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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现象。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其作用，并非简单地代表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的出现有可能为当代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动力。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新兴大国所形成的“基础四国”成为了协商发展中国家全球气候变化立场与政策的重要机制。新兴大国的合作，也开始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中的突出话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既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
“新兴大国”的定位
从定义上来说，“新兴大国”是指进入21世纪后，连续保持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人口、国土面积和综合实力等诸多潜在优势、并能在未来15—20年纷纷都进入世界经济强10名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不是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集团——八国集团的成员国。一旦这些国家集体进入世界经济前十强，很可能打破二战以来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垄断世界财富结构的现实，而使得世界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第一次出现东西方之间比较平衡的态势。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而言，“新兴大国”的崛起，有可能改变世界舞台上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使得全球财富结构第一次实质性地向“东方转移”。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新兴大国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中国从2000年以来的10年间，年度保持了9.4％的经济增长率；印度则保持了平均5.7％的经济增速。中国的GDP总额从2000年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09年的4.9万亿美元。到2010年8月，中国的GDP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形势预测报告，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未来甚至可能形成美、中、印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新兴大国不仅经济实力增长迅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印度不仅长期在南亚事务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近年来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到东亚。东亚峰会(EAS)，即东盟“10 6”会议中，印度已经成为重要的力量。在今天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架构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印度的核合作协议、美印军事合作协议、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国也在不断提升和印度的政治、经济与防务合作。日本和印度签署了核技术合作协议，开始进行日印双边外交与防务首脑会晤。巴西2010年6月与土耳其联合对伊朗核问题的外交斡旋，显示了巴西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巨大潜力。俄罗斯作为传统的世界级大国，其在美国所倡导的无核化世界、进一步推动美俄之间的核裁军、欧洲安全，以及整个亚欧连接带的地缘政治走向和全球能源供应中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区域事务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可以担负的建设性国际责任，越来越成为世界持续走向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中坚力量。
然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将重新“集团化”，更不意味着全球力量均衡将从此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从中长期来看，世界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的中心仍然在大西洋两岸。“新兴大国”的崛起将会使得世界财富结构和权力结构在东西方之间第一次变得比较均衡，但并不会直接导致西方的衰落。“新兴大国”的崛起，更不会造成世界秩序的动荡、或者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新兴大国的崛起只会有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延续。从根本上来说，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在现有世界秩序下的崛起，是现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新兴大国力量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将巩固和增强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东西方之间有可能第一次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具有代表性的世界秩序。
现有“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
“新兴大国”并不会造成国际政治的“集团化”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新兴大国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在和现有大国发展全方位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而获得的实力发展。对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适应和运用，是新兴大国外交和国际经济交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国际行为的变革。从这一点来说，新兴大国无一例外都是世界政治中的“现状国家”、而非“修正主义国家”。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大国之间业已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局面，更使得新兴大国力量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与现有国际秩序在利益和观念上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过程。新兴大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追求任何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对抗。
从另一方面来说，“新兴大国”间的经济往来和政治联系，从总体上要远远弱于同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过去20年间新兴大国彼此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远逊色于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它们彼此从来没有形成、未来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贸易集团或者投资集团。中印贸易额虽然增长迅速，但迄今也难以突破1000亿美元的门槛。中俄双边贸易额从1998年两国总理会晤就提出了达到500亿美元的水平。但至今中俄贸易额依然徘徊在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无法超越和替代它们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依存紧密度的事实，在未来20-30年间根本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增长势头最快的产品出口市场和能源、矿产品出口市场。但其市场依赖并非是新兴大国，而是传统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内在限制，从根本上约束了新兴大国内部合作构造，也使得新兴大国的崛起从本质上并非是世界秩序的分裂因素、而是现有秩序的合作因素。
