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长效机制

来源 :行政与法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nglecap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构建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长效机制,既是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理性选择。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具有民族多样性、多元复合性、对口帮扶性及分散差异性等特质。后脱贫时代,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仍然面临民族需求瞄准精度不足、供给效果不佳、公共服务获得感不强、供给主体责任边界模糊等现实挑战。因此,应依循可行能力理论和精细化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借助精密智控的算法技术、精准高效的政策网络、精细可及的供给方案、严密持久的对口帮扶等方式构建多民族需求精确识别机制、边疆公共服务科学决策机制、边疆特色供需匹配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以推动边疆地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关  键  词:后脱贫时代;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精细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1)07-0058-10
  收稿日期:2021-04-16
  作者简介:张鹏,温州大学法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地方治理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10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NDQN279YB;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监测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ZZ03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于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边疆地区而言,构建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长效机制既是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学界针对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的研究为深入探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与贫困治理的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后脱贫时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1]由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贫困既是贫困问题演进的必然逻辑,也是人类认知走向精细化的具体表现,[2]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战略重心将更多聚焦于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均等化方面;[3]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数量上有极大改进,但在质量上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差距仍然很大,[4]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新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5]将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纳入评估体系,[6]对巩固边疆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意义重大。对于公共服务如何实现精准供给,学者们或是聚焦工具理性层面,主张运用大数据对服务需求进行快速捕捉、甄别和整合,[7]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決策精准性,[8]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公共需求的精准识别、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监管、公共服务绩效的精准评价;[9]或是聚焦于精准供给的价值层面,认为公共服务精准化本质上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的整体性运作过程,[10]主张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要秉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尊重需求差异,[11]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12]遗憾的是,学界专门针对特定区域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性研究相对缺乏。
  基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应兼顾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方面,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始终要以注重公平可及、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和国家认同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作用,精确识别民族需求差异,提高供给精准度。为此,有必要诠释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特质属性,深入剖析后脱贫时代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继而构建适用于后脱贫时代的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长效机制,以期推动边疆地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二、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特殊属性
  边疆地区担负着稳边固疆、民族团结、兴边富民、脱贫攻坚的政治使命,特殊的战略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领域具有不同于东中部地区的特殊属性。
  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本色——民族多样性  我国的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高度重合,民族风情别样多彩,公共服务需求亦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这使得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尤显必要。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大多以汉族或单一少数民族聚居为主,人们的生活习惯较为类似,公共服务需求更多表现出同质化趋向,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格局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与交错居住,有的民族高度集中于一个州市或县乡,有的民族则散居于各类城镇或村寨,因各民族历史传承、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差别较大,其公共服务需求差异也较为显著。在基础教育服务上,各民族学龄儿童的汉语基础参差不齐,尤其是居住在高寒山区、边远山区的直过民族、人口较少民族以及部分未识别民族群体的汉语水平相对较低,特别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双语教学;在医疗卫生服务上,有的民族对民族医药和传统疗法有迫切需求,有的民族则更希望加大现代医学的投入力度,稳定村寨医务人员队伍,提高基本药品供给水平;在公共文化服务上,各民族在民族文献、民族戏曲、民族舞蹈、民族服饰等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需求程度亦各有不同。
