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人生有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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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咱们能不能歇会儿?”王中军突然打断俞敏洪,看向了镜头,俞敏洪口气有点虚弱,但还是挂着笑容坚持了一下,“华谊危机能不能进一步聊一下?”
  “不聊了,别总谈危机了……”
  王中军脸色有些不好,自己干了一杯酒,起身離席。
  俞敏洪看上去有些尴尬,在刚刚和这位昔日在娱乐圈搅动风云的操盘手、华谊兄弟掌舵人交谈时,他一直试图深入对方最不想谈的话题——
  鼎盛时市值超过800亿元的“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公司近三年来持续亏损,市值一度缩水80%,深陷寒冬。
  王中军“罢聊”之后,又转回来,两人点上雪茄喷了几口,慢慢缓解了空气中的紧张感。敏感的制作团队把开头这段尬聊直接剪到了《酌见》第五期节目的预告片里,后来这期节目上了微博热搜。
  “第一档由企业家担任主持人的商业人物访谈”是《酌见》的标签,它能够在海量内容中传播开来,靠的正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采访企业家时的平视感。
  “企业家平时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是有一道屏障的,他有一整套话术都是对媒体说的,而且永远是一样的。”俞敏洪说自己采访的时候,对方如果也用那套话术来跟他说话,“立刻就给我挡回去了,我肯定会打断他们,他们就算是生气也没办法。”
  2020年冬天,《酌见》项目正式启动,大半年里,俞敏洪戴着口罩出差,先后坐在冯仑、王小川、李宁、王传福、王中军、刘永好、陈东升、张文中面前,像一个敬业的记者那样不断抛出问题。有人在飞机上拍到他一路看书,发到微博上,“俞老师看什么那么认真?”那是他在去采访刘永好的路上看刘的传记,做采访前的准备。
  俞敏洪最早的想法并不是做一档节目,而是做口述历史,“带个录音笔,约上企业家聊一天。”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是像野草一样,顽强地从地里生长出来的。”俞敏洪想要记录并呈现这群看似普通的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意志坚韧,决不退场。”
  他还希望能增进沟通,“让老百姓看到这些企业家的真性情,以及这些企业家在奋斗中间的自我成长和企业成长的不容易,让老百姓和中国企业家之间达成一种谅解。”他很担心因为各种力量和因素,企业家阶层和工薪阶层渐渐形成对抗情绪,“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其不利,它会种下暴力的火种的。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是不需要暴力的。”
  但企业家都小心谨慎,崔永元此前也有过做中国民营企业家口述史的想法,“很多企业家都怕他,我想这个事情可能我自己来做比较合适。”
  团队里媒体人出身的同事后来建议把访问做成一档企业家访谈节目,比静态记录更有传播力。
  “我从来没想过要转型做主持人,”他呵呵笑着说自己绝不是要跟媒体人抢饭吃,“其实这个项目跟腾讯新闻的合作谈下来的时候,我还有点后悔,心想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又要采访还要出差,新东方里还有那么多工作需要我处理。” 但做完冯仑和王小川这头两个采访后,他清晰感受到了做严肃访谈的价值,一个正式、认真的访问形式,“给了我问问题的特权”,也让受访者重视对话,开放心灵。
俞敏洪(右)与王中军
俞敏洪(左)与李宁
俞敏洪(左)与冯仑图/《酌见》 节目组提供

  “俞老师进入状态非常快,在镜头面前非常自然,”腾讯网副总编辑杨瑞春是这档节目的总监制,她最初担心熟人访谈难以切中要害,“就像法拉奇说的那样,采访毕竟是一场获取真相的战斗”,她坚持在节目里设计了一个“喝三杯酒问三个尖锐问题”的环节,方便他突破面子的障碍,问出犀利的问题。
  “俞老师的表现让我们很惊喜,他快速转变成了一个内容人。自己请受访者吃饭,不让对方删关键内容,像老母鸡一样护着自己的蛋。”
  二十多年前大学刚毕业时,杨瑞春也去新东方上过GRE班,“那会儿俞老师在体育馆里给我们演讲,那种质朴真挚一直保留在他身上,我哥也上过新东方,所有的学生都‘老俞’、‘老俞’地叫他,特亲切。”
  在谨慎小心的企业家群体中,俞敏洪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真实和敞开并不常见。虽然早已成为亿万富翁,他却总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上,常常自称“农民”,笑言《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扮演的俞敏洪太帅了,“黄渤演我比较合适。”
  今年59岁的他,深切感到自己被衰老围困,他毫不隐藏这种来自体力、精力甚至还有智力上的限制感。在节目里,他逮着同龄人就问,“你说,咱们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做这么多事情,有意义吗?”
