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思想上的解放以后,批评家内心深处自主的批评意识被唤醒了,社会民主正在向更高的境界前进,人们的审美意向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作为社会一员的批评家,获得可以站在大众潮流之前,也可以伫立在大众潮流身旁评说的自由。坦率地说,由于自由度过分,某些伪批评人士甚至赢得了“骂街”的权利。而与此同时,却有不少文艺批评家突然发现,批评并非可以那么自由地进行,好多人都感受到了束缚,在某些艺术领域,本质性的批评正在逐渐走向苍白,代之而起的是无原则的吹捧和按创作者要求的各种庸俗的解读。因此可以说,虽然我们所处的开明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任何不自由,但我们批评的言词却会常常另类化而被强迫装在宝瓶里。看来,文艺批评环境缺少人文关怀,是所有问题的症结,它遮蔽了公众的视野,磨钝了批评家的锋刃,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这样的批评环境多少让我们有些尴尬。
　　现在偶有文学史家们谈到批评发展的历史,就会举出南朝齐、梁间的经典性批评文献作为例子,这就是钟嵘的《诗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独树一帜的《文心雕龙》。以《诗品》为例,用现在的眼光看,钟嵘评论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诗作,简直胆子大得出奇,他将那些艺术大家的诗作分为上、中、下三品,在他眼中,曾经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不可一世的魏武帝曹操,他的诗作只能评为下品;而魏文帝曹丕和陆云、嵇康、陶潜等“文化大师”,则也仅忝列中品;相反,倒是那位投降了匈奴、大节有亏的大汉都尉李陵、政治上站错队的曹植、汉婕妤班姬等却能与陆机、谢灵运、左思、潘岳等一起荣登了上品。他还敢将同朝的左光禄大夫沈约评为中品、将梁中书令范缜评为下品,这就有点“大嘴巴”了。要知道,沈约可是文坛的首领,他的声望和权势可是绝对比今天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还要显赫的,他倡导并领衔的“永明体”诗歌,那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然而,“永明体”诗歌连同他本人,却受到另一位小文人陆厥的批评,两人就“永明体”提倡的宫商四声利弊进行过一番论战。沈约与他的论辩是绝对平等进行的。而齐、梁间文艺批评能够实际开创文学批评史风气,关键在于齐、梁统治集团和文士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批评的健康环境,大家都认为,文艺评判是可以自由发表看法的,决不会引导到人际纠葛上去,更不会将批评与政治理念挂钩。
　　在现时文坛,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宣称拒绝批评,但是,文艺批评开展难却是许多批评家感同身受的。例如,假如某名家出版了一部实为平庸、但却得过大奖的小说,没有哪个批评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出头鸟得罪当事人;又如,假如某地送来了一台大戏,尽管观者寥寥,演出水平很糟,但本地的批评家休想在任何一家媒体上找到发表批评文章的一席之地。这就是说,我们的批评环境充其量只是表面宽松而已,其实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批评,也就是钳制着真话,更没有争论,这种看不见形却无处不在、没有表面的压力却分明感到紧张的气氛,这种反批评的逆潜流,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批评的压制”。
　　这样看来,要发展健康的文艺批评,首要的是要有一个充满善意的氛围,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创作者,都必须基于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善意愿望,互相切磋,拒绝媚态,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为艺术而激动,甚至接受酷评,但是,绝对不意气用事。其实,文艺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作品“施肥”、“浇水”、“剪枝”、“治虫害”,而不是为否定而否定。在一个没有了粗暴的政治干预的艺术氛围中,批评从来都制约着创作的发展趋向,没有了健康的文艺批评,就没有创作水平的提高。
　　之所以会有“批评的压制”存在,源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某些由行政领导组织或参与的集群创作,犹如使作品完成了一次加冕或修筑了一堵防火墙,其艺术成果往往与主管(或参与)官员的政绩等同起来,若受到意见式的批评指出其重大不足之处,便会被视为否定政绩和批评了官员本人,因此,这样的作品便具有了抵挡一切批评刀剑的能力。二是有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过分自信,平时听惯了“一炮打响”的过头话,于是便过分宠爱自己的“坏孩子”,对来自他人的任何批评都不屑于理睬,生怕降低了自己的文化含金量。三是有些文艺工作者出于一种“艺术幻觉”,使自己与作品完成了精神重叠,遂误认为别人批评作品就是批评自己,将对作品的自信转变为一种自我的矫情,在借“反批评”而意气用事,羞辱、打击对方之外,有的还走向了诉讼。可以想见,一个没有文艺批评的时代,便实际上失去了自由学术表达的权利;而一个只会用炒作来代替批评的时代,文艺也就让接受者失去了娱悦。
　　在一个文艺政策和谐开明和媒体十分发达、批评方式多元的时代,是不应该使批评的声音失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让批评的声音响起来,并非是不可逾越的目标,而是可以攀登的境界。首先,我们能否摈弃批评的异化?所谓批评,是用主流价值为标准,对作品进行一种适当的评价,而不必把批评异化为一种有意整人或理念打击。批评的出发点是为作品净化价值环境,而不是否定别人的才智和劳动,即使是对作品内容、形式进行局部或大多数的否定,也只是否定了该被否定的部分。应该创造一种氛围,一种境界,能让批评的尖声变得悦耳起来,让批评的学术争鸣使论辩各方的思想活跃起来、精神亢奋起来、气氛和谐起来。
　　其次,当前营造批评的环境,最要紧的是使政界因素同文艺批评彻底剥离。我这里讲的政界因素,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标签或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强势干预,而是指融入于创作过程中本身的“长官意志”和“政绩意识”。我们当然不反对主管官员或更上一级领导为作品贡献智慧,但是,一旦这些官员进入创作的境界,那么他们此时就应被视为艺术队伍的一员,而不再是可以发号施令的官员,他们为创作出的一切主意,都只是艺术点子而不是政策指令,这就是一种自觉的“剥离”。因此,当批评降临这类作品时,批评家也仅是对作品发表“孔见”而不是在全面评说、否定官员的指令和政策方针,当然,更不必视为是打击官员的威信或政绩。只有创作过程实现了平等,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也才能站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
　　再次,批评的健康开展,关键在于批评家自身的勇气,以及批评的出发点:历史责任感。艺术家面对批评家,既有内心需求的冲动,也有怕被否定的恐慌感,越是在这个时候,艺术家更需要善意的、准确的批评去抚慰他们并不自信的创作心灵,这个时候是批评家和被批评的艺术家都需要勇气去面对。艺术家并不是与生俱来就习惯于接受批评,尤其是尖刻的语言和不公正的评说,对于他们来说,也有一个逐渐接受、习惯的过程,而造就艺术家接受批评的素养,其责任全在于批评家的勇敢坚持。在一个不太习惯批评的时代或领域,批评家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群体,但越是这样,批评家就越是应该介入,在某些艺术家的反弹中去强烈地体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批评与创作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创作繁荣的时代,一定是批评发达的时代,一个能出艺术大师的时代,又岂不能出大师级批评家的时代?而一个大批评家多出的时代,“大嘴巴骂家”也就没有了他们的位置,健康的批评也一定能走出人为的“潜规则”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