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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代表提案委,向广州市长万庆良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的议案,其中有一条《关于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应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者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话播音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目频道,或者在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时段中用普通话播音。《建议》表示:广州要通过卫星走出去,必须使用普通话。
不料,此提案被误传夸大为所谓“推普废粤”,引起了本地市民的集体焦虑。
国家“推普”多年,尽管从没有遏制方言发展,但当普通话作为国家政策支持的强势语言推行后,在各地的方言区,方言与普通话此消彼长,已经是近年的客观事实。广州人的“废粤”焦虑感,相当程度也源于方言受到普通话冲击的大环境。
在微博上,《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说:“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耻的。”这条微博成了有关粤语保卫转发率最高的评论之一。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则呼吁:“母语告急!岭南文化垂危!”
我们只“推普”,从没有“废粤”。——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从未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有过“推普废粤”的表述和意思,并表示市委、市政府从来不曾有过“废除粤语”、“弱化粤语”的想法;只要方言没有对沟通造成障碍,政府就应当保护方言、鼓励人们讲方言。
■ 从国家推普到方言“自卫”
“推普废粤”或许是伪命题,但“粤语保卫”却并非全然无理。
自从1982年,中国政府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推普”近二十年来,这或许是在地方遭遇的最强劲的一次反弹。
建国之始,新中国即将普通话确定为标准语言。 1982年,“推普”写入宪法,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委),把推普与文字改革合并处理,直属国务院;1994年,国家语委设立“普通话水平测试”,测试尝试把公务员、教师及新闻报导员的普通话标准化。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法律指定在正式及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尽管此前此后,相关部门都一再强调,“推普”并不是要禁止方言,但强势语言对地区方言的自然冲击,仍然势不可挡。
让粤语使用者产生焦虑的背景,也是中国其他方言区面临的问题。
2003年,语言学家曾在苏州做了一次“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苏州中小学生不能够用方言讨论学习,而用方言谈日常生活的孩子只占调查者的六成,70%的学生认为,相比家乡话,他们使用普通话更纯熟。这些被调查者均是父母是苏州人的本地学生。
同样因为经济强势而占据一定优势的上海方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2007年,一次“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显示,61%的上海小学生听到上海话没亲切感、感到别扭和反感。
在四川、湖南、安徽、江西……几乎所有的方言区,都面临自己的方言、土语越来越接近“方言普通话”的窘境。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的方言格局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藏语、蒙语、维语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语言能继续存在,但大多数汉语方言将濒危或者消亡。“上海话和粤语能够保存,同时还将产生大量新的‘方言’,即地方普通话。在未来,汉语方言的差异只是口音不同,而非不能沟通。”
过去一地三音的方言故事,显然不能适应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带来的人口流动,但若“只是口音不同,而非不能沟通”,方言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和依附它所存在的地方戏曲、地方民俗都是积累了千年的重要文化遗产。龙应台曾说:“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建筑在方言基础上的地区文化,更是如此,它构成人们的身份、价值,也是了解一个社会发展历史的最佳工具。
当方言趋同,价值趋近,习惯相似,就像生物多样性从地球生物圈中快速消失一样,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灾难,对地球村来说,不也像是另一场危机?
