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名”的周正良，不仅没能光宗耀祖，反而平添了不少烦恼。
　　10多年前，周正良从农村走进城市，渴望的就是成名成家。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因为被爆出参加了20多场听证会而真的成了名人，网民们更直呼其“听证帝”——这个“帝”充满了戏谑讽刺的意味。
　　在长沙，像周正良这样的“专业”听证人员还有不少。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群体，一个寄生在城市各种会议上的“啃会族”。
　　
　　 “听证帝”的三宗罪
　　1995年，周正良从湖南望城县农村到长沙打工，据他自己称，曾从事过发行员、送货员、保险业务员、报社记者、杂志主编、酒店总经理、企业信用评价中心调研员等职业。自2002年首次参加听证会以来，他至今已参加20多场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其中大约70%为正式代表，其余为旁听代表。如今，55岁的周正良自认为是“一个成功洗脚上岸的农民工”。
　　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听证帝”是现年37岁的石爱伟，近7年来，他先后参加过17场听证会。
　　在周正良、石爱伟看来，专业听证既能锻炼个人能力，又能肩负起社会责任。之所以屡屡现身听证会场，是因为能及时掌握各类听证会信息，并对听证内容有所研究，并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代表民意”。
　　但民众似乎并不这样看，从不提反对意见、收取“车马费”以及身份造假成为“听证帝”们广遭诟病的三宗罪。针对这些质疑，周、石二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从不提反对意见。周正良自认为，不管是正式代表还是旁听代表，他都会以不同形式发表意见，“从不做一个只听证不发言的‘啃会族’”。只是，他的意见“基本上与听证举办方保持一致”，因为“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想得较周全的。”石爱伟则承认：“从没在听证会上投过反对票”。
　　第二，收取“车马费”。周正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参加的20多场听证会，七成发了“车马费”，少则100元，多则400元。但他认为，听证会举办方应该发“车马费”，因为“参加听证会要预先调查、整理发言材料，这中间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否认自己是冲着几百元钱“车马费”去参加的听证会，因为他“事先根本就无法知道哪些听证会发钱，哪些不发钱”。
　　第三，身份造假。石爱伟参加听证会登记的身份分别为居民代表、集团员工、媒体员工、媒体主编等。有记者找到他任“主编”的媒体了解情况，得到的回答是：“石爱伟仅仅是一个临时聘用的普通员工”。而这一点也是周正良、石爱伟唯一承认的“瑕疵”，“大不了就是常常变换身份，但这也是迎合听证举办方的权宜之计，无可厚非。”
　　因为口诛笔伐者甚众，周正良、石爱伟感觉压力很大。周正良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同时，发来一篇题为《献计献策，参政议政——一个农民工的听证之路》的电子文档，反复说明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听证人”。
　　
　　职业“啃会族”
　　据记者了解，在长沙，像周正良、石爱伟这样热衷参加听证会的不下百人。 他们参加听证会的初衷各不相同，但认真追究，不难找出他们的共性：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工作单位变换频繁，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在媒体工作的经验（多数是拉广告），热衷打听、参加各类会议，收取数额不等的“车马费”，在听证会上几乎不提反对意见或小骂大帮忙。闲暇时，他们打打麻将；有会时，便披挂一番，假借各种身份赴会。这群人之间时有联系，主要是打听、通报各类会议消息，从中寻找“商机”。
　　 “听证会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一位不肯公开姓名的“听证帝”感叹，“不仅可以像领导、专家一样高谈阔论，还可以借媒体的报道‘发布’自填的身份，增加知名度。”而且，随着听证会制度的强制执行，“听证帝”们对辨别听证会是否有红包以及红包大小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会发钱的听证会常常“老面孔”成群——周正良和石爱伟就曾6次参加过同一个听证会，而一些可能不会发钱的听证会则往往要举办方反复征集才能凑齐人数。
　　另一位“听证帝”告诉记者，他参加的听证会通常会领到400元钱，有时甚至更多。2010年，长沙市物价局就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举行听证会时，一家燃气公司提前将听证代表请过去，开了一个预备会，“给了400元的劳务费，后来听证时又给了1000元。”
　　
　　经过彩排的“听证秀”
　　“听证帝”参加听证会频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不得不令人生疑。记者经过调查后了解到：如今，不少听证会要召开类似“彩排”的预备会。这让原本应该严肃认真的听证会，变成了一场被操纵的“演出”。
　　为了“完美”而进行彩排的“听证秀”，正是“听证帝”的温床。按照现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参加听证会人员的产生方式有三种：有关部门（组织）推荐、价格主管部门聘请以及公民自愿报名、随机选取。除听证利益方反复“筛选”的“群众演员”外，寻求“有形象、会说话又不乱套”的“听证帝”们作为公民代表，是求之不得的。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杨林一直非常关注听证制度建设，据他介绍，听证利益方在很多时候非常害怕听证会中的反对意见太多，从而导致听证会失败或涨幅达不到预定目标，所以千方百计想操控听证会。这样，那些拿了“车马费”就不提反对意见的“听证帝”应运而生，大家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结果是社会上，公众对某一物价准备提价或设置表示强烈不满，但在听证会上，代表公众利益的听证代表同意涨价却占有绝对优势，“价格听证会几乎成了涨价定价会”。
