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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文学奖八仙过海的当下,刚刚过去的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以高达30万元的奖金额创下中国文学界单项奖的最高纪录。获奖者林贤治,是一位坚持独立写作且不招主流文学奖待见的民间写作者,多年来他被外界认为偏狭、愤怒,而且固执地恪守鲁迅的教诲“我是站在沟里,我不站出来”。
2010年11月8日,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林贤治以散文集《旷代的忧伤》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以高达30万元的奖金额,创下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单项奖的最高纪录。由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刘亮程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说:林贤治的散文集《旷代的忧伤》,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
对熟悉林贤治作品的读者来说,来自民间的奖项颁给这位自居边缘的民间写作者,是实至名归。而对一向坚持独立写作的林贤治本人来说,获奖也完全是个意外,但他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得这个奖。他所恪守的,正是他所热爱的鲁迅的教诲:我是站在沟里,我不站出来。
知识分子对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你说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你惟一热爱的一个人是鲁迅。
林贤治:为什么说鲁迅是惟一的?是因为在中国知识界,他的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深邃,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不过鲁迅所处的时代,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个时代,不管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它们都打着共和的旗帜。因此,政府对于学生和民众来说,是处于弱势的,至少不是太强势,不是毫无顾忌。比如你敢去烧政府官员的住宅,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事。总之,“五四”那个时代是让我神往的时代,我的身上大约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吧。
南都周刊:鲁迅的文字多是有时效性的,你觉得他现在过时了吗?
林贤治:一些时评如《伪自由书》有一些内容会成为历史,但是其中的思想内涵是超越时代的,何况,历史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虽然时代变了,但还是有传承、相似的一面。历史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完全断裂,文化有传承性。鲁迅的《野草》、他的文化随笔,从哲学到美学,其价值都是永恒的。至于抵抗强权这一点,鲁迅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潜在的社会价值难以估量。
南都周刊:你对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怎么看?
林贤治:鲁迅那代呢,有人道主义、有人文关怀,但在我们这里,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它是被撕裂的。我们今天说维权维权,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讲,知识分子也在讲,其实是代言,代农民工、拆迁户、贫困生、弱势群体说话。当然这是很难得的。但是不要忘了,知识分子在总体上也还是“弱势群体”。譬如说,“舆论监督”天天说,我们做到了吗?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想观点能否完整地表达出来—却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去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这样就变得很可笑,我们可以支持别的群体和个人去维权,自己的权利却不曾主动去维护、去争取。比起鲁迅那一代,我们这代人当前最缺乏的就是人文关怀,知识结构的缺失还容易填补—出国啊、念博士什么的—但是,普遍的人文关怀需要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积淀与培养才会形成。
南都周刊:你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关系,从《午夜的幽光》到《旷代的忧伤》到《纸上的声音》,都关乎知识分子的种种。你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林贤治: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公众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说某些作家是知识分子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类命运相关的。第二点是反抗意识、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如果说他总是唱赞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没有批判,就不配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没有至善至美的境界,哪怕一万年过后,都不可能至善至美,因为不能至善至美,就有使我们不平不满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地方。知识分子对种种黑暗面的批判是很突出的。鲁迅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在谈到文艺家和政论家的分歧时说,开始反抗旧制度的时候,文艺家和政论家是比较一致的,政权建立后,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维稳了,但是文艺家还是不满意,他们永远都是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就是说,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做永远的反抗者?
林贤治: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挑战强势者。我觉得,“反抗”这个字眼很合适,就是弱势对强势。第三点就是不是集团作战,立足个体,知识分子不依仗集体的力量。即便他在一个组织里面,他也只能够在一个组织结构十分松散的集体里生存。他的生存状态一旦在组织严密的地方,个人性就出不来了,他要保持浪游性,他的精神是自在的。《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作家会议上说,作家不要谈组织,没有组织。我觉得就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言说方式,往往不能为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其实这也很正常。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如果按你的定义的话,我很难在当下找得出几个来。
林贤治:现在有些人看着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如果他是寄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受这种组织支配的话,我认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你说权力是创作的“天敌”,哈维尔当了总统也还写作呢。
林贤治:他那个是推动国家的恢复,怎样摆脱一个他们称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时代,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受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的写作不会因权力、政治而使文学脱离自然发生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推崇个人主义吗?
林贤治:鲁迅对许广平表白他的思想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相消长,个人主义在这里同唯我主义是不同的。中国多的是鲁迅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缺乏的就是个人主义。
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你甘于边缘,不进圈子、不抱团,坚持独立的写作?
