“始巽终坤”即顺势的用笔法，实际上也就是仿效金石铸刻的效果用于毛笔书写之中。《艺舟双楫》是包氏文艺观点与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的阐发。包氏对于北碑笔法的研究，从根本上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而引起了清代帖学派书家对“草率、拙漏”的碑学的重新审视，为当时帖学的每况愈下和“馆阁体”已将书家创作活力窒息殆尽而日趋凋敝靡弱的书坛寻求转机、走出困境、建立新的体系扬起了强劲的风帆。
3 碑学地位的最终确立
继包世臣之后，另一位碑学大师康有为及集碑学之大成的宏论《广艺舟双楫》诞生。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光厦，号长素、更生。南海（今广东广州）人，人称“南海先生”。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康氏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为“戊戌变法”之主要谋划者，对政治怀抱满腔热情与抱负，却屡遭碰壁，继而把精力转向了金石文字的研究。康有为的书法气势宽博而又潇洒自然。他早年学欧，风骨劲拔；后又经博览六朝碑版，遂舍唐人而取法北碑，于《石门铭》、《经石峪》等用力尤深。故其书能寓变化创新于谨严的法度之中，生面独开。
《广艺舟双楫》是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典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中一部极其重要的专著，是晚清碑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其对于碑学兴盛与确立的重要意义是：首先是变革的思想。康有为于本书第一章《原书》中就指出：“变者，天也。”他以为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规律，它是出于自然，不可易得。这种思想，在当时碑学尚未立稳的情况下，无疑对当时书坛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其次，尊碑抑帖。《广艺舟双楫》在书论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完备了碑学的理论，康有为以求变的思想、史观的立场对书法史、书家和作品作了全面的重新梳理，比阮元和包世臣的主张更为系统和完善，他对帖学、唐碑和魏碑从审美创作等一系列范畴作了认真细致的考察、比较，进而验证了帖学在审美、创作、取向上的日趋守旧、封闭和单一。最后是笔法。康有为对于执笔的理论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腕平、竖锋。他以为“向不能书，皆由不解执笔，以指代运，故笔力靡弱，欲卧纸上也”，指出了用笔笔法的重要性，不解笔法，则字之无神。总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对历代书法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检讨，对清代碑学乃至整个书法创作趋向上给予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五 结语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这种尚古的精神是由民族的怀旧心理决定的，加以金石学又为这种审美提供了广阔的民族的怀旧情愫、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3] 姜寿田：《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4] 叶长海：《中国书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李云，男，1974—，河南原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教学、书法篆刻，工作单位：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碑学书风 成因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识码：A
一 清初社会文化背景
清朝入关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稳定，清政府在大规模武力征服尚未停止的同时，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建立和巩固统治的措施，其中包括吸收原明朝大量的官员进入政府机构，并立即恢复科举考试。这些做法一方面是满清政权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采取的汉化变革措施的继续，同时也对安抚汉族知识分子，争取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和合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清政权的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使得汉族文化传统及其形式在王朝更替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基本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得以延续发展。
康熙中期，社会开始走向稳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事业昌盛。清政府不仅组织编纂了多部大型图书，还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以外另开辟了博学鸿词科、贡生等科目，极力网络人才，优待名士，对清代前期的文化复兴和重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经普遍接受满族政权的统治，开始与新政权合作并纷纷争取加入其中。
