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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德娜·彭迪列在大海中自溺而死，莉莉·巴特服用安眠药过量死亡。她们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甘心受社会传统价值观的摆布，最终被父权社会孤立和边缘化。本文通过对这两位美丽聪慧的女性悲剧命运及成因的比较分析，探究《觉醒》和《欢乐之家》的女性自杀叙事策略。
关键词：爱德娜 莉莉 自杀 自我意识
一、引言
自杀和疯癫往往是女性文学反抗父权重构自我的策略和手段。与疯癫相比，自杀更具有进攻性，是在父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绝境中谱出的天鹅之歌。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这类女性“将被动与放弃等同起来，认为与其在一个没有慰藉和幻想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不如选择毁灭自我。这样更加容易、顺理成章而且颇具神秘感。”[1] 她进而指出：“凯特·肖邦的《觉醒》（1899）和伊迪丝·华顿的《欢乐之家》（1905）都描写了这种自我意识所进行的徒劳无益的抗争。”[1]肖邦和华顿为她们的女主人公爱德娜·彭迪列和莉莉·巴特选择了自杀的结局，原因却不尽相同。本文将对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中的自杀叙事策略及作家女性观的异同。
二、自我意识的萌芽：个性与父权社会习俗的矛盾
父权社会中，“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2]。女人的一生是男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唯独不是她自己。爱德娜和莉莉最初就这样生活在自我意识的黑暗之中，成为男人世界被物化的商品。然而，她们独特的个性却埋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爱德娜从小就敏感具有怀疑精神，少女时崇拜文学和艺术，憧憬罗曼蒂克的单相思。而她嫁给彭迪列只是因为后者对她一见钟情，而且家人反对她嫁给一个天主教徒。婚后的爱德娜开始循规蹈矩地生活。与爱德娜自由奔放的天性相比，莉莉犹疑不决、自相矛盾的双重性格更多来自于遗传和教养。母亲是个享乐主义者，家道中落后将希望寄托在了莉莉的美貌上。莉莉显然接受了母亲的人生哲学，准备用美貌征服老纽约，重建欢乐之家。父亲是一个喜爱阅读、勤奋工作却最终破产的失败者，对莉莉的影响是微弱的，但她还是遗传了父亲多愁善感的艺术气质。因此，矛盾的家庭教育造就了莉莉矛盾的择偶观：她要一个既富有又浪漫的丈夫。这在以庸俗和势利著称的老纽约简直难如上青天。
爱德娜和莉莉的个性都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其潜在诉求就是追求精神上独立自由，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觉醒之前，她们的个性就已经开始与社会习俗相抵触了。彭迪列最先察觉到妻子的异样，但是要“说出他太太在哪些方面对孩子没有尽到母亲的应尽的责任是一件难事。”[3]如果说爱德娜还能与传统习俗维持表面上的和谐，那么莉莉不切实际的择偶观已经使她处境尴尬，危机四伏。二十九岁的剩女莉莉在婚姻市场上心猿意马，错过了众多追求者，寄居在保守吝啬的姑妈家中，还欠下巨额赌债。
三、自我意识的觉醒：爱情和友情的催化
“凯特·肖邦《觉醒》中的女主人公爱德娜·彭迪列找了个情人来庆祝自己的二十九岁生日。跟爱德娜一样，莉莉·巴特也属于我们称之为‘三十岁女人的小说’。”[5]在三十岁这个从少女走向成熟的心理年龄，两个女人都经历了对人生有着启蒙意义的爱情和友情，直接导致了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
重启爱德娜天性之门的第一个人是个性坦率的阿黛尔。在其影响之下，保守内向的爱德娜开始敞开心扉，正视自我。真正唤醒爱德娜自我的是罗伯特。他带爱德娜去海里游泳，偶然让她领悟到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两人的爱情则让爱德娜少女时代的浪漫幻想第一次美梦成真，唤醒了她压抑的性意识。此外，单身自立的钢琴家莱思小姐对爱德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莱思的演奏让爱德娜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对爱德娜的婚外情表达了理解和支持，并告诫她艺术家要具有献身精神。
莉莉也是在二十九岁时遇到真爱塞尔登、知己格尔蒂和女工内蒂。塞尔登是个穷律师，博学多识。他的精神共和国使莉莉开始怀疑母亲的人生观，像父亲一样审视自己的人生。格尔蒂是名社工，善解人意，个性独立，随她参观职业女性俱乐部使自私自利的莉莉生平第一次跨越阶级有了平等意识，因莉莉资助治好肺病的女工内蒂就这样跟莉莉的生活有了联系。在莉莉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遇重生的内蒂。在内蒂和她的孩子身上，莉莉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她“第一次看到当年零星善行的结果，意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心中的寒意也为之驱散”[4]。
四、自我意识的挣扎和迷失：婚姻、爱情和自我的错位