此外，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安全困境”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性因素。例如，中国与印度关系直到今天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依然是脆弱的。这些新兴大国之间的内在竞争性因素，也实质性地妨碍了它们彼此之间建立合作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兴大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重视它们之间的争议，否则，新兴大国之间仍然可能出现战略关系紧张的态势。
推动新兴大国成为当代国際关系中的更具有建设性的力量，必须形成和推进它们之间的合作机制。在增强新兴大国与欧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同时，提高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以及全球议题上的政策协调和对话能力。未来新兴大国的国际角色将特别依赖其彼此之间的“合作机制”的发展问题。只有这样，新兴大国的崛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世界经济与政治“新兴力量”的作用。未来世界政治的局势，才能真正走出传统的“阵营化”分裂的窠臼。
“新兴大国”现有的合作机制
目前，新兴大国已经形成了包括“金砖四国”、“中俄印三国”、“发展中五国”在内的三个对话与合作机制。 这四国都是各自地区中的大国，具有很好的影响力。到现在已经形成了领导人、安全特别代表、部长、大使等国的对话机制。2009年的叶卡特林堡举行了首次“金砖4国”首脑会议，举行了4国安全特别代表莫斯科会议。2010年4月26日在巴西举行第二次“四国特别首脑会议”。
“金砖四国”的合作范围从一开始的经济与金融领域，正在逐步扩展到安全与政治领域。巴西现在的感觉比墨西哥好得多，印度虽然看好，但有顾虑，既不想放弃、但也不想得罪美国。目前的争议主要是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功能定位上。俄罗斯的看法是明确的，就是要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成为牵制西方的重要管道。中国希望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
“发展中五国”，是在“8 5对话会”——八国集团加上5个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从2005年开始，层次是在不断扩大，协调人和副协调人的会议一直也在进行。墨西哥既把这点看作是一个抓手，也把这看作是一个平台，提议举行5国单独会议。巴西、南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但五国中没有俄罗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印度对五国的态度也不是太积极。“发展中五国”的挑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2010年已经没有“8 5”了。加拿大的G20国会议已经成为了2010年的主要活动。而且，墨西哥的妥协姿态也比较明显。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墨西哥不是“基础四国”。
“中、俄、印”是以外交磋商为主渠道。2010年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在中国主办。俄罗斯对“中俄印三国”期待很大，但三方机制说得多、做得少。三方虽然不能做得很多很实，互信也存在着问题。然而，三大国如果形成定期性的、制度化的政治与安全磋商机制，显然对于消除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推动领土争议的谈判解决以及促进三国在区域与全球事务中发挥协调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哥本哈根会议产生了“基础四国”，在应对国际环境问题上各国所遭受的国际压力、统一各自立场、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立场沟通与达成妥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国际气候会议继续下去，“基础四国”的作用将会日益明显。2010年12月的墨西哥坎昆会议对全球气候和减排问题的公约化进程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程序，来实现气候和减排问题上的国家义务和国际法律约束力，显然东、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议。为了落实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路线图”所形成了谈判原则，维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础四国”间的合作仍然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这些机制的问题是：成员成叠、机制化水平不高、合作的深度不够。部分成员还有很大的排他性，也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凝聚力。现在是新兴大囡合作的初期，可以先“等一等、看一看”。新兴大国合作的扩容和增强，可以逐步进行。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新兴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建设，可以增加世界经济中新的“板块化”结构，有助于在新兴大国可以合作的议题上形成在某些国际制度或者多边对话场合内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一种虽然有点功利性、但却能够很好地体现和发挥功能性的合作形式。
“议题导向”的合作路线
今后新兴大国间的国际合作，总的来说将会遵循“议题联盟”的方式，就是说以议题导向来逐步推动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换句话来说，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国家集团、短期内展开全面的国际合作，而是根据彼此所面临的国际议题来确定具体的合作路线。其合作的形式，可以从现在的“3-4-5”发展到“3-6-9”，这个“9”就是20国集团内的9个发展中成员国，即把新兴大国和准新兴大国放到一起，进行合作。
为此，应该在巩固G20集团这一平台的基础上，建章立制，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防止8国集团对G20机制过多的干预和影响。可以通过这些机制，树立起“平等、公正、正义”的大旗，制衡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和西方利益中心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此外，新兴大国的合作可以成为国际制度内部就特定议题和程序进行表决时的“投票联盟”。加强新兴大国在全球和区域多边国际组织中的政治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架构内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全球资源开发和利用上加强合作。加强二轨对话的重要性。
当然，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需要注意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也需要注意不要触动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能否建立处理贸易争端和摩擦的双边、或者多边的机制，不是完全依赖于WTO的争端处理机制。但大多数新兴大国都不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在坚持中国的战略总方针的同时，加强相关的合作。
新兴大国间的合作与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这两种合作机制将同时展开，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中美合作可以决定不少大事。没有奥巴马和温家宝的会晤和中美之间的妥协，哥本哈根会议很可能一事无成。不同的机制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新兴大国的群体兴起理论上可以带来世界政治的突出变化，这是过去200年世界历史所没有的。设计和展望新兴大国间的合作必须放在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下考虑。目前，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出现实質性的变化，但已经开始影响到投票权。例如，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上，欧洲要求中国减排提高到60％，而不是现在的40-45％。欧洲是着眼于1700亿吨碳排放的缺口要填上。但因为这涉及复杂的工业政策和国家利益，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新兴大国的合作对于未来全球议题上的国际磋商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合作：中国外交的新特色?