  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特色——多元复合性  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主体多元复杂。就政府系统的供给主体而言,除了边疆地方政府履行当地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职责外,还有中央、发达省份地方政府等供给主体的协同供给,府际关系相对复杂,这种复合型的府际供给网络构成了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供给中枢。府际供给即政府间供给,表现为“省际对口支援建设与边疆自力更生建设相结合”,[13]中央考虑到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特殊战略地位,在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以及资源分配上对其有所倾斜,通常会安排中央各部门、发达省市地方政府对口支援边疆地区的民生事业发展。就政府之外的供给主体而言,除了国内的社会组织、志愿组织、企业等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外,还有大量的国际基金会参与其中,这种复合型的社会供给是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供给力量大都具备专业性的服务优势,有助于弥补政府单一供给的不足,有效满足边疆各民族的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   设计精细可及的供给方案,构建边疆特色供需匹配机制  我国边疆地区地域广阔,各民族群众居住相对分散,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共服務供给的成本和难度。边疆地区要实现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确保公共服务公平可及,一是因地制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流动文化车、科技馆等流动公共服务具有主动、灵活、便捷、专业化以及重复供给的特征,[28]既能节约供给成本,又能提高供给精准性,较为适合边疆地区。如云南的流动科技馆已在15个地市州的111个县(区)开展科技文化巡展服务,参观者达330万人次,[29]不仅提高了各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对于消除极端思想、培养国家认同也大有裨益。二是彰显精细化管理思维,制定涵盖边疆各民族群众居住特点的供给方案。在基础教育服务上,鉴于“一师一校”点对扩大边疆地区适龄儿童教育服务的可及性作用明显,现阶段边疆地区的偏远农村尤其是高寒山区不可效仿其他地区随意撤点并校。笔者在云南边疆J县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该县近年来重新恢复了部分“一师一校”点。在现有的28个“一师一校”点中,教师主要采取复式教学模式以应对师资短缺的难题,力争边远山区的孩子能够就近上学,减少辍学率。边疆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亦应提高对边远山区“一师一校”点的关注度,在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的精准匹配、注重“一专多能型”教师培养的同时通过增加教师待遇来吸引外界优秀教师赴山区支教,以保证边疆地区基础教育服务公平可及。
  开展严密持久的对口帮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  可行能力理论认为,完善的社会安排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妥善的社会安排和扶持对个人可行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就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而言,促进多元供给主体的协同合作,开展严密持久的对口帮扶,正是对可行能力理论的积极回应。一是合理划分府际间对口帮扶的权责关系,充分发挥中央的协调作用,明确支援方政府的援助范围、援助项目和援助经费,落实受援方政府的主体发展责任,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造血式帮扶。通过建立健全对口帮扶各方的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培育对口帮扶各方的共同利益增长点,推动对口帮扶走向对口合作,积极发展和提升内生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形成内外力合作共治的治理模式。[30]二是创新对口帮扶工作方式,推动帮扶工作重心下移。后脱贫时代,应重点推动乡村层面的对接,引导更多的主体参与乡镇、村寨等基层公共服务事业帮扶工作,形成多层级、可持续的帮扶模式。三是大力倡导具备相关公共服务资质的专业化社会组织、企业及国际组织的对口帮扶。壮大社会组织的力量,鼓励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引导国际组织开展合法援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国际组织等多层级、广覆盖的对口帮扶网络,合理调整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案,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领域推广公私合作模式,通过有序的竞合关系实现边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高效。
  总之,后脱贫时代,构建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长效机制要充分考虑边疆的地域特殊性和民族多样性,依托精密智控的算法技术、精准高效的政策网络、精细可及的供给方案、严密持久的对口帮扶来构建多民族需求精确识别机制、边疆公共服务科学决策机制、边疆特色供需匹配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以推动边疆地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和国家认同。在学界,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要细化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领域的区域间比较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构建体现边疆区域特性的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模式;二是要加强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与解决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挖掘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在返贫防范领域的重要作用,为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提供持久动能。
  【参考文献】
  [1]余少祥.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J].江淮论坛,2020,(4):62-68.
  [2]李武装,刘梦媛.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生成缘由、治理难点与有效对策[J].青海社会科学,2020,(5):36-42.
  [3]李小云,许汉泽.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62-66.
  [4]郑长德.2020年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思路与路径研究[J].民族学刊,2018,(6):1-10.
  [5]左停,徐加玉,李卓.摆脱贫困之“困”:深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5-44.
  [6]王瑜,汪三贵.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理论概念、现实关切与评估建议[J].贵州社会科学,2018,(9):164-168.
  [7]邓念国.公共服务如何实现精准化供给[N].学习时报,2015-12-07(05).
  [8]马铮,刁庶.信息化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路径分析[J].领导科学,2016,(4):4-6.
  [9]吉鹏,许开轶.大数据驱动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精准化:运行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3):183-190.
  [10]徐增阳,张磊.公共服务精准化: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9-27.
  [11]何继新,李原乐.“互联网+ ”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探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64-68.
  [12]唐皇凤.精细化治理的内涵和动力[N].北京日报,2018-01-08(14).
  [13]徐俊六.族际整合、经济转型、文化交融与协同共治:边疆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9,(3):76-85.
  [14]朱天舒,秦晓微.国家支持与对口支援合作:我国区域平衡发展模式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6):92-95.   [15]李慧.东西扶贫协作:双向互动实现共赢[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28/c1001-27866674.html.
  [16]国家对东西部扶贫原有结对关系进行适当调整[N].人民日报,2016-12-08(01).
  [17][19]决战脱贫攻坚对口帮扶一线故事|精准援滇的“上海答卷”[EB/OL].文汇网,https://www.whb.cn/zhuzhan/jjl/20201104/378236.html.
  [18]任维东.“精准”,上海帮扶云南脱贫的制胜法宝[N].光明日报,2020-07-05(01).
  [20]沈则瑾.急滇所需 尽沪所能——上海对口帮扶云南20年纪实[N].经济日报,2016-11-04(14).
  [21]靳亮.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模式的公共服务精准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11.
