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职业者的大批涌现，意味着企业的消亡吗？
　　答案是否定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组织的创新，“企业”这一制度安排的定义正变得愈发具有延展性，也变得愈发模糊。比如，个体职业者，也可以被看作一家广义上的企业。而且，很多国家的法律也赋予了其企业的地位和权责。
　　因此，所谓的个体职业者，实际上是离开了狭义的“企业”。他们的职业逐渐脱离对规模经济的依赖，也不需要高频率的面对面协作，而是在日益扁平的世界，将自己从大企业科层制之中抽离，找到了独特才华的施展空间。
　　但换个角度看，寄生于组织和科层，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个体的一种保护。个体化生存并非易事，它是有条件的，趋势演化最终都是基于交易成本的考量。

从小到大

　　在大工业文明崛起的时候，组织不断吸纳个体，进行边界的不断拓展才是趋势。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占据主流，他们依然信奉市场，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手段，而价格机制是市场的魔幻之手，可以把稀缺的资源放到它们最需要去的地方。他们深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崛起，正是这一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这一时期，除了“市场”之外，“企业”这个新事物也开始走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在那些需要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特别是汽车、化工和石油等领域，企业规模不断膨胀，大企业不断出现。
　　到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这些行业进入垄断阶段，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大可敌国”。比如，美国钢铁公司控制了全国60%的钢铁产量；美孚石油控制了全国90%的石油产量；第一大陆烟草公司控制了全国90%的烟草销售。企业规模膨胀，甚至开始改变国家政治经济的格局，企业家个人声望大有比肩州长甚至总统之势。
　　大企业的出现颠覆了经济学家过去对市场的印象，“小企寡民”—分散的自由贸易业态，开始被企业纵向与横向的整合所取代。

科斯认为，企业并不是“黑箱”式的转换机，而是一种市场的替代物。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出现的原因就是将部分市场交易进行“内化”，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

　　大企业的过度垄断直接触发了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不满，美国社会掀起了数十年的反托拉斯运动。但这场运动依然无法改变“规模经济”这一基本规律。特别在那些重资产行业，企业依然只能靠大取胜，汽车就是典型。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汽车行业形成了寡头垄断。1931年，20岁出头的英国大学生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获得了奖学金前往新兴大国美国游学，他的研究课题就是大企业。他很想弄清楚，美国大企业是如何通过纵向和横向的产业整合，既实现了利润的提升，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的。
　　福特是科斯的参观企业之一，他惊叹于这家企业的庞大与效率。1908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车，到1927年，福特公司一共生产了1500万辆T型车，这个单一车型的产量记录被福特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福特改变了汽车产业，以及人类对大工业的看法，更给年轻的科斯带来震撼。
　　这个时候，科斯开始构思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年，论文发表，颠覆了经济学界对企业的看法。
　　此前，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企业被看成是一个“黑箱”式的转换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被不断送进“黑箱”，然后“黑箱”通过某种奇特的机制将这些要素转化为产品与服务。
　　另外，企业到底应该多大？新古典主义认为，当要素产出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价格时，企业便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这个时候，企业达到最佳规模，应停止扩张，否则就不经济。
　　但科斯认为，企业并不是“黑箱”式的转换机，而是一种市场的替代物。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出现的原因就是将部分市场交易进行“内化”，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
　　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假如A公司和B公司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双方契约的签订谈判和执行监督，都会耗费成本。但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即A是B的长期供应商，而且A的产品只卖给B，那么这种独立的市场地位就显得缺乏必要，会耗费经济和道德上的成本。因此，最经济的办法是A成为B的一个部门，这就是交易“内化”的极简模型。
　　至于企业的最佳规模应该如何？科斯认为，企业并不能没有限度地进行扩张，它对市场的替代有着成本的约束。随着企业“内化”交易的增加，企业的组织成本也会不断提高。最终，企业替代市场所节约的成本和企业组织所产生的成本，两者的权衡决定企业的最佳规模。

从大到小

　　科斯的企业理论是大企业时代的必然产物。从19世纪后半叶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的黄金岁月，美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工业大集团崛起大潮。大企业动辄十万员工，规模堪比城市，并且不断在海外进行扩张，成为跨国企业，这些变化一直都在刷新经济学家们的世界观。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事情起了变化。企业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它们在边界拓展上变得越发保守，甚至不断收缩。“外包”开始流行，这正好和青年科斯所看到的“内化”趋势相反。
　　所谓外包，即跨国企业将非核心环节，通过外部合同的模式，委托外部公司来承担。外部公司不是企业的子公司，更不是企业的事业部，而是没有产权隶属关系的第三方。非核心环节主要是组装和初级产品的制造，核心环节则是核心部件的技术授权、基础研发和精密制造，以及品牌和销售网络。“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制造的崛起，正是外包大潮推动的结果。
　　外包出现有两个条件，一是制度，二是技术。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化运动的深入以及工会的崛起，不断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跨国公司需要尋找成本洼地。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则提供了这种洼地。 　　另一大制度推动力来自跨国公司内部。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跨国企业都已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了公众化，它们一般股权分散，因此机构投资者话语权强大，这意味着管理层有严格的业绩约束。而外包的好处是，不需要大规模增量固定资本投入，资本收益率会提高，这正是投资者愿意看到的。
　　技术层面的推动力则是交通运输、通讯技术的进步，并带来成本的大幅走低。服装是最先受惠于外包的行业。之前，服装品牌商为保证产品质量，倾向于搞纵向一体化，不但自有纺织工厂，甚至还拥有棉花种植农场。在这种模式之下，资本效率太低，并不符合投资者的要求。

