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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环境的抵抗也能彰显出环境对自我主体的建构作用。由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所抵抗的环境本身的差异，进而对环境抵抗的路径和方向都出现了不同，也彰显出在西方侵入东亚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从传统被迫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由于特定语境的不同，导致了自我主体建构的路径和方式上的不同。
关键词：《春风沉醉的晚上》 《人间失格》 环境 自我主体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通过对环境的抵抗，使其自我的主体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确立。《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对环境的逃离和抵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由于其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所抵抗的环境本身存在一定差异，而环境对自我主体的建构必然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所以对环境的抵抗本身也体现出环境对自我主体的建构，同时也使对环境抵抗的路径和方向都出现了些许差异。对这些差异的辨析可以管窥在西方侵入东亚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从传统被迫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由于特定语境的不同，导致了自我主体建构路径和方式上的某种差异。
一、对环境的抵抗与自我主体的建构
自我“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自我并不能单靠冥思而建立，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建立。自我是一个社会构成，靠永不停止的社会表意活动构筑自己”？譹？訛。环境构成了社会表意的重要面向，特定的环境既包括时间因素，也包括空间因素。环境也就如布迪厄定义的“场”，因而特定的环境具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场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一定层面上建构了个体认知、感受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因而特定的环境必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打破环境的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应该说在传统社会中，因为受制于交通工具，封闭的环境是容易维系的。而现代交通体系的逐渐建立使人在空间上的移动变得更加容易，因而人能更频繁地经历和体验不同的环境，而不同环境之间的交错，必然侵蚀原有的封闭环境下的认知框架和感受方式。在《郁达夫自传》中写道：“自富阳到杭州，陆路驿程九十里，水道一百里；三十多年前头，非但汽车路没有，就是钱塘江里的小火轮，也是没有的。”？譺？訛人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动较为困难，“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乡下人叫充军，一位杭州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譻？訛。这样一来，人一生大多是处在同一个稳定的空间中，稳定的空间也就形成了人较为单一的、固定的、认知世界的框架和模式。在这一语境下，人很难产生归属感。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交通的发展无疑缩小了空间的距离，减少了空间移动所需要的时间和风险。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在车轮成为脚的延伸之后，必然增强了人的空间流动性，而空间的转换也就重新塑造和建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譼？訛。新的尺度的介入，一方面修改了原有的感知世界的背景，同时也必然侵蚀在原有空间环境下形成的自我认同的边界，进而反感原有的感知模式。而“反感的代价是他面对一个既无明确目的又无可靠标志的空间所体会到的犹豫不决和缺乏安全感”？譽？訛。对《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我”或“他”来说，环境对他们是异质，是格格不入的，反过来他们对环境也是异质，也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男性主人公不断的逃离，以及伴随这种逃离的落寞和孤独。在《人间失格》中，“我”自视为一个边缘人。在《茑萝行》中，“我”自视为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譾？訛。
应该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的不断逃离，实际上也是对特定环境下赋予他们的身份的反抗，当然对身份的反抗就是对由这一身份确定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反抗。在《沉沦》中“他觉得学校的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通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这无疑是对学堂背景下的学生身份的一种抵抗。在《人间失格》中“我一点也不想要舞狮的狮子，反而书还好一点。可是我察觉到父亲想要买给我的是狮子”？譿？訛，于是半夜潜入客厅，拿出父亲的笔记本，找到记录礼物的地方，写上“舞狮子”。“我”用迎合的方式从反面表明了对“儿子”身份构成的抵抗。这样一来，对身份的抵抗就表征为在空间上的不断逃离。而人一旦面对他人，就不得不以某种身份表达自己或是展示自己，于是当他们无法认同某一特定环境赋予他们的身份时，他们也就难以在公共空间言说和行动，他们就得不断地逃离，不断地寻找，而每一次的逃离和寻找带给他们的又是深深的失望，但就在逃离和失望中，自我主体逐渐获得了确立的可能。
二、环境与主体自我建构的路径和方向
不过由于环境的差异，《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与环境的张力关系也出现了些许不同。毋庸置疑，自我身份的形成还包括了不由自我控制的外界因素，比如出生、性别、民族、国家等。因而在寻求“我是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对我所隶属的性别、地区、民族、国家等问题的追问。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在《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因为空间的迁移，催生出的男性主人公的民族国家意识。《郁达夫自传》中写道：“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两三年。”？讀？訛他者的存在使人获得自我意識的同时，也获得了民族国家意识，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核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相对的剥夺与被剥夺唤醒了民族的情感与理性。”？讁？訛所以《春风沉醉的晚上》与《人间失格》相比，就多了一重弱国小民的痛楚。