  [2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43.
  [23](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5-30.
  [24]张康之.数据治理:认识与建构的向度[J].电子政务,2018,(1):2-13.
  [25]刘晓洋.大数据驱动公共服务供给的变革向度[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4):73-79.
  [26]李珍刚,古桂琴.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9,(6):131-138.
  [27]管彦波.观察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维度[J].学术界,2016,(10):97-103.
  [28]任维德.“流动公共服务”研究论纲——兼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1):6-11.
  [29]白维军.流动公共服务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J].民族研究,2017,(3):14-26.
  [30]李小红,段雪辉.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00-105.
  (責任编辑:刘  丹)
  Research on the Long Term Mechanism of Public Service Precise
  Supply in Border Areas in the Post Poverty Era
  Zhang Peng
  Abstract:To construct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n frontier areas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but also a rational choice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The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n frontier area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diversity,multiple compounding,Counterpart Assistance and dispersion difference.In the post poverty relief era,the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n frontier areas still fac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targeting national demand,poor supply effect,insufficient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fuzzy responsibility boundary of the supply subject.Therefore,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of multi-ethnic demand,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border public service,matching mechanism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Frontier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nstructed by means of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of precise intelligent control,accurate and efficient policy network,fine and accessible supply scheme,and close and lasting counterpart assistance The mechanism of multi-agent cooperation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border areas,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frontier areas;public services;precise supply;fine management
其他文献
摘 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我国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自治、法治、德治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联系,然而在实践中,乡村治理“三治合一”面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村民利益表达不畅、新乡贤作用发挥有限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以自治为核心赋予乡村治理主体自治空间,以法治为保障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以德治为基础推动
摘 要:应急状态下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克减具有正当性基础,让渡的个人信息能为应急防控和政府治理提供便利,但也存在克减过度侵犯公民固有权利的风险。应从“权利克减”过程理论出发,坚持法律保留、目的适当、最小必要、狭义比例、本质保护原则,限定克减主体、范围、方式、强度、对象,厘清应急状态下克减个人信息权的边界并转化为立法实施规范,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的平衡。同时,充分发挥个人信息权“客观价值秩序功能
抓典型模范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政治优势。在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高校推进典型模范人物引领学风建设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可以充分发挥其在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应通过建立典型模范人物的科学选拔和监管机制、创新宣传典型模范人物的理念和运行机制、形成典型模范人物的长效学习机制,进一步引领学风建设、弘扬大学精神并努力开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传统的道德评价通常依据“以行为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方法对行为者的行为作出判断,其结果侧重于对行为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由于行为者的道德状况不仅包括道德行为,还包括道德情感和美德品质,所以道德评价需要借鉴和参考“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美德伦理学方法,将对行为者美德品质的评价置于首要地位。以美德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能够对行为者的道德状况作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评价和指导。在主观方面,行为者应该着重从道德情感和动机出发培育自身的美德品质;在客观方面,整个社会以及特定的道德共同体应该为行为者培育并践行美德品质提供外在的制度
摘 要:“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刑事诉讼格局,导致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空间被大大压缩,但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无法填补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功效减损,且检警一体化与检察机关专业化分工也对律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辩护”,有必要调整检察官考评机制,前移律师阅卷权,增加审查逮捕时对律师的告知义务,延长审查逮捕时间,并对审查逮捕进行诉讼化改造。律师则要改变工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起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了深入探讨社区如何“作战”及网格化管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从社区建设的制度背景中挖掘其本质属性并从网格化管理的源起与定位出发,梳理理想设计下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体系。以来自北京某社区的“底层叙事”为分析脚本,探讨疫情防控场景中网格化功能的发挥与局限,发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之间功能性分权不明晰是网格化管理运作中多重悖论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厘清管理与自治之间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网格链接机制,是基层治理实现积极转变的有效途径。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并快速蔓延,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各国纷纷采取了一定的港口限制措施。本文认为,海上运输自由与公共卫生保护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但二者之间需要平衡。无疫入港许可和非歧视原则可为平衡二者关系提供国际法依据,而各国港口加强防疫国际合作是保障海上运输和国际贸易正常运行的有效路径。  关 键 词:港口国;港口防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  中图分类号:
摘 要: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要解决发展经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乡村振兴等问题,应坚持“三个不变”和“两个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结合西部特色不变,转变发展理念、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基于系统论的分析框架,可从实现基于信任的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协作,最大限度激发西部地方政府善治内生动力,提升西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优质化、便捷化、高效化、智慧化供给能力,建立西部地方政府
本文认为,“政党下乡”“政党在乡”必须向“党建引领”转化,党建引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征程中发挥着“强引擎”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政治、组织和群众工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