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危机因素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各国政府都在寻求良策以谋求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抵御这场危机的主流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了崭新的战略思考和理论反思。这种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国民生产与收入分配。其亮点分别是：在关于“国民生产”的研究领域，开始在批判GDP崇拜；而在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基尼系数的盲区。上海社会科学院年轻的经济学人权衡研究员，在他的著作《收入流动与自由发展》中，对后者有着深刻的阐发。
　　权衡来自于西北腹地兰州，对于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感性认识丰富。因而，在上海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一项长期的科研项目——贫富差距与分配公平的系统研究。为此，权衡还去了印度——这个据说和中国有很多类比性的国度进行贫富差距的实证调研。在那里，他发现用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如基尼系数来进行中印两国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比较，已经很难得心应手了，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正或补充。
　　一般的读者都了解，运用基尼系数这一相对传统的分析工具，也能够大致判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深刻的扬弃呢？经常参与国际高级学术讨论的权衡在他的新著中开宗明义：目前，发达国家对于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开始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而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这一崭新的理论视角及其系统思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继续前进的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而2009年2月，访问英国——这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故乡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这样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一断言，也赢得了英国朝野的广泛尊敬。
　　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东西方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这也使我们发现原先的基尼系数概念，在现实的工具运用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盲区。那么，盲区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权衡认为，基尼系数概念诞生80多年来，虽然是国际机构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这一工具的运用前提很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极为充分、信用制度和相关体系健全、统计指标和工具比较完善，等等。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尼系数作为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总量概念”，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的“结构差异”，而且忽略了大国发展的空间和区域的不平衡、阶段性差异以及各地错综复杂的异质性因素。因此，这样的基尼系数比较以及直接套用“0.4的国际警戒线”结论，并以此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不仅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而且无助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
　　因此，基尼系数在现实中国的适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大规模人口流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别、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所产生的抑制效应甚至是缓解作用。如果简单地使用数字计算结果表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动因素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应，必然是不符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现实情况。所以，权衡特别强调：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使得他们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逐渐获得市民待遇，特别是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确保他们能够顺畅地自由流动，在流动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进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当然，这里涉及到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大课题，其较为完全的解决还有待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毕竟，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差别和财政投入力度的明显不同，直接产生了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并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我们可能在2020年之前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问题，笔者也在上海曾经进行过专项调研，从中可以到破解流动中的民生难题的艰难。
　　我们生活的上海，虽然号称是海纳百川的城市；但一个“纳”字，却也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前我们对于“纳”字，往往理解为吸收——即积聚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现在，我们站在世博时代的认知水平上，“纳”字则更加突出给予新上海人以身份认同以及他们极其看重的子女在沪接受公平教育的问题。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新上海人眼里甚至被看得比参加人大投票等政治权利更重。但是，如果没有雄厚并且长期良性循环的财力作基础，“纳”字是不会被大写的。有位基础教育界的管理人士这样告诉笔者：“农民工”子弟的西部或中部家乡，国家已经将9年义务制教育经费拨付到县级教育部门；东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弟入学，势必要动用本地的公共财力。因此，最公平的做法是实行基础教育券制度，由“农民工”子弟输出地的教育部门发放，东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学校接收，经费不足部分也就是东西差距由输入地的教育部门进行补贴。不少同业人员赞同他的观点，但笔者以为这样“绝对公平”的制度安排，在目前流动性广而且会出现回流的中国社会是很难实施的。更为现实的思路是，东南沿海城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加索取地尽可能改善“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环境。
　　可喜的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在现有条件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进行破冰式的试验。如在上海，“农民工”的概念已经逐渐被新上海人的称谓所替代、其子女已经能够进入上海公立学校接受基础教育、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初步建设之中。而最近，世界经济增长的衰退迹象对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面临新的挑战，我国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都及时地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是，在这些一揽子促进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中，被聚焦的往往是经济刺激方案，而对于社会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及其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则关注较少。
　　事实上，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的千亿资金中就有44亿明确作为教育投入。这部分新增教育投入，总计惠及学校将超过2000所、学生100多万，直接加大了“十一五”后期基础教育和谐公平发展的力度，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中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和中央的举措相呼应，上海积极推出了以“两个确保”为目标的8项措施。其中，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保障新上海人子女教育权利的举措，被认为是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上海的这些新举措，也令人鼓舞地把“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公平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范畴的概念。它着重强调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而对基础教育的积极投入与均衡教育差别的努力，又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一面镜子。同时，教育领域公平发展的社会也将对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就上海的相关新举措而言，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未来发展的新质量。今天的教育公平力度将积极折射出明天的经济发展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