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刊文说，当年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之日，曾以“极端之议论”为倡率，“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偏激与极端一旦羼入言论以向导国民，则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既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言论的急走远播，也会促成偏激与极端的四散弥漫，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这个过程不仅养育知音，而且养育论敌，“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在那个时候，偏锋易成世间的强音。而这种偏激独断的毛病，在当年的革命论家中并不算少。1912年春，戴季陶作短评于《民权报》，满纸都是杀气：“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这一年。他刚刚23岁。当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天下目为革命言论之巨擘的时候，戴季陶还在成都的新学堂里读书，是个14岁的孩子。而相隔9年，革命论家中的学生辈人已经提刀而立，向老师辈的人作怒目而视了。在他抉杀气作政争的一腔血脉贲张之中，可以看得见的却正是老师辈人传下来的偏激独断。
　　在20世纪的思想史里，常常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用偏激独断烧出来的火与光。他们大半各据学理，而烧出来的火与光则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