展望未来的世界格局，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随着新兴大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其空间和领域都会不断发展，其意义也将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对于中国来说，增进新兴大国的合作强度，不仅是推动中国和平与发展历史进程的现实需要，同时，更是把握国际关系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形势，深化未来对外经济合作、保障国际市场开放以及实现中国国际影响力崛起的战略性要求。未来国际财富格局和力量再分配格局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向“东方”转移的话，谋求发展和增强新兴大国之间的友好、紧密型的合作，是21世纪中国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课题。至少，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对于增进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战略互信、培养在国际多边主义谈判场合的团结与协作、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战略氛围来促进分歧与争议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是，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建设对中国来说，并不能操之过急，，究竟对新兴大国的合作给予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给予什么的政治热情，首先需要服从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合作的“目标设置”。这个目标又是必须分解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短期来说，是为了“议题”，最大的议题是加强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是维护国际治理体制建设和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从中期来说，是为了加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治理体系 的垄断权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就能够在国际治理体系建设中完全弥补空白。所以，中期来说，就是要在共享的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各自话语权要有清晰的分配，要有明确的各自作用。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國家要具有国际战略议题的话语权，能够具备国际议题设定的能力。
其次，新兴大国的机制建设需要服从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合作的“功能期待”。这里很重要的是澄清新兴大国在“议题领域”内的“问题与利益的相关度”。这里重要的作用是“对话能力建设”、“投票权的发展”和“议题联盟的扩展”。从目前的新兴大国合作来看，机制化进程常常与具体的全球化问题有关，有些议题合作不错，但另外一些议题又面临着彼此间明显的差异。例如，2010年4月之后，印度和巴西都公开表示支持西方国家在中国人民币问题上施压立场，呼吁要大幅度升高人民币币值。这一事例说明，新兴大国之间的全面与战略性的合作为时尚早，坚持合作的“功能主义路线”——既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可以暂缓和控制冲突烈度，将是我们处理与新兴大国合作问题的基本方式。
第三、新兴大国的机制建设需要服从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合作的“战略能力建设”。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赖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总体发展和更新。所以，新兴大国合作的机制建设不仅是多边的、必须是双边的；不仅是“议题导向”的，更重要的，还需要是“关系导向”的。问题是，中印、中俄等国的“新兴大国”合作能够脱离彼此关系中的竞争性而长期存在吗?重点经营“金砖四国”、突出“G20集团”中的9个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定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基础四国”的合作框架。
总之，新兴大国间的合作为国际关系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课题。未来新兴大国间的合作机制与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合作机制可以共同发展，以推动在促进全球议题上国际治理模式发展进程中的合作共赢。新兴大国的合作，并非从一开始就需要创造战略关注上具有一致对外性质的集团或者阵营，也没有必要对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从一开始就赋予如何明确的战略诉求。新兴大国合作哪怕是低起点、低姿态，但只要不断累积合作的经验和培养合作的习惯，就一定能不断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栋)
“新兴大国”的定位
从定义上来说，“新兴大国”是指进入21世纪后，连续保持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人口、国土面积和综合实力等诸多潜在优势、并能在未来15—20年纷纷都进入世界经济强10名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不是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集团——八国集团的成员国。一旦这些国家集体进入世界经济前十强，很可能打破二战以来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垄断世界财富结构的现实，而使得世界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第一次出现东西方之间比较平衡的态势。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而言，“新兴大国”的崛起，有可能改变世界舞台上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使得全球财富结构第一次实质性地向“东方转移”。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新兴大国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中国从2000年以来的10年间，年度保持了9.4％的经济增长率；印度则保持了平均5.7％的经济增速。中国的GDP总额从2000年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09年的4.9万亿美元。到2010年8月，中国的GDP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形势预测报告，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未来甚至可能形成美、中、印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新兴大国不仅经济实力增长迅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印度不仅长期在南亚事务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近年来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到东亚。