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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家都在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关键还是要贯彻落实，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红利，以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有两万多字，16个部分，改革措施据统计有300多条。其中，决定经济体制大框架和改革方向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句新话，不是管理，是治理，这两个词含义是有区别的。不是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的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治理。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很现代化，是能够和国际接轨、对话的一个新的概念。
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技术的现代化，产业的现代化，比如说农业、工业的现代化；还有经济方面的现代化，比如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次提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讲，以前讲的现代化主要是经济基础、生产力或者技术层次的现代化，这次讲的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怎么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研究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借鉴我国这么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目前这方面仅仅是破题，下一步可以思考和扩展的容量还是很大的。
第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这次全会文件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一项突破。这句话跟以前相比改了两个字，由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这两个字的分量很大。市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在变化的。改革开放以前，市场被认为是一个坏东西，是经常被批判、被排斥的，和资本主义挂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承认了它的作用，但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经常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直到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才登堂入室，开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这一次又来了一个“升级”，变成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了新突破，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市场规则、市场信号和市场竞争。市场规则最重要的就是公平竞争；市场信号，就是资源配置要通过市场、价格来提供信号；市场竞争才能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当然，《决定》中改这两个字，并不仅仅是满足理论上的偏好，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只手，一只是政府的手，一只是市场的手，这两个角色都在起作用，但也经常打架。这次《决定》应该说强调得很清楚，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个提法上的改变，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而且要有新突破，迈上新台阶。这对国内外增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信心、稳定预期至关重要。
第三，提出两个“都是”、两个“不可侵犯”。两个“都是”，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这么多年，非公经济虽然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从道理上讲和公有制经济也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经常是不平等的，对非公经济存在着所谓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随着非公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次《决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平等的，两个“都是”，这就对非公经济做出了重新定位，没有老大、老二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它们都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競争。
与此同时，讲了一个产权问题。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实际上是以党的文件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增强信心、稳定预期。
第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什么叫作负面清单？就是政府在审批中只管禁止的和限制的，除此之外企业都能干。简单 地说，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确实是审批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但更重要的还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种管理模式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下一步创新驱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二是大幅度收缩了政府的审批范围，减少了政府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腐败的空间。三是不再提出“鼓励类项目”，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有利于减少产能过剩等问题。之前，负面清单模式多运用于对外投资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把负面清单制度直接推广到国内的情况并不多，这确实反映了中央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气和决心。
第五，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主要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所以价格能够由市场来决定的，都应该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决定》提出对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要推进改革，其中有一些环节是竞争性的，价格是要放开的。当然，政府还会管一部分价格，但主要限定在重要公共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性自然垄断环节，而且要提高定价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
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走势？总的判断，中国经济仍然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已经回调到8%以下了。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应该说这个“底”还没有找到，或者说均衡点还没有找到，目前还是处于探底的过程中。国际上日本、韩国也经历了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下降的幅度接近50%。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于日韩，总体上是到2015年以后，大概是7%左右或者以下，到2020年左右会到6%左右。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由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每年的新增量依然是非常可观的。本世纪初时，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新增量是1000亿左右，而到2013年，所对应的新增量超过5000亿。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广阔是有充分依据的。 如果中国内外部环境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会提高，2014年经济仍有可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具体地说，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能够稳得住；而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当具备“六可”的目标，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中国企业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企业，速度高时盈利好，速度降低后盈利下降。根据有关研究，如果原有的盈利模式不变，当增长速度低于7%时，企业盈亏比（亏损额与盈利额之比）会超过40%。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企业可能出现亏损。而美国企业在增长率2-3%，日本企业在增长率1%或零增长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盈利。所以，我们讲“企业可盈利”，就是要实现高速增长盈利模式向中速增长盈利模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7%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保持稳定盈利。这里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可以说是正是整个经济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
怎样实现中高速的稳定增长？重要是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此做出了具体部署，下一步要使文件内容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正如习总书记最近所强调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实。2014年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还是要推进短期有利于稳增长，中长期有利于促转型的改革举措。
一是要稳增长。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在某个时候跌破了“下限”，政府还是要采取措施，重点还是要稳投资，但稳投资一定要换机制，以控制风险、提高效率。这是和以前的主要區别。初步测算，实现7%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目前投资中50%左右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还是大头。应加快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要点是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二是要增效益。重点是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着力降低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六项成本，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离不开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相应加快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系、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
三是要宽准入。要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尽快“落地”。放宽准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力争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产业，在文化、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把以前由于准入管制而压抑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比如，通过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市场，把国内外市场打通，真正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石油市场；在电信、金融等领域，允许民营资本为主发起组建能够带来有效竞争的市场主体，以降低成本、促进创新。
