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云南农民与一个NGO行动者间亦师亦友的感情与恩怨。前者的生活轨道因后者而改变，他感到40年人生中不曾感知的解放，却也由此有了更多的孤独和困惑
　　李玉坤在山上采菌子，见到了红腹锦鸡的窝。白族人都知道，这不是好兆头。
　　红腹锦鸡在此地已消失很久。这几年河源村搞村寨银行，配套封山育林，金丝猴、猎豹又回来了，还有红腹锦鸡。这种中国独有的二级野生保护动物，30年前父亲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老君山上并不稀罕。
　　此时父亲正躺在家中捱过生命的最后一段。在县医院检查出肝癌晚期20天后，他匆匆抵达了73岁的人生终点。
　　人是被吓死的，邓仪说。检查前一天他亲眼见到李父在稻谷场上跟每个人开玩笑，第二天说闲着无事进丽江检查一下他的高血压，检完后几个兄弟坐着哭。老大告诉了母亲，她老人家就揪着老伴的手24小时不松开。你说是不是吓死的？
　　合作社的理事长不算官，毕竟没吃上“公粮”。自从邓仪进到河源村，他莫名跟着一起办村寨银行又搞合作社，重体力活倒很久没碰过。老婆反对，家里生计全被耽误。老父亲却支持得很，当了长就不是普通老百姓，男人要的就那点感觉。拗不过老婆，李玉坤悄悄进城打工。工地上的活累点也罢了，包工头对他吆来喝去，让他很不舒服。理事长可以为村民跑前跑后，却不是随便被人吆喝的。
　　干了半年李玉坤回到山里。父亲去世后，母亲搬到兄弟家住。新房组山窝窝里只他一户人家。每天坐院里晒晒太阳，读读邓仪时不常送来的书，或者看看电视——他只看拳击赛，至于其他，他都觉得“很假”。

村寨银行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李玉坤是个打击，但他知道这5年他过得跟过去40年不一样，或许跟祖辈们都不一样。父亲都看到了。
　　5年前，邓仪是作为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前身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项目的负责人来到河源。村民们都知道又有送钱的来了。云南老君山地区是三江并流地带，大片的原始森林近二十年被村民们砍得有点猛，据说已经被国家知道了。可谁在乎？村里人每年为这点木头都要跟外人大干一场。警察来了不顶事。反倒树砍得越多，外面的项目就来得越多。一会儿让养羊，一会儿让杀猪。养呗。项目做完钱进了农民腰包，项目官员写报告走人，皆大欢喜。
　　这回有点不一样。邓仪说他是有一笔钱，但怎么花他说了不算，而是村民自己来决定怎么花。
　　邓：这边原来很多NGO，他们送惯了，村民也拿惯了。他们认为NGO像中介公司一样，有人给钱，中介拿着钱再给老百姓，自己留一点。来了一堆人，照了照片，找几个英雄去巡山，给完钱这些人就走掉了。
　　老百姓潜意识里边觉得老子不用这个钱，你们连项目都进行不下去。村委会那两个得不到便宜的就跟下面说了：凡是外援组织都是反党的，只能要他们的钱不能听他们的话。
　　李：2010年9月份吧，县里面说有这么一伙组织要给乡亲们扶持，然后邓老师就来开启动会了。邓老师这个人平和，跟农民差不多。他讲的通俗易懂，不绕弯弯。但他是外来人，（以为）骗骗我们就走了。给你一笔钱，哪有天上掉馅饼的？
　　邓：这个里边钱不是钱，钱是促进老百姓行动的一种“催化剂”。我们这种模式超越所有村民的经验范畴，对他们来说是考验。
　　李：谁都不相信谁嘛，就选代表去考察他们的项目。十几个人去贵州古胜村学习。从四川一出去几乎都是山，光秃秃的。脑子里一想，假如我们哪天弄到那个程度，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还穷，人均才3分地，但却通过项目把封山做得很好。
　　邓：在贵州的考察团队里边，李玉坤不多言不多语。他书读得不多，高中还没毕业。但他很动脑子，回来之后村民有的说贵州环保做得好，有的说贵州村寨银行做得好，但是李玉坤认为贵州人自己管理自己最好。他说到了内核。
　　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动员，率先开会，第一个就是封山育林与村寨银行捆绑的项目，开了3个月才有了结果。
　　李：一笔钱摆在我们这个地方，不管怎么弄都弄到手嘛。很多点子是不能跟邓老师说的。怎么定制度，有破绽是不行的。我们5个民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还有汉族。基本上项目官员在的时候，矛盾、纠结比较大时用他们听不懂的话来交流。
　　邓：中国农村都缺钱，很多人会把钱认为是资本，其实它是防止简单再生产破裂的社区金融。村寨银行有几个原则，第一是公民参与原则。你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不参加;第二个是资金匹配原则。必须你出钱，外面人才给你钱，你不出钱就不给;第三个1/3借贷原则。借贷的时候，必须只有1/3的人。第四，村民自我管理原则。整个社区的金融都是股东老百姓自己管;第五遵守契约原则，我们支持你的时候有契约，违反了这个契约我们是要收钱的。
　　李：1/3原则提出来后，谁都想争第一批。有人想如果我投出钱，第一批借不到怎么办？第一批不还回来怎么办？大家都想钱在我的包包里，那才安全。我就跟他们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