东亚峰会(EAS)，即东盟“10 6”会议中，印度已经成为重要的力量。在今天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架构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印度的核合作协议、美印军事合作协议、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国也在不断提升和印度的政治、经济与防务合作。日本和印度签署了核技术合作协议，开始进行日印双边外交与防务首脑会晤。巴西2010年6月与土耳其联合对伊朗核问题的外交斡旋，显示了巴西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巨大潜力。俄罗斯作为传统的世界级大国，其在美国所倡导的无核化世界、进一步推动美俄之间的核裁军、欧洲安全，以及整个亚欧连接带的地缘政治走向和全球能源供应中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区域事务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可以担负的建设性国际责任，越来越成为世界持续走向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中坚力量。
然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将重新“集团化”，更不意味着全球力量均衡将从此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从中长期来看，世界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的中心仍然在大西洋两岸。“新兴大国”的崛起将会使得世界财富结构和权力结构在东西方之间第一次变得比较均衡，但并不会直接导致西方的衰落。“新兴大国”的崛起，更不会造成世界秩序的动荡、或者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新兴大国的崛起只会有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延续。从根本上来说，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在现有世界秩序下的崛起，是现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新兴大国力量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将巩固和增强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东西方之间有可能第一次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具有代表性的世界秩序。
现有“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
“新兴大国”并不会造成国际政治的“集团化”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新兴大国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在和现有大国发展全方位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而获得的实力发展。对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适应和运用，是新兴大国外交和国际经济交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国际行为的变革。从这一点来说，新兴大国无一例外都是世界政治中的“现状国家”、而非“修正主义国家”。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大国之间业已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局面，更使得新兴大国力量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与现有国际秩序在利益和观念上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过程。新兴大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追求任何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对抗。
从另一方面来说，“新兴大国”间的经济往来和政治联系，从总体上要远远弱于同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过去20年间新兴大国彼此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远逊色于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它们彼此从来没有形成、未来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贸易集团或者投资集团。中印贸易额虽然增长迅速，但迄今也难以突破1000亿美元的门槛。中俄双边贸易额从1998年两国总理会晤就提出了达到500亿美元的水平。但至今中俄贸易额依然徘徊在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无法超越和替代它们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依存紧密度的事实，在未来20-30年间根本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增长势头最快的产品出口市场和能源、矿产品出口市场。但其市场依赖并非是新兴大国，而是传统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内在限制，从根本上约束了新兴大国内部合作构造，也使得新兴大国的崛起从本质上并非是世界秩序的分裂因素、而是现有秩序的合作因素。
此外，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安全困境”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性因素。例如，中国与印度关系直到今天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依然是脆弱的。这些新兴大国之间的内在竞争性因素，也实质性地妨碍了它们彼此之间建立合作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兴大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重视它们之间的争议，否则，新兴大国之间仍然可能出现战略关系紧张的态势。
推动新兴大国成为当代国際关系中的更具有建设性的力量，必须形成和推进它们之间的合作机制。在增强新兴大国与欧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同时，提高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以及全球议题上的政策协调和对话能力。未来新兴大国的国际角色将特别依赖其彼此之间的“合作机制”的发展问题。只有这样，新兴大国的崛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世界经济与政治“新兴力量”的作用。未来世界政治的局势，才能真正走出传统的“阵营化”分裂的窠臼。
“新兴大国”现有的合作机制
目前，新兴大国已经形成了包括“金砖四国”、“中俄印三国”、“发展中五国”在内的三个对话与合作机制。 这四国都是各自地区中的大国，具有很好的影响力。到现在已经形成了领导人、安全特别代表、部长、大使等国的对话机制。2009年的叶卡特林堡举行了首次“金砖4国”首脑会议，举行了4国安全特别代表莫斯科会议。2010年4月26日在巴西举行第二次“四国特别首脑会议”。