调查显示,随着全球一体化,全球每年平均消亡的语言有数十种。据预测,在21世纪末,全世界约90%的语言可能被强势语言取代。而幸存下来的,则多是大国的国语或者与外界长期隔离的小方言。
统一语言是一个国家完整政治建构的重要环节。没有人对“推普”存在异议,但有专家提出,并非不要“推普”,而是在“推普”的同时,能否也“善待方言”?毕竟,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强势普通话推广中,任由“方言”自生自灭相当于无心地扼杀“方言”,社会的焦虑感,正是来源于此。
■ 粤语式生存
尽管,年轻的上海人已经不会讲传统的沪语俚语,广州的老式粤语只有在港澳地区还保留得比较完整,除了东北话随着相声、小品、二人转等主流娱乐节目传播较广,不少地方言也有渐渐式微之势;但粤语使用者对本地方言的爱护和保护,表现显然比其他地方更热烈。
刚从上海到广州工作的上海年轻人会十分惊讶:“地铁公交报站、百货公司里的广播等都是粤语、普通话各来一遍,电视、电台都是粤语广播。阿拉很是羡慕,这要在上海会被投诉的!”上海曾经播出过《孽债》等吴方言的电视剧,虽然颇受沪上市民的欢迎,但同时也招来了很多批评,最后电视台不得不草草收场。而在广东,粤语方言电视剧长年播放,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外来者也慢慢适应。
深圳深港语言研究所所长陈恩泉教授解释,粤方言在广东人心目中,就是普通话,当地称之为“白话”;在社会生活中正起着中心语言的作用。在国内,讲其他方言的人通常以熟练掌握普通话这一“第二语言”为荣,而广东的人们则以会讲粤语为傲,并将其同经济上的成功联系起来,讲粤语被暗喻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七大方言区——北、吴、湘、赣、客、粤、闽,粤语历来是比较强势的一支。这种强势地位,很大程度上缘于以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地位支撑,也缘于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络多是通过粤港澳,以及他们赖以为载体的粤语进行。
根据统计,目前全球的粤语使用人数大约在6500万到1.3亿之间,是世界排名第十四大的语言种类。
在海外旅居多年的中国人会记得,欧美的大学里,以前的汉语语言课程种类非常有限,只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种。为了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不少英国人、美国人学会的第一种中文不是普通话,而是粤语。
随着中国大陆与海外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孔子学院在世界的广泛建立,普通话在外国人学习汉语里成为主流选择;但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华人聚集地,粤语仍然是主要流通语言。至今,许多中国菜的英文名,仍然保留着其粤语发音,这也是粤语与上海话、闽南话不同的地方——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潮流里,粤语曾经占据过不可替代的地位。
香港的角色在粤语的强势地位里不可小觑。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从亚洲四小龙发展到世界金融中心,经济发展的同时,知识精英在本地也愿意投身社会运动,从殖民政府争取本土语言与文化应有的权利。
1974年,香港第一次通过立法,中文(粤语)成为法定官方语文。以许冠杰为代表的本土创作者70年代也掀起一股歌唱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的粤语流行曲热潮。接着是八十年代,香港电视剧、香港电影风靡华人社会,港式粤语不但大受欢迎,而且推动着粤语的进一步发展。
至今,香港电视台在广东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超过来自大陆北方的主流媒体。
语言不仅是纯技术性的沟通工具,而是属于社会文化政治的产物。上世纪曾有人发明一种简单易学的人工语言,叫做世界语。然而并没有像它的发明者和追随者所期望的那样,世界语没有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依托的英语仍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沟通语言。
在普通话作为国家统一意志的前提下,粤语的强势地位也不仅来源于情感上的集体回忆——这一层回忆,和中国吴、闽等方言区并无二致——也来源于粤港澳区强势经济地位造就的强势文化影响,以及若动摇粤语文化,会勾连出大陆华人与海外华人之间乡情语言联系的影响。
■ 香港标本
与香港在粤语强势地位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样,在粤语保卫的争论中,隔着浅浅海港的香港岛也高声呼应着大陆这边的争论。
香港的报章杂志上,从广州保卫粤语的行动中,影射出无数关于香港是不是也应该保卫本土语言的争论。不少人认为这是伪命题,因为“粤语”恰是香港的法定官方中文,受法律保护;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很早以来与英国及欧美,近年与内地的联系紧密,“两文三语”(书写语言:中文、英文,口头语言:粤语、英语、普通话)教育在香港各中小学推行,也有不少港人,真切担忧本土文化在以英语为主导的全球化商业浪潮,与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大陆强势文化夹击下,会否淡漠的问题。
回归十年,香港本土文化保育已经渐成风潮,从天星码头之始,到皇后码头、湾仔蓝屋、喜帖街、永利街,几乎近年来主要的民间运动都是以文化保育为主线。因保育走上街头,而最终,港府近年来终于意识到文化保育的重要性,永利街在电影《岁月神偷》以及当地居民抗争后,由拆转为完整保留,便是一个例证。
这条文化保育——社会运动的主线,是香港寻找文化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文化记忆事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许真如有人所言,保卫粤语是一场罗生门,但这样的罗生门,至少让许多人开始思考,该把怎样的历史,交给怎样的未来。■
不料,此提案被误传夸大为所谓“推普废粤”,引起了本地市民的集体焦虑。
国家“推普”多年,尽管从没有遏制方言发展,但当普通话作为国家政策支持的强势语言推行后,在各地的方言区,方言与普通话此消彼长,已经是近年的客观事实。广州人的“废粤”焦虑感,相当程度也源于方言受到普通话冲击的大环境。
在微博上,《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说:“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耻的。”这条微博成了有关粤语保卫转发率最高的评论之一。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则呼吁:“母语告急!岭南文化垂危!”