企业的组织成本越来越高，而外包将这些博弈纷纷化解，体现了市场替代企业的经济性。

　　在外包模式之下，服装行业的流程被颠覆，纽约的奢侈品公司只持有品牌，设计可以外包第三方。在制造环节，现代通讯技术可以即时将设计或者修改传输到第三方的工厂。甚至于，工厂都不需要品牌商来监督，而有专门的第三方公司来组织和监督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此外，航空业的发展让这些成品可以在48小时内，从东南亚运到纽约。
　　但看似与当年大企业化截然相反的外包潮流，并没有改变科斯当年的论断。企业的组织变化依然取决于“内化”所节约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两者之间的权衡。
　　一方面，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沟通成本降低。劳动力大国融入全球化，压低了工资，增加了第三方外包商的总数，提升了品牌商的议价能力。因此，对品牌商来说，外部交易成本大幅走低。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结构变化，使股东（机构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博弈走向前台，前者要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此外，工会的支持之下，企业内部劳工同样愈发在与管理层和资本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因此，企业的组织成本越来越高，而外包将这些博弈纷纷化解，体现了市场替代企业的经济性。
　　换句话说，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的企业组织成本，分别处于天平的两端，两端砝码不断变化，但不改变天平本身。个体化生存的時代，同样如此。

新的外包

　　从本质上讲，个体工作者也是一家企业。更精确地说，他们多半都是承担外包业务的第三方企业。比如，新媒体写手是广告分销公司的供应商，但他并非后者的员工，这就是外包。另外，诸如画家、艺术家、设计师这类职业都早已实现了个体化。未来，显然不止这些。
　　那么，到底哪些行业最可能诞生“外包个体企业”呢？这必须从企业这种组织形态带给个体的价值说起。个体为什么要选择进入企业组织工作？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进入企业可以摊薄个体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相对于可变成本而言，前者的消耗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动的影响，而后者和业务量变动方向一致，同比例增加。比如，厂房设备和房租就是固定成本，即使企业没有业务，这些成本也要花。但原材料、计时的人工则是可变成本，没有业务就不用花。
　　律师是最趋近于单干的服务业之一，但多数律师都需要进入事务所“挂靠”，从本质上讲，这就是摊薄固定成本的方式。同一个所的律师可以共用办公场所、秘书和其他办公条件。
　　个体进入企业的第二个价值是为个体增信。励志学经常讲“平台决定资源，资源决定未来”，平台就是好企业。比方说，在一些顶级企业和机构的核心岗位，即使是年轻人也接触到“大人物”和优质的客户资源。

　　但如果没有企业的背书，而是个体出面，那么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没这个机会的。换句话讲，进入好公司，公司会给个体自动增信，让职业人很快获得超出孤立个体的原有信用，从而为其事业提供更高的起点。
　　企业带给个体的第三个好处是协作，而协作将提高技能。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理论基石。国家之间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所以需要国际贸易，个体之间同样存在比较优势，而协作正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途径。而且，协作还将通过知识溢出，拓宽和深化参与者的技能。
　　实际上，那些容易个体化生存的行业都有效地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首先，这些行业的固定成本很低，没有必要通过规模来摊薄。比如一个写手，固定成本几乎就是一台电脑。
　　其次，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个体的资信情况很容易被交易对手获得，不需要机构的背书。个体职业人往往都是“IP化生存”，其个人在细分领域之中往往都建立了一定口碑，购买方并不过度担心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个体职业者只会出现在某些特定行业，它们有着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巨额的固定成本，二是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三是分散办公不影响协作。

　　再者，个体职业者的出现并不是否认协作的价值，只是协作的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化，并且突破了组织和空间的束缚而已。这一点，中国的大城市化功不可没。中国的一线城市有着全球最高的白领人口密度，这意味着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办公室，空间阻隔可以忽略不计，面对面的交流很容易实现，星罗密布的咖啡馆就是“协作”所需的办公室。
　　因此，完全可以说，个体职业者的出现并没有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反是在多个维度不断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个体职业者只会出现在某些特定行业，它们有着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巨额的固定成本，二是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三是分散办公不影响协作。
　　个体职业者的出现并未改变企业的性质，它只是在特定行业减少了科层，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直都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组织变革的出发点。以此出发，每一个个体才能更加理性和高效地构建出自己人生财富的函数，而这个函数的变量，依然是热情和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