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宿命论作为一种消极悲观的生命观古已有之，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屡见不鲜。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与苏童《妻妾成群》中的颂莲都是被宿命论左右的人物，这导致了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与结局。这是对命运无力抗争的压迫与顺从，也是对自我认知的迷途与悲凉，更是面对命运前路的被动与浑浊。但是二者又有深刻的区别和差异，一者是被动的“他者”式强定宿命论，缺乏主动性与抗争意识;一者是“我者”悲观的玄想宿命论，虽试图抗争但不过是无奈之举和无力之措。
　　关键词：宿命论 悲剧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 《妻妾成群》
　　宿命论在中国早已有之，古人常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就是宿命论的直接体现。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认为宿命论“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人不能理解的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因此，宿命论者认为冥冥之中有位无上的主宰掌控着人世的一切，生老病死与福祸悲欢皆有定数。这已是无法把控自己人生的不幸，而更具浓重悲剧性色彩的是这种不幸的命运即使可以提前预知但却无法改变。那么人们的宿命论是如何产生的？不同人的宿命论又有何不同呢？他们是如何面对各自的宿命的？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与苏童的《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就是典型的宿命論者。他们的命运在社会压迫、生活困苦，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合力下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既可悲可怜让人同情，又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本文试图从宿命论的角度探讨二者的差异及缘由。
　　一、他者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中存在两种宿命论者。一者是以侯殿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者。他拥有优越的生活资源和上等的社会地位，毁人意志的宿命论只是他用来教化、欺骗、愚弄受害者来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在小说中，侯殿魁靠收佃农高额的租子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为了剥削佃农，他伪装成佛教的信奉者，不断地用从佛教里断章取义的极端迷信的宿命论教义来劝说侯忠全“皈依天帝”，终于使之心甘情愿被他剥削为他奴役。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他并不信奉宿命论，只是一个宿命论的掌控者。另一者是以侯忠全为代表的被剥削者。他们被强权和苦难压迫欺辱却无力反抗，习惯忍耐让他们变得麻木顽固，失去生活希望的他们只能期待用今生的痛楚换取来世的救赎。他们二者由奴主对奴隶物质的压迫通过宿命论转变成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禁锢。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侯忠全“家里在那时还很过得去”，而且有妻有儿可谓幸福美满。可后来因为媳妇和侯殿财勾搭，最终闹得家庭支离破碎而不得不给侯殿魁做佃农。他在侯殿魁宿命论的洗脑下开始极端迷信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竟然相信自己不幸的命运是因为是上辈子欠下的债，而这辈子是来还债的。这就是宿命论者的基本心态——前世注定、此世还债、来世享福。这种观念导致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被人叫作糯米人儿的侯忠全，已经干巴成一个陈荞面窝窝了”，一个敢打敢拼的有志青年变成了“死抱住个穷不放手”的“死奴才根子”“死也不肯翻身的人”。这固然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重压所导致的，但信奉宿命论无疑加快了这种进度而且让他没有了翻身的意志。他不再讲故事，而是“只讲从侯殿魁那里听来的一些因果报应，拿极端迷信的宿命论教义，来劝人为善。他对命运已经投降，把一切都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他用一种赎罪的心情，迎接着未来的时日”。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不管现在怎么热闹，过几天还是会“九九归原”，命运无法掌控只能默默承受。所以他不相信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这导致丁玲在书中直接称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在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侯忠全也曾“对天起了怨怼，觉得太不公平”。但当革命取得一定成果，农会分给他田地时，“他不肯，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了，下世还要变牛变马”。所以不敢去找侯殿魁要回本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甚至在侯殿魁假惺惺分给他一亩半地的时候，他竟然背着农会偷偷地把田退了回去。所以作者在小说中感叹：“他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
　　宿命论者往往会陷入自我认知的迷途中，正是由于他们看待生活的唯心主义，所以他们在看待自己时也是虚无的。这种虚无导致了一种自我认知的缺陷，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地对自我有个完整的体认。在此种消极的人生观指导下的人们往往深陷悲剧而不自知，这无疑更增添了他们的悲剧性效果。宿命论者在人生的道路上缺乏主动性、能动性。他在为他人、为神而活而不是为他自己而活。他们预感到了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却无力去改变，只能被动地去接受，沦为了虚无缥缈的命运的奴隶。
　　这种宿命论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并不少见，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结局就极具宿命论色彩。在翠翠陷入爱情困境后，老船夫“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在翠翠父母悲剧性的阴影下，翠翠悲惨孤独的命运似乎也不难预见。可以看出宿命论正在于“对命运神秘不可捉摸的困惑和由此产生的痛苦”。沈从文也不得不叹息：“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在偶然和必然的交替中，人们错误地以为一切都是必然。认为人生的一切，包括前生、现今和来世都早已被注定，被安排好，反抗和斗争都是无力的甚至是徒劳的。所以人们只能屈服于缥缈无迹的神和命运，默默地忍受人生的悲剧，命运的苦痛。萨特认为“人有绝对自由”也就是说人有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命运、前途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行为方式。但宿命论者恰恰失去了这种自由，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也没办法明白生活的真谛与人生的意义，甚至对于他们自己本身而言一切都不再有真实的意义，对自己难有清醒的认知。在人际交往中，侯殿魁和侯忠全变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施加的影响使候忠全顺着侯殿魁的意志去生活。从存在主义层面来说，侯殿魁的存在致使侯忠全对自己的存在发生了错误的体认，从而深陷宿命论旋涡。他的存在方式不成为一个“自为”的个体，而是社会和强权下失去个性的非人，从这个方面来说，“他者即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