我们只“推普”,从没有“废粤”。——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从未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有过“推普废粤”的表述和意思,并表示市委、市政府从来不曾有过“废除粤语”、“弱化粤语”的想法;只要方言没有对沟通造成障碍,政府就应当保护方言、鼓励人们讲方言。
■ 从国家推普到方言“自卫”
“推普废粤”或许是伪命题,但“粤语保卫”却并非全然无理。
自从1982年,中国政府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推普”近二十年来,这或许是在地方遭遇的最强劲的一次反弹。
建国之始,新中国即将普通话确定为标准语言。 1982年,“推普”写入宪法,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委),把推普与文字改革合并处理,直属国务院;1994年,国家语委设立“普通话水平测试”,测试尝试把公务员、教师及新闻报导员的普通话标准化。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法律指定在正式及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尽管此前此后,相关部门都一再强调,“推普”并不是要禁止方言,但强势语言对地区方言的自然冲击,仍然势不可挡。
让粤语使用者产生焦虑的背景,也是中国其他方言区面临的问题。
2003年,语言学家曾在苏州做了一次“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苏州中小学生不能够用方言讨论学习,而用方言谈日常生活的孩子只占调查者的六成,70%的学生认为,相比家乡话,他们使用普通话更纯熟。这些被调查者均是父母是苏州人的本地学生。
同样因为经济强势而占据一定优势的上海方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2007年,一次“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显示,61%的上海小学生听到上海话没亲切感、感到别扭和反感。
在四川、湖南、安徽、江西……几乎所有的方言区,都面临自己的方言、土语越来越接近“方言普通话”的窘境。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的方言格局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藏语、蒙语、维语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语言能继续存在,但大多数汉语方言将濒危或者消亡。“上海话和粤语能够保存,同时还将产生大量新的‘方言’,即地方普通话。在未来,汉语方言的差异只是口音不同,而非不能沟通。”
过去一地三音的方言故事,显然不能适应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带来的人口流动,但若“只是口音不同,而非不能沟通”,方言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和依附它所存在的地方戏曲、地方民俗都是积累了千年的重要文化遗产。龙应台曾说:“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建筑在方言基础上的地区文化,更是如此,它构成人们的身份、价值,也是了解一个社会发展历史的最佳工具。
当方言趋同,价值趋近,习惯相似,就像生物多样性从地球生物圈中快速消失一样,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灾难,对地球村来说,不也像是另一场危机?
