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土改时，被由各级领导组成的工作队定为半地主。工作队走后，乡政府复定为地主，性质不同了，还把我也划作地主份子。我困惑。1951年2月27日我带着许多疑问和不解给刘少奇同志去了一信（用纵28公分、横38公分红丝栏毛边纸信笺，毛笔直写），叙述了家庭情况，介绍了父亲经济状况，详细说明父亲买田以及收租情况，并询问父亲是否合乎半地主成份，要求指示。3月8日收到回信（直式，中有红框的普通素面信封，毛笔书写，左下角有一刘字）。我喜出望外，又大失所望。原来寄去的信连信封一起退回来了；正在气馁时，忽然眼前一亮，在原信笺上端有刘少奇用毛笔书写的批示：“你父亲劳动种田很少，出租田亦多亩，收租应不少，生活当在中农以上，定为半地主应是不错的。你的成份还是商店职员。刘少奇 三月五日”
　　我惊喜若狂，于是在报纸上寻找刘少奇的签名，确认亲笔无疑。我问母亲：“中央首长，怎能听我一面之词就果断作出批示？”母亲回答很辩证：“批示植根于事实。你如说假话，总瞒不过本土群众，一经揭穿，罪责自负，批示又有何用？这正是首长的睿智。”结果，母亲不愿公开此信，一直秘而不宣由我保存。此信从写信到批示，相隔只5天（除写信和批示的当天），从邮戳看，上通下达，也只有9天。办事效率之高，旷古未闻。
　　我经历的这件事足以说明刘少奇等老一辈领导的踏实的工作作风和高效的办事效率，这一切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