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小弟照例发来信息：我在太平洋海域，两日后到达纽约，刚刚，燃放了新年的红爆竹，烟火落在海面上，很漂亮。给沈老爹打了电话。
　　微笑，转头，看着摆在桌面上那串红红的爆竹，对小弟说：新年快乐。
　　红爆竹，是１９９９年开始，我和小弟每年除夕不变的约定。我知道这个时刻，我和他，我们都在祝福和想念另外一个人，那被我们叫做沈老爹的倔强而善良的老人。
　　他叫沈正阳，如今已经退休在家，是个６６岁的老人了。１９９９年，他５９岁，是担任青岛船员远洋学院副院长的最后一年，亦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
　　那年，我２８岁，已经成家。小弟２２岁，在远洋学院读书，是个习惯沉默、努力上进、自尊心很强，并偶尔会为维护自尊而冲动的青年。
　　父亲是在我读到高中那年去世的。母亲是个脆弱的妇人，在父亲走后，精神和身体渐渐垮了下来。那年小弟不足９岁，一直站在那里大哭，哭到最后睡着了。到底，他还是个孩子。我却从那天起迅速地长大成人，没有等高中毕业就将自己放入了社会。曾经，我一直梦想能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出色的大副，漂洋过海，走遍世界。父亲却早早走了，我开始成为母亲和小弟生活的依赖。在小弟眼中，我不只是哥，还是父亲。而我对他唯一的希望，是要他去实现我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用被生活磨砺出的渐渐坚硬的肩膀一点点担下生活的艰难。母亲一天天老去，小弟一天天长高，是个沉默懂事的少年。他没有辜负我，１９９５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船员远洋学院。９月，我把小弟送入曾经梦想的校园。我走时，在车站，已经比我还高的小弟忽然哽咽，哥，我会是一名出色的水手。
　　要做大副。我拍他的肩。
　　他点头，还要做船长。
　　我们以两个男人的方式握了手，我知道小弟长大了，可以自己去飞翔。
　　
　　读了大学，小弟没有再花费我一分钱。对于早早懂得生活艰辛的孩子，我们都努力自知。
　　１９９９年９月，小弟升入大四，过了春节学业就可顺利结束。照例，因为节前打工单位的各种福利待遇都会高一些，他早早打了电话，说晚些日子回家。
　　几天后的晚上，又接到小弟的电话，却意外地，好半天，他不说话。问他是否吃过饭，问他什么时候回，他只沉默，不回答。心里无端有些慌，忽然感觉到什么，冷不丁大声冲他喊，你倒是说话，出什么事了？
　　那端，依旧是沉默，片刻，小弟忽然哭了。
　　我的心就是一顿，好像被人重重捶了一拳，透不过气来。从读中学起，小弟没有再哭过。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求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也必定会承受诸多的委屈，但向来报喜不报忧。那次他的腿摔伤了，没有打一个电话回来，直到我碰巧出差过去看他，才知道他已在医院躺了半个月……从那天起，在我眼里，他不再是男孩子，他已是个男人。我不敢去想有什么事让这个男人忽然对着我痛哭。
　　付海涛你给我说话！我又冲着电话喊了一声。
　　哥……他又顿住，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我被学校开除了。
　　好半天，我大脑一片空白。当思维终于慢慢回复，我一把抓过外套套上，拿着家里所有的积蓄直奔车站。
　　那一路，７个小时的车程，我的心里一直如同着火。
　　
　　宿舍只小弟一个人在，其余的学生参加放假前的活动去了。从来没有见小弟这样无助过，红着一双眼睛，茫然、困惑，让我想起父亲走的那天。我扬在半空的手，颓然地放下。
　　两天前的晚上，小弟和宿舍一个男生为小事发生口角，男生忽然骂他，没爹的野小子穷小子。冲动之下，小弟动了手，一拳打断了男生的鼻梁。学院是半军事化的管理制度，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的发生，通报之后，根据校规学校将小弟开除。
　　事情的起因再简单不过，可是我该怪他什么，我并不能保证换了自己就不会这样做。可这个结果，我承担不起。小弟已经努力了四年，现在一切却前功尽弃。而背着这个处分，他将永远没有机会重新来过，这一生他都会活在被大学开除的阴影下。父亲的灵魂，在天都不会得到安宁。