林贤治: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必须远离圈子,这是基本要求。被边缘化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这个媒体时代——约你的稿,一次、两次,你都不接,甚至反对媒体,于是结果就被媒体所拒绝了,甚至包围起来。我认为写作者必须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种常规。我有一篇文章叫《包围凯尔泰斯》,你看他用10年的时间写了《无形的命运》,花了3年才出版,13年之后才出来,一个人有多少个13年?出来之后,国内的评论界、媒介保持沉默,没有人理他。他很沮丧,就不写了,去翻译德语文学,德国人也翻译他的作品,后来就被西方知道了。如果不是德国人翻译他的作品,就没有凯尔泰斯,没有他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得诺奖的时候74岁了,他是非常平静的。我说,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忘记你了,好,让他们去吧,你还是要写你的东西。所谓“包围凯尔泰斯”,意思就是拒绝外部的拒绝,甘愿自我边缘化。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捍卫个人精神的独立的?
林贤治:对自由的表达和维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但是,跟你们南都报(南方都市报)的那些社论时评不一样,我的方式大体上是文化随笔之类,顾左右而言他,讲的多是别人的历史,别人的事。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相关性,历史也有相关性,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因此,我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喻,扩大一点的隐喻。我一直认为,精神性是第一位的,题材是第二位的。你是怎样一种存在,就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去。
南都周刊:如果具体解释一下精神性,你看重的是高度还是纯度?
林贤治:它是构成精神主体的不同维度。当然,大思想家、大知识分子,精神构成比较复杂,但是你所说的纯度呢,这个纯不是单纯,而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多么复杂,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坚定的、鲜明的精神指向,这里是同一的构成,存在着一对多、多对一的那种关系。
南都周刊:时评在中国是个很独特的现象……
林贤治:南都报、南方周末里面,有些人做得很不错,这是你们媒体的一个工作。而我呢,我这种写作者,我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是跟各位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看中国,得看这个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已经改革到了什么程度?要改革到什么程度?不管是搞媒体、搞文学还是搞考古的,我觉得都应该关注。弄文学的人,我觉得关注得非常不够。
我的作品就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你曾说过自己是个偏狭的人,还有人说你是“愤怒”的。但我个人认为你是一个深藏激情的人,你是如何保持这种诗性激情的存在并用它呈现你对社会、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和文学本身的认识?
林贤治:我觉得激情是否具备跟一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这个是先天的,有的人他的性情中有火的成分,有的则很理性,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种物质生命的构成,不是刻意的保持。我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的积累,哪怕这个火没有烧起来,但是这个柴是在经年累月不断地积累。我个人的经历,从17岁,就遭受过所谓“左”的思想路线的压制,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思想汇报”,我的家庭情况,农村的贫穷、落后,充满病苦的环境,当然还有现存的体制,面临的问题等等,它们所带给我的构成命运的一切,是我所不能回避的。激情这东西,一个是你本来具备的,一个是你不能回避的。我的作品发表时常常遭到删改,甚至发表不了,像刚刚出版的《烙印》,出版周期居然长达6年。不可理喻。我常常高兴不起来,觉得伤痛、无奈,这种东西肯定会给我带来一些愤懑,激情自然产生。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不过,我能在激荡中保持一种平静、一种平衡。我把这一切看成是正常的,毕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南都周刊:这种平静是动力吗?
林贤治:是啊。我只是想今天能写什么,明天写什么。我不在乎这个东西能否发出来,别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南都周刊:我觉得你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性的成长。
林贤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嘛,缺乏嘛,个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哪里有?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对吧?我论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精神。你有吗?你具备吗?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想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文学是精神创造,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就是创造的世界。我的作品,其实写来写去还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已不需要想象,能想象的都已经发生了。
林贤治:不。仍然需要想象。我最近发表的文章《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就说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你觉得韩寒是知识分子吗?
林贤治:公共性、批判性、独立性都具备。他有他的敏锐性、勇气,他有他的言说方式,他是机智的。只是欠缺一定深度,这与知识的广度和厚度是相关联的。
南都周刊:艾未未,你怎么看?