“金砖四国”的合作范围从一开始的经济与金融领域，正在逐步扩展到安全与政治领域。巴西现在的感觉比墨西哥好得多，印度虽然看好，但有顾虑，既不想放弃、但也不想得罪美国。目前的争议主要是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功能定位上。俄罗斯的看法是明确的，就是要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成为牵制西方的重要管道。中国希望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
“发展中五国”，是在“8 5对话会”——八国集团加上5个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从2005年开始，层次是在不断扩大，协调人和副协调人的会议一直也在进行。墨西哥既把这点看作是一个抓手，也把这看作是一个平台，提议举行5国单独会议。巴西、南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但五国中没有俄罗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印度对五国的态度也不是太积极。“发展中五国”的挑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2010年已经没有“8 5”了。加拿大的G20国会议已经成为了2010年的主要活动。而且，墨西哥的妥协姿态也比较明显。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墨西哥不是“基础四国”。
“中、俄、印”是以外交磋商为主渠道。2010年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在中国主办。俄罗斯对“中俄印三国”期待很大，但三方机制说得多、做得少。三方虽然不能做得很多很实，互信也存在着问题。然而，三大国如果形成定期性的、制度化的政治与安全磋商机制，显然对于消除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推动领土争议的谈判解决以及促进三国在区域与全球事务中发挥协调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哥本哈根会议产生了“基础四国”，在应对国际环境问题上各国所遭受的国际压力、统一各自立场、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立场沟通与达成妥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国际气候会议继续下去，“基础四国”的作用将会日益明显。2010年12月的墨西哥坎昆会议对全球气候和减排问题的公约化进程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程序，来实现气候和减排问题上的国家义务和国际法律约束力，显然东、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议。为了落实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路线图”所形成了谈判原则，维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础四国”间的合作仍然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这些机制的问题是：成员成叠、机制化水平不高、合作的深度不够。部分成员还有很大的排他性，也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凝聚力。现在是新兴大囡合作的初期，可以先“等一等、看一看”。新兴大国合作的扩容和增强，可以逐步进行。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新兴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建设，可以增加世界经济中新的“板块化”结构，有助于在新兴大国可以合作的议题上形成在某些国际制度或者多边对话场合内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一种虽然有点功利性、但却能够很好地体现和发挥功能性的合作形式。
“议题导向”的合作路线
今后新兴大国间的国际合作，总的来说将会遵循“议题联盟”的方式，就是说以议题导向来逐步推动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换句话来说，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国家集团、短期内展开全面的国际合作，而是根据彼此所面临的国际议题来确定具体的合作路线。其合作的形式，可以从现在的“3-4-5”发展到“3-6-9”，这个“9”就是20国集团内的9个发展中成员国，即把新兴大国和准新兴大国放到一起，进行合作。
为此，应该在巩固G20集团这一平台的基础上，建章立制，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防止8国集团对G20机制过多的干预和影响。可以通过这些机制，树立起“平等、公正、正义”的大旗，制衡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和西方利益中心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此外，新兴大国的合作可以成为国际制度内部就特定议题和程序进行表决时的“投票联盟”。加强新兴大国在全球和区域多边国际组织中的政治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架构内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全球资源开发和利用上加强合作。加强二轨对话的重要性。
当然，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需要注意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也需要注意不要触动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能否建立处理贸易争端和摩擦的双边、或者多边的机制，不是完全依赖于WTO的争端处理机制。但大多数新兴大国都不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在坚持中国的战略总方针的同时，加强相关的合作。
新兴大国间的合作与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这两种合作机制将同时展开，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中美合作可以决定不少大事。没有奥巴马和温家宝的会晤和中美之间的妥协，哥本哈根会议很可能一事无成。不同的机制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新兴大国的群体兴起理论上可以带来世界政治的突出变化，这是过去200年世界历史所没有的。设计和展望新兴大国间的合作必须放在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下考虑。目前，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出现实質性的变化，但已经开始影响到投票权。例如，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上，欧洲要求中国减排提高到60％，而不是现在的40-45％。欧洲是着眼于1700亿吨碳排放的缺口要填上。但因为这涉及复杂的工业政策和国家利益，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新兴大国的合作对于未来全球议题上的国际磋商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合作：中国外交的新特色?