爱德娜和莉莉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开始挣扎反抗父权社会的牢笼。爱德娜的反抗尤为彻底，她拒绝履行社交义务，搬出丈夫的豪宅，住进自己的小屋。而莉莉的反抗一开始是被动的，她错过了富有但乏味的葛莱斯，逃离了有妇之夫特雷诺，拒绝了暴发户罗斯戴尔。但是被贝莎陷害时，莉莉的人格却经受住了考验。莉莉可以嫁给乔治·多希特取而代之，或以贝莎的偷情信作要挟返回上流社会，但她不愿意降低道德标准这样做。
然而，她们的反抗是短暂而徒劳的。“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2]。爱情曾经唤起爱德娜和莉莉的觉醒，却让她们陷入迷途，成为压垮她们生存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是爱德娜，还是莉莉，都对爱情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她们绝望地发现：打碎了旧我，重建了新我，却无法在父权社会找到与自己情感相匹配的男人。
觉醒后，爱德娜挣脱了婚姻的束缚，却套上了爱情的枷锁。罗伯特远走墨西哥，痛苦的爱德娜陷入了与花花公子艾洛宾有性无爱的暧昧关系中，她感到迷茫：“‘他会怎么想呢？’这个‘他’，并不是她的丈夫，她此刻想到的是罗伯特·奈伯伦。”[3]罗伯特归来，发现无法理解新女性爱德娜，再次选择了逃避。对于爱德娜而言，性、爱情和婚姻已经完全错位，无法满足她独立和自由的精神需求。
莉莉的境况要糟糕得多。爱德娜至少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卖画谋生；在丈夫、情人和爱人面前，也掌握着主动权。但是莉莉在与塞尔登的关系中一直很被动，而且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塞尔登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姿态审视和评判莉莉，在莉莉最需要他的时候误解和逃避莉莉。因此，尽管塞尔登为莉莉提供了一种生活可能性，但是“正如华顿对萨拉·诺顿所说的，塞尔登自己却是一个反面人物，一个苍白无力的潜在的欺哄者，其所言不足为信”[6]。高估了塞尔登的莉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先是与塞尔登会面而错过了葛莱斯的求婚，然后为了塞尔登的声誉没有把贝莎写给他的情书公布于众，放弃了翻盘的最后机会。此时，莉莉完全失去了婚姻和爱情的庇佑，反抗之路已至穷途。 五、自我意识的毁灭：自杀中重生与涅槃
最后，爱德娜在大海中自溺而死；莉莉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陷入了永久的沉睡，尽管她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她们的自杀既是觉醒的新女性在父权社会无所适从的结果，又是一种重生和涅槃。肖邦和华顿心有灵犀地用孩子这一具有希望和重生双重意义的意象描述了爱德娜和莉莉浴火重生的景象：赤裸地站在大海边准备投身其中的爱德娜“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孱弱的孩子，在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里睁开了双眼”[3]；而“代表装饰性和有闲阶级的莉莉身旁躺着工人阶级的女婴，正是她的生命力拯救了这个垂死的女人。在有闲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中孕育着希望——新女性将在华顿的下一部作品中茁壮成长。”[7]。
六、结语
爱德娜和莉莉，一个已婚，一个待嫁，却都处在三十岁这个人生转折点。个性注定了她们与父权社会习俗之间的矛盾，友情和爱情唤醒了她们的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情人的怯懦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爱德娜和莉莉逐渐迷失在在婚姻、爱情和自我的错位之中，最终以自杀维护新生的自我。需要指出的是，凯特·肖邦和伊迪丝·华顿的自杀叙事策略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侧重点却大不相同。爱德娜的自杀主要是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感，她的死是女性果敢的自由宣言；而莉莉的悲剧更多是因为经济上的窘迫感，她的死更像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
参考文献
[1] 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131.
[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I），496（II）.
[3] 凯特·肖邦.觉醒[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8，95，141.
[4] 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M].王小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324.
[5] Showalter，Elaine."Death of the Lady（novelist）：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Representations No.9，Special Issue： American Culture Between the Civil War and World War I （Winter，1985：133-149.
