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摩根大通胜出，成绩最大、损失最小。许多人将此成绩归功于摩根大通第一把手杰米·戴蒙，戴蒙本人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仅对资本市场指点江山，还猛烈批评奥巴马，大有“击鼓骂曹”的意思。为了竞选连任，奥巴马对华尔街非常克制，忍气吞声、退避三舍。但竞选连任成功之后，奥巴马终于腾出手来，对戴蒙下手了。司法部长是奥巴马的人，一马当先，指挥司法部对摩根大通进行各种调查，逼其就范。联邦住房融资局（Federal Hosing Finance Agency）（下称“住房融资局”）也杀过来，说是要代表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公司（下称“两房公司”）讨回公道。
　　摩根大通起初不愿向住房融资局服输，被告到了法院。一般来说，华尔街银行不肯轻易就范——如果政府开出罚单就轻易投降，那就有可能助长政府罚款的做法。而逼着政府机构起诉，则可以消耗政府资源，至少能牵制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使其无法再在其他方面下手。当然，也不能说走法律流程都是出于战略战术的考虑，有时候纯属失策，不见棺材不掉泪。
　　摩根大通与住房融资局较量，则并不完全是失策，主要是运气不好。美国法院法官审案不是由法院领导指定，而是通过摇号来决定，摩根大通不幸“摇”中了丹妮丝·科特法官。
　　科特女士是由克林顿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克林顿是民主党，提名的法官大多都是民主党人或是民主党的同类人，而此类背景的人与华尔街并不十分亲热。摩根大通更背时的是，科特法官当过美国曼哈顿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担任过该办公室的刑事部主任，调查过华尔街的证券犯罪。美国有一种说法，如果法官是辩护律师出身，法庭上会有两位辩护律师，一位是代理被告的刑辩律师，另一位是审案的法官；如果法官是检察官出身，那么法庭上会有两位检察官，一位是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另一位是审案的法官。住房融资局诉摩根大通案并非刑事诉讼，但仍然是政府诉歹徒——至少一部分人是这样看的，而科特法官似乎也是如此，在程序问题上很是为难摩根大通。
　　2005年至2007年，摩根大通、贝尔斯登和华盛顿共同公司共向两房公司出售了价值338亿美元的以房地产抵押作担保的证券。金融危机中，两房公司损失惨重，多亏联邦政府援手，提供巨额资金，才度过难关。住房融资局要摩根大通赔偿损失。摩根大通的抗辩理由是，当初两房公司明知以房地产抵押作担保的证券有诈，但还是买下这些债券，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其他人。为了找到证据，摩根大通的律师要求向两房公司取证。但科特法官严格限制取证的范围，令摩根大通一方深感引挚肘。
　　摩根大通不服，就此程序问题提出上诉，但美国第二巡回法院驳回了其请求。民主党背景的法官在第二巡回法院的势力很大，其中一位名叫丹尼·陈的华裔法官就很是让华尔街胆寒。陈法官当年审理了麦道夫的庞氏欺诈案，将麦道夫判了100多年，等于是不仅把他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美国，程序问题通常由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决定，美国最高法院通常不会接受此类上诉。摩根大通的律师上诉失败，此案仍然由科特审理，摩根大通及其律师的郁闷可想而知——在注重程序的美国，程序可以置人于死地，而庭审程序掌握在法官手中。摩根大通权衡再三，终于选择与住房融资局达成和解，割肉50亿美元了结此事。
　　在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与反监管的斗争中，法官的作用举足轻重。科特这样的联邦法官是终身制，可以活到老，干到老，德高望重者甚多，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威望，利用程序问题方面的裁决，让当事方就范。当然，就像一只手的另一面，联邦法官中也从来不缺有共和党背景的法官。他们则经常站在华尔街一边，让美国政府和投资者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