清初书坛，帖学书风依然盛行。由于康熙皇帝的推崇，清朝前期的书风基本上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使得董书成为清朝初年的流行性书体，这在其家乡——上海松江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尤其普遍。由于皇帝的喜爱和取舍，竟使流美、潇洒的董书成为一时学书的正径。再加上为适应当时科考的需要，大批学子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不得不投其所好，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被录取的机会大，在仕途上的际遇也会比较顺畅，遂使董书在康熙一朝久盛不衰。由此，作为书法艺术的帖学走上了馆阁之路，成为干禄的工具而渐趋式微。同时，金石碑学已露端倪，随着士人好古尚朴的风气于清初已可见到。
二 清人尚朴的思想
清代建国之初，知识分子身经移代的沧桑之变，深感国家之痛，或落拓不羁，绝意仕进；或眷恋故国，图谋恢复；或潜心学问，力矫名人空疏之病。故清初学风大变，顾炎武首开实事求是的朴学之风，逐开乾嘉汉学之先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由此，论书者常以嘉、道为分界线，将清初称之为帖学之时，清末称之为碑学之期。这种分配的方法，实则有所不妥，碑学之萌芽是随着士人好古尚朴的风气在清代初年已可见到，这主要表现在对汉隶的普遍重视与对北刻的认知上。与上层统治者所推崇的董、赵书风所背道而弛的另一种书法态势，由明代遗民，在野文人以复兴篆隶为表现特征，标举与官方相对立的审美取向，如傅山、朱耷、顾炎武等人都以书法抒发表现内心的积郁，以寄托故国离黍之思，故能卓然成家。之后的王铎、周亮工等人虽然身仕二朝，但其书风亦能不乏古朴苍劲之气。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在审美趣味上对古朴自然的要求与不苟流俗的倾向，清人尚朴之风己然可见。
三 帖学的没落
康、乾年间，董其昌、赵孟之书被尊到极致，上行下效，清朝科举取士，严尊“八股”，“馆阁体”盛行，窒息了文人的思维活动。这种钦定的文体与字体，“配置均停，调和安协，修短合度，轻重中衡，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其结果必然是刻板僵化，毫无生气。清初帝王好书，收藏日盛，汇帖、刻帖自朝至野共42种之多，此举无疑极大地推广了书法的普及。同时由于反复的翻刻、翻印，必然导致刻帖面目的失真，使人们对书法的临摹与创作的贻误作用日趋深刻。由此，清初书法呈现出凋敝、靡弱之风。就此也就不难理解帖学书风为何渐趋式微。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所谓帖学之坏，看其对二王书迹勾摹本及刻帖的评价：
“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
的确，宋朝刻帖已使二王真迹、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元赵子昂虽力导书画复古，但在先贤遗墨不可复睹的情况下，其创作成就难比晋、唐、六朝，而董其昌温文而雅的书风也表明欲复古而无奈，亦显靡弱。清初康熙皇帝好书，尤喜董书，使董书风靡天下，而乾隆好子昂之风，又使赵孟书风盛极一时。再者，由台阁体到馆阁体都证明了帖学的靡弱，虽然出现了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他们都有一定的成绩和影响，但大多都没有逃出帖学的藩篱。随着实证风气的兴盛，有识之士奋起求变，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倾向，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新的取法对象，引发出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碑派书法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四 碑学的兴起
1 碑学理论的渐兴
清初的书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清初的遗民一反元明以来以姿媚、淡泊为尚的理论，强调人格的因素，逐对赵孟、董其昌之书多有不满。如王宏撰就说：
“书法钟、王尚矣，继某妙于颜、柳，要其忠义正直之气溢于笔墨之际，今人舍颜、柳而学吴兴，无怪乎世道日下也。”（《砥斋提拔·书玄秘塔帖》）
傅山论书也以人格为首，逐对赵、董书不无微辞，他又标举“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审美倾向。傅山身为明朝遗老，遭遇坎坷，又极重民族气节，身经沧桑之变、怀抱家国之恨，是形成他反叛精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形诸于书法，便呈现出一种朴拙酣畅的风格。对于笼罩当时书坛的以董香光、赵孟为代表的靡弱柔媚之风，他本就反感，而与赵孟的宋室后裔却屈膝投元相比，傅山抵死不应清廷，其铮铮铁骨、倔强的个性在明清的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傅山《作字示儿孙》中的“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之句可以看出，傅山认为作字之本在于做人，书法的关键不在笔力而在人本身的品格修养，一旦大节有亏，笔墨是无法弥补其不足的。在这里，傅山虽然以儒家周孔为衡量人道德品格的标准，实则是在表彰气节。从中可以看出傅山在对待亡国与现实的问题上是何等的爱憎分明，以此种反叛精神观照书法，他自然鄙视董、赵，不满现实书风。“四宁四毋”的提出，就是在他亲身经历了沧桑之变与总结了个人学书经历的基础上而发的肺腑之言。总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审美理念，犹如一缕清风冲击着元明以来的以妩媚为尚的书风，对清代金农、郑燮等人以怪为美以及碑学以雄浑古拙为尚的风气之形成，不无理论上的先导意义。