　　不行，我要去找你们院领导。抽掉半包烟后，我站起来。
　　没用的，小弟绝望地拉我，沈院长分管校律，他从来没有为任何学生开过绿灯，哥，我求过他，没用的。
　　我红着眼睛看他，我是哥，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他一起放弃。小弟，让哥试一下，哪怕有一线希望。
　　哥——他依旧拉我。我一把推开他走出门去。
　　
　　暮色降临，我站在沈院长家门前，手里拿着一块用全部积蓄买回的手表，没有犹豫，抬手敲门，为了小弟，所有的自尊可以忽略不计。
　　谁？门内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
　　我是学生的家长。我说。
　　门开了，门内面容端庄和蔼的妇人，穿平常家居服，礼貌地微笑，请我进去。
　　我犹豫了一下，称呼她阿姨，说，我想找沈院长。
　　她应着，外面冷，快进来吧，他还没回来呢。
　　她将我让入门内。
　　很简单的一个家，房子并不大，温暖整洁。来得并不是时候，我只顾着急，自己忘记了饿，也忘记了是平常的晚饭时间。
　　他快回来了，阿姨说，快坐吧，还没吃饭吧？不等我回答，进了厨房拿出一副碗筷来。
　　我忙推辞说吃过了。她只笑，料定我在撒谎一样，也不多说，盛了份米饭放在桌上，抬头看了眼墙上一只古老的钟表，走到门边。门外的脚步声随着开门渐近，高高的瘦削的老人走进门来。
　　是学生家长，阿姨不等他问，先替我解释。
　　我赶快打招呼，身体微微前倾。他笑一下，快６０岁的人了，头发大半已经白了，额头上有深刻的皱纹，目光却是深邃的。冲我点点头，笑了笑，先吃饭吧，有事吃了饭再说。
　　是啊是啊吃饭吧，夫妻俩口吻一致，并不先给我说话的机会。我再推辞不过，只得坐下来，端起碗，却如鲠在喉，机械地拿着筷子，完全食不知味。阿姨忽然夹了一些菜放入我碗中，我想说谢谢，眼泪一下蒙住了眼睛。为了掩饰，我飞快地大口大口地朝口中扒着饭。手里的碗很快空了。
　　沈院长面容始终平和，一直等到吃完饭放下筷子，将我让到书房，坐下来，问，是付海涛的哥哥吧？看着有点像，但是小伙子，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帮你。
　　是小弟错了，他年轻不懂事，他已经读了四年，马上要毕业了，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我语无伦次地替小弟道歉。我说，我想求您，再给他一个机会！
　　他并不打断，一直听我说完，然后说，他来找过我，我看过他的成绩记录和每年的评定，知道他是个好学生。但是年轻人，你要知道，人的一生，有些错是丝毫都犯不得的，一次都犯不得，这是纪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打破。我教了大半辈子书，没有为哪个学生违反过学校规定，这一次，同样不会，你还是带他回去吧，多说无益，不如把时间用在新的生活上。
　　他的声音缓慢，但坚决，找不到一丝缺口，眼神的坚定让我感到无望。知道再说下去真的无益，我站起身来，离开前，悄悄把那块价格昂贵的表放在了书桌的台灯旁边。
　　
　　小弟不吃不喝也不睡。我劝不了他，他已经绝望。那块表，沈院长并没有还我，却在我再次抱着一线希望敲开他的家门时，阿姨把钱给了我。表，让沈院长去退掉了，他说，年轻人不要学习一些不好的东西。一句话，几乎让我无地自容，可是为了小弟也为我自己，我不甘心放弃。
　　一连几天，计算好时间，每天的晚饭后，我坚持去沈院长家。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那句“沈院长，您就再给他个机会吧”。他始终摇头，不发脾气，也会托词说，我要看书了，或者，有材料要整理要看，不再搭理我。我会一直坐在那里等，等到实在太晚才离开。阿姨偶尔会看着我伤感地叹口气，不断给我的杯子加些热水，想说什么，又无奈摇头。
　　我快要跟着小弟一同绝望了。
　　这样挨过了５天。到了１９９９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是家乡的小年，黄昏，我和小弟空着肚子，红着两双眼睛坐在已经停了暖气的空洞的宿舍里，良久，谁都说不出话来，直到夜幕慢慢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