调查显示,随着全球一体化,全球每年平均消亡的语言有数十种。据预测,在21世纪末,全世界约90%的语言可能被强势语言取代。而幸存下来的,则多是大国的国语或者与外界长期隔离的小方言。
统一语言是一个国家完整政治建构的重要环节。没有人对“推普”存在异议,但有专家提出,并非不要“推普”,而是在“推普”的同时,能否也“善待方言”?毕竟,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强势普通话推广中,任由“方言”自生自灭相当于无心地扼杀“方言”,社会的焦虑感,正是来源于此。
■ 粤语式生存
尽管,年轻的上海人已经不会讲传统的沪语俚语,广州的老式粤语只有在港澳地区还保留得比较完整,除了东北话随着相声、小品、二人转等主流娱乐节目传播较广,不少地方言也有渐渐式微之势;但粤语使用者对本地方言的爱护和保护,表现显然比其他地方更热烈。
刚从上海到广州工作的上海年轻人会十分惊讶:“地铁公交报站、百货公司里的广播等都是粤语、普通话各来一遍,电视、电台都是粤语广播。阿拉很是羡慕,这要在上海会被投诉的!”上海曾经播出过《孽债》等吴方言的电视剧,虽然颇受沪上市民的欢迎,但同时也招来了很多批评,最后电视台不得不草草收场。而在广东,粤语方言电视剧长年播放,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外来者也慢慢适应。
深圳深港语言研究所所长陈恩泉教授解释,粤方言在广东人心目中,就是普通话,当地称之为“白话”;在社会生活中正起着中心语言的作用。在国内,讲其他方言的人通常以熟练掌握普通话这一“第二语言”为荣,而广东的人们则以会讲粤语为傲,并将其同经济上的成功联系起来,讲粤语被暗喻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七大方言区——北、吴、湘、赣、客、粤、闽,粤语历来是比较强势的一支。这种强势地位,很大程度上缘于以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地位支撑,也缘于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络多是通过粤港澳,以及他们赖以为载体的粤语进行。
根据统计,目前全球的粤语使用人数大约在6500万到1.3亿之间,是世界排名第十四大的语言种类。
在海外旅居多年的中国人会记得,欧美的大学里,以前的汉语语言课程种类非常有限,只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种。为了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不少英国人、美国人学会的第一种中文不是普通话,而是粤语。
随着中国大陆与海外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孔子学院在世界的广泛建立,普通话在外国人学习汉语里成为主流选择;但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华人聚集地,粤语仍然是主要流通语言。至今,许多中国菜的英文名,仍然保留着其粤语发音,这也是粤语与上海话、闽南话不同的地方——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潮流里,粤语曾经占据过不可替代的地位。
香港的角色在粤语的强势地位里不可小觑。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从亚洲四小龙发展到世界金融中心,经济发展的同时,知识精英在本地也愿意投身社会运动,从殖民政府争取本土语言与文化应有的权利。
1974年,香港第一次通过立法,中文(粤语)成为法定官方语文。以许冠杰为代表的本土创作者70年代也掀起一股歌唱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的粤语流行曲热潮。接着是八十年代,香港电视剧、香港电影风靡华人社会,港式粤语不但大受欢迎,而且推动着粤语的进一步发展。
至今,香港电视台在广东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超过来自大陆北方的主流媒体。
语言不仅是纯技术性的沟通工具,而是属于社会文化政治的产物。上世纪曾有人发明一种简单易学的人工语言,叫做世界语。然而并没有像它的发明者和追随者所期望的那样,世界语没有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依托的英语仍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沟通语言。
在普通话作为国家统一意志的前提下,粤语的强势地位也不仅来源于情感上的集体回忆——这一层回忆,和中国吴、闽等方言区并无二致——也来源于粤港澳区强势经济地位造就的强势文化影响,以及若动摇粤语文化,会勾连出大陆华人与海外华人之间乡情语言联系的影响。
■ 香港标本
与香港在粤语强势地位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样,在粤语保卫的争论中,隔着浅浅海港的香港岛也高声呼应着大陆这边的争论。
香港的报章杂志上,从广州保卫粤语的行动中,影射出无数关于香港是不是也应该保卫本土语言的争论。不少人认为这是伪命题,因为“粤语”恰是香港的法定官方中文,受法律保护;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很早以来与英国及欧美,近年与内地的联系紧密,“两文三语”(书写语言:中文、英文,口头语言:粤语、英语、普通话)教育在香港各中小学推行,也有不少港人,真切担忧本土文化在以英语为主导的全球化商业浪潮,与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大陆强势文化夹击下,会否淡漠的问题。
回归十年,香港本土文化保育已经渐成风潮,从天星码头之始,到皇后码头、湾仔蓝屋、喜帖街、永利街,几乎近年来主要的民间运动都是以文化保育为主线。因保育走上街头,而最终,港府近年来终于意识到文化保育的重要性,永利街在电影《岁月神偷》以及当地居民抗争后,由拆转为完整保留,便是一个例证。
这条文化保育——社会运动的主线,是香港寻找文化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文化记忆事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许真如有人所言,保卫粤语是一场罗生门,但这样的罗生门,至少让许多人开始思考,该把怎样的历史,交给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