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诗文中的片言只语，就被视为叛逆谋反，只有将精力转向金石考据之学。不少明代遗民、在野文人、知识分子悠然怀古，重金求碑，以金石学为业，逐渐将书法兴趣与审美取向转为篆隶与北碑的研究。金石学则通过顾炎武、朱彝尊等的提昌与实践而悄然兴起，尔后便蔚然成为清代的学术主流，并直接推动了考据学、文学等的发展。影响到书法文化领域，金石学不仅书法艺术深层观念发生了变革，而且使书法这个艺术园地从书体变化到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奇葩争艳的景象，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瑰宝。
2 碑派书家的崛起
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碑派书家群而兴起。金石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书法艺术的本质与功能及源流等重大问题的考察。清儒往往是兼碑学与书家于一身。清嘉庆时期，阮元在金石学鼎盛时期把碑学直接引向书法，他的两篇碑学名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重新讨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法源流问题：首先，他以北派之书以碑为主，能得古法，直源于汉隶；其次，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阮氏以为唐人书得自北派者居多；最后，阮氏从南北二派书法作品的流传上来说明北碑比南帖更为可靠、更接近原来的真面目。没有阮元对其时金石学考据成果的归纳与整理，没有其对那些零散的碑学资料的宏观把握，就不可能有以后碑学研究的由此深入。阮元“二论”的问世，归纳整合了先前傅山等人对碑学研究的不自觉的无序状态，正式拉开了清代碑学这场波澜壮阔的戏剧大幕。继而有包世臣大力宣扬碑学，著有《艺舟双楫》，力倡“始艮终乾”即逆势的用笔法以纠“始巽终坤”即顺势的用笔法，实际上也就是仿效金石铸刻的效果用于毛笔书写之中。《艺舟双楫》是包氏文艺观点与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的阐发。包氏对于北碑笔法的研究，从根本上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而引起了清代帖学派书家对“草率、拙漏”的碑学的重新审视，为当时帖学的每况愈下和“馆阁体”已将书家创作活力窒息殆尽而日趋凋敝靡弱的书坛寻求转机、走出困境、建立新的体系扬起了强劲的风帆。
3 碑学地位的最终确立
继包世臣之后，另一位碑学大师康有为及集碑学之大成的宏论《广艺舟双楫》诞生。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光厦，号长素、更生。南海（今广东广州）人，人称“南海先生”。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康氏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为“戊戌变法”之主要谋划者，对政治怀抱满腔热情与抱负，却屡遭碰壁，继而把精力转向了金石文字的研究。康有为的书法气势宽博而又潇洒自然。他早年学欧，风骨劲拔；后又经博览六朝碑版，遂舍唐人而取法北碑，于《石门铭》、《经石峪》等用力尤深。故其书能寓变化创新于谨严的法度之中，生面独开。
《广艺舟双楫》是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典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中一部极其重要的专著，是晚清碑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其对于碑学兴盛与确立的重要意义是：首先是变革的思想。康有为于本书第一章《原书》中就指出：“变者，天也。”他以为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规律，它是出于自然，不可易得。这种思想，在当时碑学尚未立稳的情况下，无疑对当时书坛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其次，尊碑抑帖。《广艺舟双楫》在书论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完备了碑学的理论，康有为以求变的思想、史观的立场对书法史、书家和作品作了全面的重新梳理，比阮元和包世臣的主张更为系统和完善，他对帖学、唐碑和魏碑从审美创作等一系列范畴作了认真细致的考察、比较，进而验证了帖学在审美、创作、取向上的日趋守旧、封闭和单一。最后是笔法。康有为对于执笔的理论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腕平、竖锋。他以为“向不能书，皆由不解执笔，以指代运，故笔力靡弱，欲卧纸上也”，指出了用笔笔法的重要性，不解笔法，则字之无神。总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对历代书法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检讨，对清代碑学乃至整个书法创作趋向上给予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五 结语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这种尚古的精神是由民族的怀旧心理决定的，加以金石学又为这种审美提供了广阔的民族的怀旧情愫、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3] 姜寿田：《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4] 叶长海：《中国书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李云，男，1974—，河南原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教学、书法篆刻，工作单位：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