在《沉沦》中，爱情的失意就混合着弱国子民的失意，“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应该说，“现代性必然需要民族的形式”？輥？輮？訛，因而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民族国家也就成为构建个体身份的重要面向，而民族国家在世界背景上所处的位置，无疑是个人获得主体尊严的一个重要面向。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因此就多了一重的焦虑：在他者/日本的参照下，由社会空间的变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意识引发了弱国小民的焦虑，同时民族国家也参与了主体身份的建构，也就是成为自我边界或自我主体确立的背景或前提。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沉沦》中，“他”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到两个穿红裙子的日本女学生时不自觉地产生的自我否认、焦虑和痛苦。“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人对他人的表达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对应的身份”？輥？輯？訛，路上遇到的三个日本女学生以及她们与日本同学的简单问答，对“我”来说构成了一个表意体系，而“我”对这一表意体系进行阐释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我”所属的民族国家身份，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因为“我”的弱国子民身份使“我”对路上偶遇这一事件做出了过度阐释。而作为个体所隶属的民族国家是先于个人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原生性，也是无可逃遁的。这样一来，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他”或“我”在痛苦之上又加了一层无能为力的无奈。“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所以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伴随主体身份的确立带来的焦虑还涂抹上了非个人可以改变的社会和民族国家因素。也就可以理解，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救亡的主题很快就取代了启蒙的主题。也可以说，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自我主体的确立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全的。
而在《人间失格》中，“我”并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应该说，西化的过程必然也伴随着对原有的认知世界、自我感知的框架和方式的侵蚀。“西方作为一个使东方获得对于自己历史自觉的契机，构成了东方社会形成自己的‘作为历史的近代’的必要条件。”？輥？輰？訛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又如竹内好所言，中国呈现出抵抗的姿态，而日本是没有这样的抵抗的。因而在《人间失格》中，堀木带“我”去参加一个共产主义的秘密研究会，对堀木这种人来说，“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恐怕也如往常只是‘东京导览’之一吧！”而“我”虽然从不缺席会议，但只是“为了娱乐大家而来”，“我”喜欢的是“不合法”，也就是对堀木来说“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就是东京景点上的一个游乐场所而已。而对“我”来说，因为这种“不合法”与自己的“边缘人”身份是相吻合的，因而在“我”看来，“不合法的大海中，却轻松许多”。也就是说从西方而来的共产主义，对“我”和堀木来说，它只有能指的意义，也就是“我”和堀木作为这一游戏的参加者玩的仅仅是一出能指的游戏，共产主义所指向的内容和框架对“我”和堀木是不存在的。可以说《人间失格》中“我”的痛苦、孤独更纯粹地体现了作为个体人的困惑和矛盾。
《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一方面共处于现代性转型的语境中，另一方面由于处身的具体环境的不同，导致了自我主体建构的路径和方式上的某种差异。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中日‘环境意识’比较研究——以两国的文学创作活动为题材”（项目编号：S2015039）的阶段性成果；西华大学校级重点项目“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制度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y14107001）
作 者：范国英，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春风沉醉的晚上》 《人间失格》 环境 自我主体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通过对环境的抵抗，使其自我的主体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确立。《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对环境的逃离和抵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由于其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所抵抗的环境本身存在一定差异，而环境对自我主体的建构必然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所以对环境的抵抗本身也体现出环境对自我主体的建构，同时也使对环境抵抗的路径和方向都出现了些许差异。对这些差异的辨析可以管窥在西方侵入东亚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从传统被迫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由于特定语境的不同，导致了自我主体建构路径和方式上的某种差异。
一、对环境的抵抗与自我主体的建构
自我“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自我并不能单靠冥思而建立，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建立。自我是一个社会构成，靠永不停止的社会表意活动构筑自己”？譹？訛。环境构成了社会表意的重要面向，特定的环境既包括时间因素，也包括空间因素。环境也就如布迪厄定义的“场”，因而特定的环境具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场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一定层面上建构了个体认知、感受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因而特定的环境必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打破环境的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应该说在传统社会中，因为受制于交通工具，封闭的环境是容易维系的。而现代交通体系的逐渐建立使人在空间上的移动变得更加容易，因而人能更频繁地经历和体验不同的环境，而不同环境之间的交错，必然侵蚀原有的封闭环境下的认知框架和感受方式。在《郁达夫自传》中写道：“自富阳到杭州，陆路驿程九十里，水道一百里；三十多年前头，非但汽车路没有，就是钱塘江里的小火轮，也是没有的。”？譺？訛人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动较为困难，“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乡下人叫充军，一位杭州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譻？訛。这样一来，人一生大多是处在同一个稳定的空间中，稳定的空间也就形成了人较为单一的、固定的、认知世界的框架和模式。在这一语境下，人很难产生归属感。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交通的发展无疑缩小了空间的距离，减少了空间移动所需要的时间和风险。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在车轮成为脚的延伸之后，必然增强了人的空间流动性，而空间的转换也就重新塑造和建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譼？訛。新的尺度的介入，一方面修改了原有的感知世界的背景，同时也必然侵蚀在原有空间环境下形成的自我认同的边界，进而反感原有的感知模式。而“反感的代价是他面对一个既无明确目的又无可靠标志的空间所体会到的犹豫不决和缺乏安全感”？譽？訛。对《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我”或“他”来说，环境对他们是异质，是格格不入的，反过来他们对环境也是异质，也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男性主人公不断的逃离，以及伴随这种逃离的落寞和孤独。在《人间失格》中，“我”自视为一个边缘人。在《茑萝行》中，“我”自视为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譾？訛。