[6] Lewis，R.W.B.Edith Wharton：A Biography.New York： Harper&Row，1975：155.
[7] Ammons Elizabeth.Edith Wharton′s Argument with America [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0：43.
关键词：爱德娜 莉莉 自杀 自我意识
一、引言
自杀和疯癫往往是女性文学反抗父权重构自我的策略和手段。与疯癫相比，自杀更具有进攻性，是在父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绝境中谱出的天鹅之歌。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这类女性“将被动与放弃等同起来，认为与其在一个没有慰藉和幻想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不如选择毁灭自我。这样更加容易、顺理成章而且颇具神秘感。”[1] 她进而指出：“凯特·肖邦的《觉醒》（1899）和伊迪丝·华顿的《欢乐之家》（1905）都描写了这种自我意识所进行的徒劳无益的抗争。”[1]肖邦和华顿为她们的女主人公爱德娜·彭迪列和莉莉·巴特选择了自杀的结局，原因却不尽相同。本文将对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中的自杀叙事策略及作家女性观的异同。
二、自我意识的萌芽：个性与父权社会习俗的矛盾
父权社会中，“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2]。女人的一生是男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唯独不是她自己。爱德娜和莉莉最初就这样生活在自我意识的黑暗之中，成为男人世界被物化的商品。然而，她们独特的个性却埋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爱德娜从小就敏感具有怀疑精神，少女时崇拜文学和艺术，憧憬罗曼蒂克的单相思。而她嫁给彭迪列只是因为后者对她一见钟情，而且家人反对她嫁给一个天主教徒。婚后的爱德娜开始循规蹈矩地生活。与爱德娜自由奔放的天性相比，莉莉犹疑不决、自相矛盾的双重性格更多来自于遗传和教养。母亲是个享乐主义者，家道中落后将希望寄托在了莉莉的美貌上。莉莉显然接受了母亲的人生哲学，准备用美貌征服老纽约，重建欢乐之家。父亲是一个喜爱阅读、勤奋工作却最终破产的失败者，对莉莉的影响是微弱的，但她还是遗传了父亲多愁善感的艺术气质。因此，矛盾的家庭教育造就了莉莉矛盾的择偶观：她要一个既富有又浪漫的丈夫。这在以庸俗和势利著称的老纽约简直难如上青天。
爱德娜和莉莉的个性都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其潜在诉求就是追求精神上独立自由，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觉醒之前，她们的个性就已经开始与社会习俗相抵触了。彭迪列最先察觉到妻子的异样，但是要“说出他太太在哪些方面对孩子没有尽到母亲的应尽的责任是一件难事。”[3]如果说爱德娜还能与传统习俗维持表面上的和谐，那么莉莉不切实际的择偶观已经使她处境尴尬，危机四伏。二十九岁的剩女莉莉在婚姻市场上心猿意马，错过了众多追求者，寄居在保守吝啬的姑妈家中，还欠下巨额赌债。
三、自我意识的觉醒：爱情和友情的催化
“凯特·肖邦《觉醒》中的女主人公爱德娜·彭迪列找了个情人来庆祝自己的二十九岁生日。跟爱德娜一样，莉莉·巴特也属于我们称之为‘三十岁女人的小说’。”[5]在三十岁这个从少女走向成熟的心理年龄，两个女人都经历了对人生有着启蒙意义的爱情和友情，直接导致了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
重启爱德娜天性之门的第一个人是个性坦率的阿黛尔。在其影响之下，保守内向的爱德娜开始敞开心扉，正视自我。真正唤醒爱德娜自我的是罗伯特。他带爱德娜去海里游泳，偶然让她领悟到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两人的爱情则让爱德娜少女时代的浪漫幻想第一次美梦成真，唤醒了她压抑的性意识。此外，单身自立的钢琴家莱思小姐对爱德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莱思的演奏让爱德娜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对爱德娜的婚外情表达了理解和支持，并告诫她艺术家要具有献身精神。
莉莉也是在二十九岁时遇到真爱塞尔登、知己格尔蒂和女工内蒂。塞尔登是个穷律师，博学多识。他的精神共和国使莉莉开始怀疑母亲的人生观，像父亲一样审视自己的人生。格尔蒂是名社工，善解人意，个性独立，随她参观职业女性俱乐部使自私自利的莉莉生平第一次跨越阶级有了平等意识，因莉莉资助治好肺病的女工内蒂就这样跟莉莉的生活有了联系。在莉莉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遇重生的内蒂。在内蒂和她的孩子身上，莉莉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她“第一次看到当年零星善行的结果，意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心中的寒意也为之驱散”[4]。
四、自我意识的挣扎和迷失：婚姻、爱情和自我的错位
爱德娜和莉莉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开始挣扎反抗父权社会的牢笼。爱德娜的反抗尤为彻底，她拒绝履行社交义务，搬出丈夫的豪宅，住进自己的小屋。而莉莉的反抗一开始是被动的，她错过了富有但乏味的葛莱斯，逃离了有妇之夫特雷诺，拒绝了暴发户罗斯戴尔。但是被贝莎陷害时，莉莉的人格却经受住了考验。莉莉可以嫁给乔治·多希特取而代之，或以贝莎的偷情信作要挟返回上流社会，但她不愿意降低道德标准这样做。