林贤治:他搞行为艺术,汶川地震问题也关注,他有他独立的贡献。我敬重艾未未、韩寒他们。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本刊记者洪鹄、实习生吴桂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贤治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关系,从《午夜的幽光》到《旷代的忧伤》到《纸上的声音》,都关乎知识分子的种种。
《旷代的忧伤》
作者: 林贤治
定价: 2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纸上的声音》
作者: 林贤治
定价: 35.00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2010年11月8日,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林贤治以散文集《旷代的忧伤》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以高达30万元的奖金额,创下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单项奖的最高纪录。由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刘亮程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说:林贤治的散文集《旷代的忧伤》,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
对熟悉林贤治作品的读者来说,来自民间的奖项颁给这位自居边缘的民间写作者,是实至名归。而对一向坚持独立写作的林贤治本人来说,获奖也完全是个意外,但他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得这个奖。他所恪守的,正是他所热爱的鲁迅的教诲:我是站在沟里,我不站出来。
知识分子对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你说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你惟一热爱的一个人是鲁迅。
林贤治:为什么说鲁迅是惟一的?是因为在中国知识界,他的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深邃,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不过鲁迅所处的时代,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个时代,不管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它们都打着共和的旗帜。因此,政府对于学生和民众来说,是处于弱势的,至少不是太强势,不是毫无顾忌。比如你敢去烧政府官员的住宅,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事。总之,“五四”那个时代是让我神往的时代,我的身上大约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吧。
南都周刊:鲁迅的文字多是有时效性的,你觉得他现在过时了吗?
林贤治:一些时评如《伪自由书》有一些内容会成为历史,但是其中的思想内涵是超越时代的,何况,历史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虽然时代变了,但还是有传承、相似的一面。历史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完全断裂,文化有传承性。鲁迅的《野草》、他的文化随笔,从哲学到美学,其价值都是永恒的。至于抵抗强权这一点,鲁迅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潜在的社会价值难以估量。
南都周刊:你对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怎么看?
林贤治:鲁迅那代呢,有人道主义、有人文关怀,但在我们这里,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它是被撕裂的。我们今天说维权维权,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讲,知识分子也在讲,其实是代言,代农民工、拆迁户、贫困生、弱势群体说话。当然这是很难得的。但是不要忘了,知识分子在总体上也还是“弱势群体”。譬如说,“舆论监督”天天说,我们做到了吗?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想观点能否完整地表达出来—却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去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这样就变得很可笑,我们可以支持别的群体和个人去维权,自己的权利却不曾主动去维护、去争取。比起鲁迅那一代,我们这代人当前最缺乏的就是人文关怀,知识结构的缺失还容易填补—出国啊、念博士什么的—但是,普遍的人文关怀需要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积淀与培养才会形成。
南都周刊:你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关系,从《午夜的幽光》到《旷代的忧伤》到《纸上的声音》,都关乎知识分子的种种。你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林贤治: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公众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说某些作家是知识分子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类命运相关的。第二点是反抗意识、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如果说他总是唱赞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没有批判,就不配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没有至善至美的境界,哪怕一万年过后,都不可能至善至美,因为不能至善至美,就有使我们不平不满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地方。知识分子对种种黑暗面的批判是很突出的。鲁迅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在谈到文艺家和政论家的分歧时说,开始反抗旧制度的时候,文艺家和政论家是比较一致的,政权建立后,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维稳了,但是文艺家还是不满意,他们永远都是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就是说,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做永远的反抗者?
林贤治: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挑战强势者。我觉得,“反抗”这个字眼很合适,就是弱势对强势。第三点就是不是集团作战,立足个体,知识分子不依仗集体的力量。即便他在一个组织里面,他也只能够在一个组织结构十分松散的集体里生存。他的生存状态一旦在组织严密的地方,个人性就出不来了,他要保持浪游性,他的精神是自在的。《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作家会议上说,作家不要谈组织,没有组织。我觉得就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言说方式,往往不能为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其实这也很正常。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如果按你的定义的话,我很难在当下找得出几个来。
林贤治:现在有些人看着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如果他是寄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受这种组织支配的话,我认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你说权力是创作的“天敌”,哈维尔当了总统也还写作呢。
林贤治:他那个是推动国家的恢复,怎样摆脱一个他们称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时代,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受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的写作不会因权力、政治而使文学脱离自然发生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推崇个人主义吗?
林贤治:鲁迅对许广平表白他的思想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相消长,个人主义在这里同唯我主义是不同的。中国多的是鲁迅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缺乏的就是个人主义。
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你甘于边缘,不进圈子、不抱团,坚持独立的写作?