展望未来的世界格局，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随着新兴大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其空间和领域都会不断发展，其意义也将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对于中国来说，增进新兴大国的合作强度，不仅是推动中国和平与发展历史进程的现实需要，同时，更是把握国际关系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形势，深化未来对外经济合作、保障国际市场开放以及实现中国国际影响力崛起的战略性要求。未来国际财富格局和力量再分配格局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向“东方”转移的话，谋求发展和增强新兴大国之间的友好、紧密型的合作，是21世纪中国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课题。至少，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对于增进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战略互信、培养在国际多边主义谈判场合的团结与协作、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战略氛围来促进分歧与争议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是，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建设对中国来说，并不能操之过急，，究竟对新兴大国的合作给予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给予什么的政治热情，首先需要服从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合作的“目标设置”。这个目标又是必须分解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短期来说，是为了“议题”，最大的议题是加强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是维护国际治理体制建设和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从中期来说，是为了加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治理体系 的垄断权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就能够在国际治理体系建设中完全弥补空白。所以，中期来说，就是要在共享的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各自话语权要有清晰的分配，要有明确的各自作用。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國家要具有国际战略议题的话语权，能够具备国际议题设定的能力。
其次，新兴大国的机制建设需要服从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合作的“功能期待”。这里很重要的是澄清新兴大国在“议题领域”内的“问题与利益的相关度”。这里重要的作用是“对话能力建设”、“投票权的发展”和“议题联盟的扩展”。从目前的新兴大国合作来看，机制化进程常常与具体的全球化问题有关，有些议题合作不错，但另外一些议题又面临着彼此间明显的差异。例如，2010年4月之后，印度和巴西都公开表示支持西方国家在中国人民币问题上施压立场，呼吁要大幅度升高人民币币值。这一事例说明，新兴大国之间的全面与战略性的合作为时尚早，坚持合作的“功能主义路线”——既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可以暂缓和控制冲突烈度，将是我们处理与新兴大国合作问题的基本方式。
第三、新兴大国的机制建设需要服从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合作的“战略能力建设”。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赖于中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总体发展和更新。所以，新兴大国合作的机制建设不仅是多边的、必须是双边的；不仅是“议题导向”的，更重要的，还需要是“关系导向”的。问题是，中印、中俄等国的“新兴大国”合作能够脱离彼此关系中的竞争性而长期存在吗?重点经营“金砖四国”、突出“G20集团”中的9个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定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基础四国”的合作框架。
总之，新兴大国间的合作为国际关系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课题。未来新兴大国间的合作机制与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合作机制可以共同发展，以推动在促进全球议题上国际治理模式发展进程中的合作共赢。新兴大国的合作，并非从一开始就需要创造战略关注上具有一致对外性质的集团或者阵营，也没有必要对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从一开始就赋予如何明确的战略诉求。新兴大国合作哪怕是低起点、低姿态，但只要不断累积合作的经验和培养合作的习惯，就一定能不断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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