然而，她们的反抗是短暂而徒劳的。“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2]。爱情曾经唤起爱德娜和莉莉的觉醒，却让她们陷入迷途，成为压垮她们生存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是爱德娜，还是莉莉，都对爱情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她们绝望地发现：打碎了旧我，重建了新我，却无法在父权社会找到与自己情感相匹配的男人。
觉醒后，爱德娜挣脱了婚姻的束缚，却套上了爱情的枷锁。罗伯特远走墨西哥，痛苦的爱德娜陷入了与花花公子艾洛宾有性无爱的暧昧关系中，她感到迷茫：“‘他会怎么想呢？’这个‘他’，并不是她的丈夫，她此刻想到的是罗伯特·奈伯伦。”[3]罗伯特归来，发现无法理解新女性爱德娜，再次选择了逃避。对于爱德娜而言，性、爱情和婚姻已经完全错位，无法满足她独立和自由的精神需求。
莉莉的境况要糟糕得多。爱德娜至少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卖画谋生；在丈夫、情人和爱人面前，也掌握着主动权。但是莉莉在与塞尔登的关系中一直很被动，而且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塞尔登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姿态审视和评判莉莉，在莉莉最需要他的时候误解和逃避莉莉。因此，尽管塞尔登为莉莉提供了一种生活可能性，但是“正如华顿对萨拉·诺顿所说的，塞尔登自己却是一个反面人物，一个苍白无力的潜在的欺哄者，其所言不足为信”[6]。高估了塞尔登的莉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先是与塞尔登会面而错过了葛莱斯的求婚，然后为了塞尔登的声誉没有把贝莎写给他的情书公布于众，放弃了翻盘的最后机会。此时，莉莉完全失去了婚姻和爱情的庇佑，反抗之路已至穷途。 五、自我意识的毁灭：自杀中重生与涅槃
最后，爱德娜在大海中自溺而死；莉莉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陷入了永久的沉睡，尽管她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她们的自杀既是觉醒的新女性在父权社会无所适从的结果，又是一种重生和涅槃。肖邦和华顿心有灵犀地用孩子这一具有希望和重生双重意义的意象描述了爱德娜和莉莉浴火重生的景象：赤裸地站在大海边准备投身其中的爱德娜“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孱弱的孩子，在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里睁开了双眼”[3]；而“代表装饰性和有闲阶级的莉莉身旁躺着工人阶级的女婴，正是她的生命力拯救了这个垂死的女人。在有闲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中孕育着希望——新女性将在华顿的下一部作品中茁壮成长。”[7]。
六、结语
爱德娜和莉莉，一个已婚，一个待嫁，却都处在三十岁这个人生转折点。个性注定了她们与父权社会习俗之间的矛盾，友情和爱情唤醒了她们的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情人的怯懦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爱德娜和莉莉逐渐迷失在在婚姻、爱情和自我的错位之中，最终以自杀维护新生的自我。需要指出的是，凯特·肖邦和伊迪丝·华顿的自杀叙事策略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侧重点却大不相同。爱德娜的自杀主要是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感，她的死是女性果敢的自由宣言；而莉莉的悲剧更多是因为经济上的窘迫感，她的死更像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
参考文献
[1] 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131.
[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I），496（II）.
[3] 凯特·肖邦.觉醒[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8，95，141.
[4] 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M].王小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324.
[5] Showalter，Elaine."Death of the Lady（novelist）：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Representations No.9，Special Issue： American Culture Between the Civil War and World War I （Winter，1985：133-149.
[6] Lewis，R.W.B.Edith Wharton：A Biography.New York： Harper&Row，1975：155.
[7] Ammons Elizabeth.Edith Wharton′s Argument with America [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