林贤治: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必须远离圈子,这是基本要求。被边缘化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这个媒体时代——约你的稿,一次、两次,你都不接,甚至反对媒体,于是结果就被媒体所拒绝了,甚至包围起来。我认为写作者必须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种常规。我有一篇文章叫《包围凯尔泰斯》,你看他用10年的时间写了《无形的命运》,花了3年才出版,13年之后才出来,一个人有多少个13年?出来之后,国内的评论界、媒介保持沉默,没有人理他。他很沮丧,就不写了,去翻译德语文学,德国人也翻译他的作品,后来就被西方知道了。如果不是德国人翻译他的作品,就没有凯尔泰斯,没有他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得诺奖的时候74岁了,他是非常平静的。我说,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忘记你了,好,让他们去吧,你还是要写你的东西。所谓“包围凯尔泰斯”,意思就是拒绝外部的拒绝,甘愿自我边缘化。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捍卫个人精神的独立的?
林贤治:对自由的表达和维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但是,跟你们南都报(南方都市报)的那些社论时评不一样,我的方式大体上是文化随笔之类,顾左右而言他,讲的多是别人的历史,别人的事。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相关性,历史也有相关性,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因此,我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喻,扩大一点的隐喻。我一直认为,精神性是第一位的,题材是第二位的。你是怎样一种存在,就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去。
南都周刊:如果具体解释一下精神性,你看重的是高度还是纯度?
林贤治:它是构成精神主体的不同维度。当然,大思想家、大知识分子,精神构成比较复杂,但是你所说的纯度呢,这个纯不是单纯,而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多么复杂,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坚定的、鲜明的精神指向,这里是同一的构成,存在着一对多、多对一的那种关系。
南都周刊:时评在中国是个很独特的现象……
林贤治:南都报、南方周末里面,有些人做得很不错,这是你们媒体的一个工作。而我呢,我这种写作者,我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是跟各位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看中国,得看这个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已经改革到了什么程度?要改革到什么程度?不管是搞媒体、搞文学还是搞考古的,我觉得都应该关注。弄文学的人,我觉得关注得非常不够。
我的作品就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你曾说过自己是个偏狭的人,还有人说你是“愤怒”的。但我个人认为你是一个深藏激情的人,你是如何保持这种诗性激情的存在并用它呈现你对社会、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和文学本身的认识?
林贤治:我觉得激情是否具备跟一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这个是先天的,有的人他的性情中有火的成分,有的则很理性,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种物质生命的构成,不是刻意的保持。我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的积累,哪怕这个火没有烧起来,但是这个柴是在经年累月不断地积累。我个人的经历,从17岁,就遭受过所谓“左”的思想路线的压制,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思想汇报”,我的家庭情况,农村的贫穷、落后,充满病苦的环境,当然还有现存的体制,面临的问题等等,它们所带给我的构成命运的一切,是我所不能回避的。激情这东西,一个是你本来具备的,一个是你不能回避的。我的作品发表时常常遭到删改,甚至发表不了,像刚刚出版的《烙印》,出版周期居然长达6年。不可理喻。我常常高兴不起来,觉得伤痛、无奈,这种东西肯定会给我带来一些愤懑,激情自然产生。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不过,我能在激荡中保持一种平静、一种平衡。我把这一切看成是正常的,毕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南都周刊:这种平静是动力吗?
林贤治:是啊。我只是想今天能写什么,明天写什么。我不在乎这个东西能否发出来,别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南都周刊:我觉得你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性的成长。
林贤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嘛,缺乏嘛,个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哪里有?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对吧?我论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精神。你有吗?你具备吗?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想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文学是精神创造,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就是创造的世界。我的作品,其实写来写去还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已不需要想象,能想象的都已经发生了。
林贤治:不。仍然需要想象。我最近发表的文章《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就说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你觉得韩寒是知识分子吗?
林贤治:公共性、批判性、独立性都具备。他有他的敏锐性、勇气,他有他的言说方式,他是机智的。只是欠缺一定深度,这与知识的广度和厚度是相关联的。
南都周刊:艾未未,你怎么看?
林贤治:他搞行为艺术,汶川地震问题也关注,他有他独立的贡献。我敬重艾未未、韩寒他们。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本刊记者洪鹄、实习生吴桂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贤治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关系,从《午夜的幽光》到《旷代的忧伤》到《纸上的声音》,都关乎知识分子的种种。
《旷代的忧伤》
作者: 林贤治
定价: 2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纸上的声音》
作者: 林贤治
定价: 35.00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