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阿勒有一个颇为繁忙的车站。不少大巴停靠在这里，从车里涌出拎着大包小包的库尔德人。同去多乌巴亚泽特的一群德国大学生，也是大包小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要从多乌巴亚泽特进入伊朗，然后前往德黑兰。
　　等车的还有一个瘦高的男人，蓝白格子衬衫，黑色西裤，上面落着灰，斜挎着阿迪达斯挎包，像大城市来的售票员。他自我介绍说叫默罕默德·阿里，伊朗大不里士人。
　　
　　阿里的英语说得不错，他说他在读语言学博士，此前在大不里士教过18年英文。平时“最爱旅行”。于是我问他都去过哪里。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
　　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受邀参加希腊的一个语言学会议，于是飞到伊斯坦布尔，又乘大巴到了希腊土耳其边境。尽管他办了申根签证，但还是被拒绝入境。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伊朗人。
　　阿里压抑着怒火，却不敢显示出来，怕一旦态度不好，更授人以驱逐的口实。他得到一份拒绝入境的文件，拿着它一路坐大巴回来，准备去德黑兰的大使馆“讨个说法”。
　　“这就是他们对伊朗人的偏见，”阿里说，“但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能讲英语！”
　　在大巴上，阿里继续跟我讲述这个对伊朗充满偏见的世界。他喜欢在每句话后面加一句：“Am I right or not？”而我总是说，你说得对。我告诉他，被拒绝入境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欧洲人的傲慢和无礼。但现实世界就是如此，你不必太在意，也没必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我的话似乎对阿里起到了神奇的疗效，他不再谈论讨回签证费的事，转而谈论起他似乎更关心的话题。
　　“中国女人性感吗？”他问我，“中国人每周做几次爱？”
　　我告诉他，很性感，但做几次爱不一定，要看她们的心情。
　　“如果我在街上和女人搭訕呢？她们会跟我走吗？”
　　“如果你在伊朗和女人搭讪会怎么样？”
　　“性在伊朗是一种禁忌，”他以语言学家的口吻说，“但越禁忌，就越刺激。Am I right or not？”
　　路上，我们碰到两辆烧焦的油罐车。大巴减速，最后停下来。库尔德司机谨慎地左顾右盼，不确定是不是刚发生了一次炸弹袭击。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连阿里也不再谈论刚才的话题。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的神色。司机小心翼翼地绕过油罐车，透过窗户，我看到它们像尸体一样倒在路中，已經烧成一堆废铁。
　　
　　这里是库尔德工人党（PKK）活动的区域。他们希望库尔德从土耳其独立，为此已经武装斗争了几十年。
　　大巴绕过油罐车，继续往前开。车内的空气多少缓和了一些，但还没缓和到让阿里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德国人大概在商量怎么从多乌巴亚泽特前往伊朗边境。阿里过去插话说，多乌巴亚泽特市内有开往边境的小巴，他可以带着他们过去。
　　没有人理睬阿里，他又坐了回来。
　　
　　“你看到了，依然是偏见。”他说，“我只是想帮助他们而已。”
　　到了多乌巴亚泽特的车站，德国人直接包车走了，而我跟着阿里坐公交车进城。阿里告诉我，他决定不再去大使馆讨说法。他打算就在这里转转，给儿子买个玩具：“就说是从希腊带回来的。”
　　分别时，我们握了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