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女商人王辉20岁时进入山西文水民政局，后弃政经商15年，从未上班，却一直在领取民政局的工资。2007年底，王辉弃商从政一路升任县政协副主席，后又出任副县长。
　　就在此之前，媒体报道，同样是在山西，静乐县委书记之女王烨于2011年7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当年10月到省疾控中心上班。然而，有资料显示，从五年前入读大学时，她就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五年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共吃空饷10万元。
　　这只是被揭露出来的案例，“吃空饷”现象究竟有多严重？媒体有过这样的公开报道：2005年8月，四川省南充全市清理出2323人“吃空饷”；2006年，甘肃省发现“吃空饷”者908人；2007年，山东省清理出吃空饷事件涉及违规人数11858人。
　　由此可以看出“吃空饷”现象之严重性。
　　而略微考察一下已发生之吃空饷事件可以发现，吃空饷现象多发生于县级政府，部分在乡级政府。原因在于，县、乡两级政府处在行政体系末端，而现有行政体系的监督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到了县、乡，其监督效力已经相当微弱，从而形成较为严重的“县官专权”现象。同时，与中央、省、市级政府不同，县级政府是临民政府，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管理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因而县级各部门人员编制较多，做假的空间也就增大。当然，上级政府也试图控制编制规模，县级政府为了应付管理之需，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雇用编外人员。这种非正规化组织反而给了各种暗箱操作以更多可乘之机，吃空饷现象更容易发生。
　　吃空饷的社会根源在于，地方官员的收益较高且稳定。如梁漱溟、钱穆等先生所反复指出的，自战国时代起，中国就不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没有阶级之分，只有职业之分，士、农、工、商就是职业之分。士通常会担任官员，但官员也只是个人所从事的一种职业。当然，在社会各种职业中，官员这一职业相当特殊：官员自身的薪俸就是比较稳定的，哪怕并不算最高。同时，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官员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因而，官员可以通过种种灰色手段获取大量收入。总体上看，官员的收入是社会各种职业中较高的。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局面也没根本改变。尽管中国社会早已经成为工商社会，兴办各种企业如果成功的话，其收入要高于官员。但是，并不是所有兴办企业的努力都能成功，同时，企业的收入带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一些通过工商业发家的富人之子弟，近些年来的第一职业选择是做公务员。而本案中的女性商人也选择了再做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在外经商，一边在政府机关吃空饷，就成为一种完全合乎“理性经济人”逻辑的人生策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吃空饷”。吃空饷者，必然是官员之亲属，或跟官员有各种裙带关系者。官员通过非法操作手段，让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在政府机关中挂名领取薪资。由此可以看出，包括人员编制控制在内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严重漏洞。这一漏洞则是由权力的集中和不受约束、缺乏有效监督造成的。
　　吃空饷现象也说明，预算制度形同虚设。公务员的工资是由财政资金支付的，在现代社会，这笔资金必须通过预算支付。为此，预算编制者必须厘定公务员的人数，并通过预算控制公务员规模及其公务消费。但在当代中国，预算编制制度存在巨大缺陷，最严重的问题在于，预算编制权基本上控制在行政官员手中，人大及其常委会未能发挥有效的预算控制作用。于是，公务员就可以自己给自己编制工资预算、公务消费预算。“吃空饷”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钱袋子完全由行政官员掌握；三公消费之所以屡禁不止，同样是因为政府官员花钱，不受他人控制、管理。
　　由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吃空饷问题，涉及诸多领域的重大制度变革。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预算编制制度之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应该让各级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政府预算编制，将预算编制权从具体花钱的行政官员手中拿走。如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编制预算过程中，必然会核定行政部门的编制，仔细核定花在公务员身上的经费。由此，官员要随便在自己亲属身上乱花钱，难度就会加大。当然，假定人大及其常委会确实能够发挥作用，那行政官员的权力也就会受到约束。只有权力受到约束，吃空饷之怪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