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紧缩性调控打出“组合拳”，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汇率浮动空间三率齐动。这是200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频进行各种形式的货币政策操作的继续，也是今年在连续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上调利率后，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也是首次同时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
　　
　　纵观去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我们发现，与以往比较，其操作日臻成熟，调控艺术不断提高。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货币政策操作的新思路、新特征。
　　货币调整新特征
　　决策前瞻化。从宏观调控与调控目标的关系看，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有事后调控，事中调控和事前调控3种调控方式。
　　事后调控是发现宏观经济运行已经出现问题，通过货币政策的反向操作进行调控。比如，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推出加息等紧缩政策以治理通胀，这种情况在初期中央银行往往没有预见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当问题已经危及经济健康运行时，方才匆忙应对，这时调控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事中控制是能够及时发现正在并继续对经济运行产生危害的问题，适时推出治理方案，力争控制问题进一步恶化，显而易见，其操作难度和成本要比事后调控低，效果也更好；事前调控是在问题尚未显现时，货币当局就时刻注意捕捉经济运行中的异常迹象，及时把脉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随时进行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比如，物价指标有所抬头，但尚处于低位，就及时加息，防患于未然。
　　与前两种调控方式比较，事前调控科学性强、有效性高、负面效应低，但是，要求中央银行要有较为成熟高超的调控艺术，较强的预见性和很高的工作效率，是最为理想的一种调控方式，人民银行近期的调控实践颇有些事前调控的味道。在具体操作时，要首先判断当前处于“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然后在选择相应的调控方式，切忌生搬硬套贻误战机。
　　力度“微剂”化。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操作的时候，需要适度把握力度大小，过小起不到应有的调控作用，过大则会引起经济运行的较大波动，扩大负面效应，如同大夫给病人下药方，要对症下药剂量适当，“非重症忌大方”。
　　我国央行在追求事前调控的过程中，以多次微调的方式，力图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避免了过度波动，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具有乘数效应，传统上往往把其称为最为猛烈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我国中央银行为降低其冲击力，“老方新用”，在操作中以微小的上调幅度（每次上调0.5%），力求增加调控的平稳性，以短期内多次调整来提高其有效性，基本实现了控制和对冲商业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目标，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的增长，避免了大的起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自2004年6月起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以0.25%的微小等幅上调利率，成功地预防了经济过热的出现，成为经济经过长期的持续增长后，成功预防过热出现的典范。可以预见这种小幅多次微调方式，通过其示范效应必将对世界各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新的变化。
　　工具组合化。由于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过程、影响力度和传递渠道，以及调控的具体对象都可能有所差异，在具体操作时，需要有选择地、有针对性地使用。而现实经济运行中，往往需要多方位、多目标的调控。比如，我国当前既需要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又需要控制和引导投资信贷的合理增长，这就要求采用综合措施，把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组合起来运用，才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虽同属于收紧的措施，但它们的具体作用则不尽相同。
　　另外，“窗口指导”作为一种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结合起来运用，能够较好地引导市场预期。中央银行通过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交流协商，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为市场所预期，能更大程度地发挥货币政策的效力，降低货币政策的操作成本，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强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协调性。
　　操作动态化。由于政策影响的时滞性和政策发挥作用后所产生的惯性，以及经济运行本身的动态变化，致使在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调控过度和调控不到位的现象。这就要求在事前制定调控操作方案时尽量提高可行性、针对性和严谨性，同时，也要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及时掌握操作的效果和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审时度势，动态地调整操作方案，以满足经济稳定运行的要求。
　　实践中，也时常会出现，难以准确预见货币政策操作可能产生的效果以及负面影响的程度和波及范围，这时就需要进行试探性的操作，投石问路，观其后效而行之。比如今年首次上调利率，从客观上看，也具有一定的试探性，由于利率变动的波及面极其广泛，其影响途径和操作效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难事前作出准确的、全面的预测，所以，要通过政策的实施观察分析经济运行的变化，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才有了年内第二次加息措施的出台。
　　
　　需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关注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怪圈。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对于一些调控目标往往会顾此失彼，比如四大货币政策目标中，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特殊的原因，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存在这样的怪圈：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和资本净流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稳定汇率央行被动大量增发基础货币→流动性过剩→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以及加息回收流动性→中外利差缩小→国际投机资本为套利而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难以完全释放升值压力→外贸顺差继续→国际收支顺差继续→外汇储备增加继续……
　　上述怪圈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长远看，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第一，继续稳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在远期实现汇率浮动化、人民币国际化，降低以至消除汇率制度导致的内外失衡，动态平衡国际收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5月18日公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人民银行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竞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这是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又一实质性措施；第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切实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顺差的依赖程度；第三，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发挥利率的价格杠杆作用。
　　
　　鉴于本文以上分析，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和新特征，对于所推出的调控措施，不要寄希望于调控目标一步到位，鉴于一些政策目标间的矛盾性，不可能同时实现多重目标到最佳状态，只能从中选择力保实现主要目标，尽量兼顾其它目标，我国当前应以经济的平稳增长为前提。
　　最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我们除了强调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更不能忽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主要是从总量上进行调控，却对结构调整作用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可以从结构上对经济进行调控，却对总量调整作用甚微。两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相信中国的经济列车一定能够在适时、适当的调控中继续稳步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