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住燕园毕竟比慎之学长整整晚了9个年头，自然无缘识荆。但与他神交已久，那是由于欣赏他文学的纵横捭阖和思维的敏锐过人。不过初识其才华却是出于30年前曾一度惊世骇俗的作家聂绀弩的六句奇诗《赠李慎之》的指引，使我开始崇拜起其人其文。诗曰：朝因奇识惊翻地，暮以狂言吓破天。遣史驱经才八陈，呼风唤雨已千年；有酒无酒莫逢公，迅雷易响耳难聋。时维1977年5月。
　　据说聂的诗当时被认为奇诗，于是奇诗赠奇人成为佳话。关于聂公， 夏衍在《聂绀弩还活着》一文中提到，周恩来说：“聂绀弩是个‘大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之前冠个“大”字，可见其自由主义到什么程度。李慎之则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批评的那位主张“大民主”的司局级干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更被知识界尊称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大民主”的意见后来整理成文，以《“大民主”和“小民主”》为题公开发表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上）聂李二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故一面之交，遂成莫逆。（参见《博览群书·书人书事》2003年第11期）
　　聂绀弩也是奇人一个。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形容他“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却说：“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他写下《怎样做母亲》……当年毛泽东主张加强“专政”，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李慎之更“出格”，竟向毛主席公开提出：还政于民，要搞议会民主，要开放新闻自由，等等。后果可想而知。两人皆因不识时务双双被打入“另类”（聂还于此前因“胡风事件”之累，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其“同气相求”，可见一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成为典型。
　　下面我们且撇开聂老，单表李慎之——上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的“桂冠”，当然是人家“封”的，他自谦加以否认过，认为是“大大误解”。但他一贯主张和倾向于民主，为读者所共识，白纸黑字有案可查。他自己发表过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一篇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序《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另一篇是《关于自由主义答客问》。前者写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开门见山就提出“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赞颂“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最后还不忘自由的价值观，再次强调“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后者则表述了自己历来的见解和主张，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把自由平等概念联系到最近50年的社会实践乃至把自由主义和共产党员身份调和起来的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又随和得像聊家常一样。
　　慎之学长的一生闪耀着传奇色彩，有过光辉的历程，也曾有过两度不幸的遭遇。他原名叫李中，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随即参加地下革命工作而改今名；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底到了延安，一直到1952年分别在延安、北京的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1952年初到1958年初为部副主任。1952年9月至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东欧六国考察文化教育事业。1953年被国家指定为朝鲜板门店朝中美政府级谈判代表顾问；翌年马不停蹄，任中国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到1956年底还随同周总理访问印度。此前近10年间，的确叱咤风云，频频亮相于外交场合。可是转瞬即风云突变，“反右”斗争接踵而来。由于他秉性狷介直率，口无遮拦，运动中戴上“右派”帽子不足为奇。之后被湮没了20多年。然而才子毕竟是才子，一经改正马上崭露头角。可不？当年一月改正，二月即整装待发，匆匆以顾问身份跟随邓小平副总理出访美国。上世纪80年代是他再次腾飞的十年，连续被委以重任，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及社科院副院长。作为美国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对推动中美及两岸交流作出了贡献；经常为国家领导人作外交政策的咨询工作。1984年初，又出任赵紫阳访美的特别助理。1988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直到步入古稀之年才告别政坛。以后埋头写作，写就不少可读性强而又极有针对性的文章。2003年春遽归道山，享年整80。记得他在1999年一篇简要的自我介绍的文章里，计划到80岁的时候写一篇《八十自述》，可惜来不及执笔，只留下绝笔《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八十试笔》，就匆匆地走了。
　　最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不少出众的人才，不是在“反右”就是在“文革”，都蒙冤受到猛烈地冲击，平反后又都得以重用。为什么？这是一个有其难言之隐的问题。好在慎之同志给我们回答了——他在离开人世前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发表时改题为《怀念报人李炳泉》）。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