　　据了解，在这样的一些听证会里，除了内定的利益方“潜伏者”引经据典疾呼非涨不可外，“听证帝”们多是说些空话套话，或是应景的小骂大帮忙的“内行话”，既向社会表示他们不辱使命，又确保“演出”不脱离听证利益方导演的范畴。湖南有家媒体记者曾搜集了石爱伟历年来参加听证的发言内容，里面确有“为民说话”的声音。如2006年长沙市物价局就污水处理费、自来水价格调整举行听证，石爱伟发言建议，“对低保户、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最好能将优惠水由3吨增加至5吨。”2010年长沙市物价局就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举行听证会时，他又建议，“对低保户每月每户免收2立方米气费，应增至5立方米”。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玉华认为：经过彩排后的听证会其实就是一场“秀”，已不再具有听证会应有的法律意义。
　　
　　听证代表筛选过于随意
　　我国的听证会制度1993年始于深圳，当时名为价格审查制度。2001年以前，我国先后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做了规定。听证制度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在一些项目的设置和变更中成了一个必须执行的前置条件。然而，听证制度的实施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很多尴尬，问题比较集中在价格听证上，这一和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的听证会，恰恰最易成为“听证帝”们表演的舞台。
　　记者采访中发现，产生“听证帝”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听证代表筛选制度过于宽泛，甚至基本处在随意的无序状态，加上公众对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听证会“漠不关心”；而专业听证人员鱼龙混杂，有些有热情却没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有些则是寄生会议的“听证帝”。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当前的听证会没有发挥应有的听证效果，甚至走向了设立听证会初衷的反面。
　　“听证帝”粉墨登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听证制度处在了舆论的火山口上。如何看待听证专业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让听证会重新获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尊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王学杰教授表示，每次听证会代表相对固定，在广泛征询民意的层面上，就会大打折扣。他希望在每次听证会前，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可能发动市民报名，广泛征求民意。
　　翟玉华指出，听证会制度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强化建设。关键是要迅速制定设立健全的听证代表筛选制度，从法律上规范听证代表筛选行为和听证会召开程序，以法律的手段堵塞人为操纵听证会的漏洞。
　　湖南省政府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目前湖南的听证公示工作的确存在欠缺，但不能因为少数专业听证代表的出现和存在,全面否定听证制度在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的作用。据他介绍，湖南省人民政府目前已经下发文件,明确规定所有参加听证会的代表,都必须要在当地主要的网络媒体予以公示；听证代表在会上所发表的观点、意见,要全部上网公示；代表意见最终是否采纳的相关理由,也都必须予以说明和解释。
　　在最早将价格听证用于实践、也是价格听证制度最为完善的美国，专业组织是公众利益的代表。美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支持并鼓励消费者个人参加听证会，但实际上，听证会上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各种消费者组织，即公共事业消费者律师事务所。它是一个代理机构，负责代表消费者的利益与价格制定机构进行协商。对个人来说，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是有限的，提交的材料往往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和说服力，对行政法官（听证的裁决人）的影响力有限。而作为专业组织，则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资金保障，提出的意见往往具有技术性强、逻辑严密、材料翔实的特点，对行政法官的裁决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听证会的精神内核是“公正、公开、参与”，失去了这些，听证会就会成为徒具形式的“幌子”和“招牌”。人们在期待着——“听证帝”、“啃会族”成为过去式，听证会不再是“走过场”，能回归其维护公众权益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