总的来讲，就是要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既有利于短期的增长稳定，也有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此文根据作者在2014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有两万多字，16个部分，改革措施据统计有300多条。其中，决定经济体制大框架和改革方向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句新话，不是管理，是治理，这两个词含义是有区别的。不是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的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治理。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很现代化，是能够和国际接轨、对话的一个新的概念。
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技术的现代化，产业的现代化，比如说农业、工业的现代化；还有经济方面的现代化，比如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次提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讲，以前讲的现代化主要是经济基础、生产力或者技术层次的现代化，这次讲的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怎么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研究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借鉴我国这么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目前这方面仅仅是破题，下一步可以思考和扩展的容量还是很大的。
第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这次全会文件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一项突破。这句话跟以前相比改了两个字，由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这两个字的分量很大。市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在变化的。改革开放以前，市场被认为是一个坏东西，是经常被批判、被排斥的，和资本主义挂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承认了它的作用，但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经常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直到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才登堂入室，开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这一次又来了一个“升级”，变成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了新突破，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市场规则、市场信号和市场竞争。市场规则最重要的就是公平竞争；市场信号，就是资源配置要通过市场、价格来提供信号；市场竞争才能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当然，《决定》中改这两个字，并不仅仅是满足理论上的偏好，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只手，一只是政府的手，一只是市场的手，这两个角色都在起作用，但也经常打架。这次《决定》应该说强调得很清楚，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个提法上的改变，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而且要有新突破，迈上新台阶。这对国内外增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信心、稳定预期至关重要。
第三，提出两个“都是”、两个“不可侵犯”。两个“都是”，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这么多年，非公经济虽然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从道理上讲和公有制经济也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经常是不平等的，对非公经济存在着所谓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随着非公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次《决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平等的，两个“都是”，这就对非公经济做出了重新定位，没有老大、老二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它们都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競争。
与此同时，讲了一个产权问题。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实际上是以党的文件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增强信心、稳定预期。
第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什么叫作负面清单？就是政府在审批中只管禁止的和限制的，除此之外企业都能干。简单 地说，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确实是审批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但更重要的还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种管理模式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下一步创新驱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二是大幅度收缩了政府的审批范围，减少了政府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腐败的空间。三是不再提出“鼓励类项目”，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有利于减少产能过剩等问题。之前，负面清单模式多运用于对外投资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把负面清单制度直接推广到国内的情况并不多，这确实反映了中央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气和决心。
第五，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主要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所以价格能够由市场来决定的，都应该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决定》提出对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要推进改革，其中有一些环节是竞争性的，价格是要放开的。当然，政府还会管一部分价格，但主要限定在重要公共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性自然垄断环节，而且要提高定价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
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走势？总的判断，中国经济仍然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已经回调到8%以下了。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应该说这个“底”还没有找到，或者说均衡点还没有找到，目前还是处于探底的过程中。国际上日本、韩国也经历了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下降的幅度接近50%。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于日韩，总体上是到2015年以后，大概是7%左右或者以下，到2020年左右会到6%左右。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由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每年的新增量依然是非常可观的。本世纪初时，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新增量是1000亿左右，而到2013年，所对应的新增量超过5000亿。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广阔是有充分依据的。 如果中国内外部环境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会提高，2014年经济仍有可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具体地说，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能够稳得住；而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当具备“六可”的目标，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中国企业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企业，速度高时盈利好，速度降低后盈利下降。根据有关研究，如果原有的盈利模式不变，当增长速度低于7%时，企业盈亏比（亏损额与盈利额之比）会超过40%。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企业可能出现亏损。而美国企业在增长率2-3%，日本企业在增长率1%或零增长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盈利。所以，我们讲“企业可盈利”，就是要实现高速增长盈利模式向中速增长盈利模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7%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保持稳定盈利。这里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可以说是正是整个经济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
怎样实现中高速的稳定增长？重要是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此做出了具体部署，下一步要使文件内容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正如习总书记最近所强调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实。2014年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还是要推进短期有利于稳增长，中长期有利于促转型的改革举措。
一是要稳增长。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在某个时候跌破了“下限”，政府还是要采取措施，重点还是要稳投资，但稳投资一定要换机制，以控制风险、提高效率。这是和以前的主要區别。初步测算，实现7%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目前投资中50%左右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还是大头。应加快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要点是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二是要增效益。重点是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着力降低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六项成本，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离不开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相应加快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系、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
三是要宽准入。要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尽快“落地”。放宽准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力争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产业，在文化、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把以前由于准入管制而压抑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比如，通过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市场，把国内外市场打通，真正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石油市场；在电信、金融等领域，允许民营资本为主发起组建能够带来有效竞争的市场主体，以降低成本、促进创新。
总的来讲，就是要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既有利于短期的增长稳定，也有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此文根据作者在2014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