应该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的不断逃离，实际上也是对特定环境下赋予他们的身份的反抗，当然对身份的反抗就是对由这一身份确定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反抗。在《沉沦》中“他觉得学校的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通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这无疑是对学堂背景下的学生身份的一种抵抗。在《人间失格》中“我一点也不想要舞狮的狮子，反而书还好一点。可是我察觉到父亲想要买给我的是狮子”？譿？訛，于是半夜潜入客厅，拿出父亲的笔记本，找到记录礼物的地方，写上“舞狮子”。“我”用迎合的方式从反面表明了对“儿子”身份构成的抵抗。这样一来，对身份的抵抗就表征为在空间上的不断逃离。而人一旦面对他人，就不得不以某种身份表达自己或是展示自己，于是当他们无法认同某一特定环境赋予他们的身份时，他们也就难以在公共空间言说和行动，他们就得不断地逃离，不断地寻找，而每一次的逃离和寻找带给他们的又是深深的失望，但就在逃离和失望中，自我主体逐渐获得了确立的可能。
二、环境与主体自我建构的路径和方向
不过由于环境的差异，《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与环境的张力关系也出现了些许不同。毋庸置疑，自我身份的形成还包括了不由自我控制的外界因素，比如出生、性别、民族、国家等。因而在寻求“我是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对我所隶属的性别、地区、民族、国家等问题的追问。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在《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因为空间的迁移，催生出的男性主人公的民族国家意识。《郁达夫自传》中写道：“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两三年。”？讀？訛他者的存在使人获得自我意識的同时，也获得了民族国家意识，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核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相对的剥夺与被剥夺唤醒了民族的情感与理性。”？讁？訛所以《春风沉醉的晚上》与《人间失格》相比，就多了一重弱国小民的痛楚。
在《沉沦》中，爱情的失意就混合着弱国子民的失意，“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应该说，“现代性必然需要民族的形式”？輥？輮？訛，因而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民族国家也就成为构建个体身份的重要面向，而民族国家在世界背景上所处的位置，无疑是个人获得主体尊严的一个重要面向。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因此就多了一重的焦虑：在他者/日本的参照下，由社会空间的变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意识引发了弱国小民的焦虑，同时民族国家也参与了主体身份的建构，也就是成为自我边界或自我主体确立的背景或前提。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沉沦》中，“他”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到两个穿红裙子的日本女学生时不自觉地产生的自我否认、焦虑和痛苦。“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人对他人的表达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对应的身份”？輥？輯？訛，路上遇到的三个日本女学生以及她们与日本同学的简单问答，对“我”来说构成了一个表意体系，而“我”对这一表意体系进行阐释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我”所属的民族国家身份，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因为“我”的弱国子民身份使“我”对路上偶遇这一事件做出了过度阐释。而作为个体所隶属的民族国家是先于个人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原生性，也是无可逃遁的。这样一来，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他”或“我”在痛苦之上又加了一层无能为力的无奈。“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所以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伴随主体身份的确立带来的焦虑还涂抹上了非个人可以改变的社会和民族国家因素。也就可以理解，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救亡的主题很快就取代了启蒙的主题。也可以说，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自我主体的确立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全的。
而在《人间失格》中，“我”并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应该说，西化的过程必然也伴随着对原有的认知世界、自我感知的框架和方式的侵蚀。“西方作为一个使东方获得对于自己历史自觉的契机，构成了东方社会形成自己的‘作为历史的近代’的必要条件。”？輥？輰？訛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又如竹内好所言，中国呈现出抵抗的姿态，而日本是没有这样的抵抗的。因而在《人间失格》中，堀木带“我”去参加一个共产主义的秘密研究会，对堀木这种人来说，“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恐怕也如往常只是‘东京导览’之一吧！”而“我”虽然从不缺席会议，但只是“为了娱乐大家而来”，“我”喜欢的是“不合法”，也就是对堀木来说“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就是东京景点上的一个游乐场所而已。而对“我”来说，因为这种“不合法”与自己的“边缘人”身份是相吻合的，因而在“我”看来，“不合法的大海中，却轻松许多”。也就是说从西方而来的共产主义，对“我”和堀木来说，它只有能指的意义，也就是“我”和堀木作为这一游戏的参加者玩的仅仅是一出能指的游戏，共产主义所指向的内容和框架对“我”和堀木是不存在的。可以说《人间失格》中“我”的痛苦、孤独更纯粹地体现了作为个体人的困惑和矛盾。
《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一方面共处于现代性转型的语境中，另一方面由于处身的具体环境的不同，导致了自我主体建构的路径和方式上的某种差异。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中日‘环境意识’比较研究——以两国的文学创作活动为题材”（项目编号：S2015039）的阶段性成果；西华大学校级重点项目“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制度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y14107001）
作 者：范国英，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