  “我很真,他们在我面前也不好意思装。如果一直装,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聊下去了。”
  不装,说能说的真话,用俞敏洪的话说“人性的真实就出来了”——
  冯仑说自己这些年最烦心的是莫名“干着干着就干成落后的了”;王中军说自己当初离开体制,以及后来从美国回国发展,都是因为“对自己没信心”;王传福告诉他,自己当年不出国,不是报道中写的一心想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因为英语不好,考了两年没过……   让对话变成倾心深谈的是俞敏洪身上的非典型企业家特质,他很难像其他的企业家一样自洽,毫不犹豫地就把做企业的成功当作人生的满足。
  “你的动力是什么?”“最初的动力能够持续到今天吗?”“你觉得自己所做的有价值吗?”“你不纠结吗?”
  俞敏洪的企業家采访很少集中在具体的企业决策和行业发展上,他更关注企业家生命最根本的动力,关心做企业的这个人。
  “人家企业做那么大,都不纠结,就我纠结,”在采访完陈东升后,俞敏洪拧开酒瓶,举起瓶子猛灌了两口。
  “我采访王传福和刘永好,他们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坚定不移地干自己的事业,人生中也没有太多的苦闷,唯一的苦闷就是来自企业发展,而且他们坚决相信自己能解决企业发展的任何问题。”
  他自己却常为意义所困,“新东方送出去那么多学生,但青年人的学习交流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往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我们做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呢?K12培训本来是好的,让孩子成绩中上,自信的孩子才有快乐。可是,过多的培训班又使得孩子不快乐……”
  新冠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使各个行业受到冲击,俞敏洪也受到很大影响。新东方集团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外部环境压力,疫情的持续使得新东方的留学培训和出国业务大大受挫;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决策层对培训机构的喊话和监管的风声愈趋紧张,占到新东方半壁江山的K12(小学到高中教育)全学科培训业务正在经受历史上最严治理力度的考验。
  “我会想到我所采访的企业家朋友,他们的企业、他们个人都经历过艰难时刻,他们在访谈中展现的坚韧会直接地鼓励到我。”
  当年那个在万人体育馆激励青年学子的“留学教父”自嘲比很多大学生的父亲还要老了。他刻意推辞了许多校园演讲的邀请,但仍然想给青年人一些力量,几乎在每期节目里,他都会请嘉宾给年轻人一些人生建议,“听不听由他们决定。”王小川宽慰“老父亲”,不必太把年轻人快不快乐当作负担,每一代人都会自己找到出路的。他讷讷地说,“哦!也是哈。”
  没有上过他的英语培训班的年轻观众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了昔日的“青年导师”,看到内心焦灼不安的他用生命的终极价值之问打破企业家的刻板形象。在采访刘永好时,他羡慕对方“快乐点很低”,而“思想复杂”的自己迄今已经吃了三千多片安眠药。“有个观众留言说,俞老师采访了那么多人,但他始终不快乐,这个观众看得特别准,真的是这样。”
  他坦言自己有些厌倦了世俗事务,相比之下,采访比经营新东方更能带给他快乐。
  “我就感到这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下定决心给它做下去。一些很重要的企业家,哪怕他们拒绝我,我去找个十次八次,总还是会答应的。”最开始把俞敏洪挡回去的企业家不少,“好几个拒绝我的,比如雷军,他说咱们就别采访了,你过来喝酒吧!”
  “我去跟他喝了三个小时,聊得很好,我就跟他说,这要是架了设备,咱们连喝带聊,都搞定了。”俞敏洪打算第二季再邀请雷军,他已经拟了一个近40人的名单,目标是“完整勾勒呈现改革开放40年里的民营企业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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