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家》成为各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大家》杂志本是纯文学双月刊，曾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但该杂志还存在一个“野鸡版”，与正版同一刊号、刊名，编辑人员绝大部分署名相同，两本杂志的封面装帧颇为统一，甚至价格也相同。但“野鸡版”杂志包罗万象，甚至含有汽车维修、装饰艺术等论文。据《中国青年报》称，该版杂志一年可敛财不少于2000万。《大家》杂志以理论版创收。消息曝出后，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大家》杂志从6月26日起停刊整顿，直到内部整顿达到要求。
　　文学版《大家》已是式微，甚至被移出“核心期刊”目录；与此同时，所谓理论版《大家》终究难逃“野鸡版”的指责。难道《大家》真的已经从骨子里“坏”掉了吗？真的如媒体谩骂的那样一无是处了吗？冷静下来，透过《大家》的遭遇，其实凸显的是文学以及学术期刊生存状况的尴尬，以及读者市场变化，乃至学术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问题。
　　停刊整顿下的文学之殇
　　这个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名噪文坛，与《收获》、《十月》等“老字号”并称为“名旦”的纯文学期刊，因为一号两刊违规，遭到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停刊整顿。这虽然是大量文学爱好者与业内同仁不愿意看到的，犯了错误就该承担责任，于理而言天经地义。
　　然而于“情”而言，从“纯文学”的生存现状考虑，似乎《大家》的违规也有着诸多无奈。首先，那个衍生出了“理论版”的，以刊登小说、散文等题材为主的《大家》在停刊整顿之前，仍是业内公认“办得相当好”的文学刊物。《大家》1994年创刊，1996年创办“大家·红河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界第一个高奖金的文学评奖，首届颁给莫言的《丰乳肥臀》。其后刘震云、池莉、于坚等人都曾获得过该奖项。当时对于许多严肃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而言，能够在《大家》上发表作品，是件引以为荣的事情。在文学读者中的口碑也不错。
　　可以说，《大家》的本职工作做得并不差。其次，据《大家》杂志的内部人士坦言，“理论版”卖版面的收入，“完全用于维持纯文学杂志的运转”，并未中饱私囊。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做得不差的本职工作，已经不足以养活自己，必须依靠不正当的“副业”来贴补了吗？悲凉恰在于此。且不说《大家》的发行量已经跌到了几千册，即使是“辉煌时期”的两万册，恐怕也难以维持一本大型杂志的日常运转。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增办理论版，可以类比于那些同样举步维艰的书店必须兼卖咖啡、玩具、装可爱用的小饰品，可惜又没有相应的执照，于是违规了。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也说：“《大家》从创刊到现在，一直办得不错。现在，国家提倡文化大发展，用于扶持文化事业的资金也大大增加，各省作协、文联保持一两份高水平的文学刊物，其实一点也不困难。即便《大家》属于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应该可以申请到扶持基金，因为它已经成为云南省的一个文化名片，而不仅仅属于出版社。”
　　
　　经费不足惹的祸
　　《大家》的停刊整顿，反映出的不只是“有规不依”的原则问题，同时还有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现状问题。一边是有些刊物慷慨大方地涨稿费，另一边是有些刊物四面八方地筹款来“搞文学”；一边是某些机构动辄包饭店、办盛会，另一边是出版社迫于市场的压力，“看见纯文学就躲”。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的主编赵虹说：“我们一年的拨款只有6万，这点钱买纸都不够。为了刊物的生存，我每年找赞助，都弄得焦头烂额。因为刊物的面比较窄，发行量没有几十万份或上百万份，别人也不乐意在你这里投广告。所以，一些学术刊物收版面费是正常的，不收就生存不了。”
　　可以说，纯文学的刊物为了生存，使出了浑身解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些纯文学刊物为了维持下去，采取了各种办法，解决刊物自身的造血功能。但是，很多尝试都不成功。比如拉广告，企业在文学刊物投广告，效果和作用并不明显。能够拉到的广告，实际上完全凭的是个人关系，而不是一个市场行为。因此，仅仅靠自身就能独立生存的，大概也就《收获》、《当代》、《十月》等少数几家（即便是《收获》，也获得了上海作协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比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就设立专项资金，每年投200万元给《收获》和《上海文学》增加稿费）。大多数刊物，主要还是靠政府拨款和主管单位扶持。
　　“现在，只有大学的学术刊物，生存状况要好一些，因为它们的经费比较充足。社科院、社科联、作协的刊物，因为经费不足，所以生存状况都很难。然后，这些刊物争着成为核心期刊，这样才能收费。实事求是地说，想通过办刊物发财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想把刊物办好。如果我的经费充足，我可以给作者开出较高的稿费，这样就能征来好稿，无疑也有利于刊物质量的提高。”赵虹说。
　　学术评价体制不完善
　　国外的纯学术刊物，一般都是没有稿费的。比如，美国的学术刊物是非盈利的。一些学术刊物，还要向作者收取评审费，这笔费用比国内收取的版面费高。美国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学会办的，会员交会费购买。美国有一个历史学的协会办有《美国历史杂志》，研究美国史的教授、专家、学者等都是会员，他们都要交会费，学会用这些会费来办刊物。另外，这些刊物也能从社会上“化缘”，获取资金。捐款者可以抵税。
　　国内的学术刊物，主要是单位支持，财政拨款。虽然也可以刊登广告，但因为刊物发行量小，广告特别少。而刊物的领导到工作人员都是事业单位的编制，都是要拿工资的。虽然主管单位严令收费，但收费一直盛行。像《大家》这种创收的情况比较多见，甚至出假刊物的也不少。因为文学刊物要给作家付稿费，而且稿费偏高。
　　因此，最核心的是供需关系问题，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直接与职称等挂钩。而很多高校甚至中专、高中的老师，都不具备做科研的条件，但是都被要求在正式的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因此产生了（发表论文）需求与有限刊号的矛盾。由此形成的问题是，我们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但抄袭、剽窃、重复、垃圾论文层出不穷。美国的科学刊物，一期就发两三篇论文，我们的刊物，从头到尾都是论文。总之，这种现象，还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同时需要反省的，还有文学行业自身：他们是怎样努力地、信心十足地将文学变成了“曲未必高，和一定寡”的自我表演？要想讓更多的纯文学杂志免于承受《大家》之“命”，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即是如何形成一个健康、合理的文学市场。
　　《大家》杂志停刊整顿始末
　　创刊于1994年的《大家》，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一度在业内声誉颇佳，1998年杂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以来，因文学刊物环境不景气等原因，常年亏损，发行量由巅峰时期的每期2万册下滑到5000册左右。
　　2009年12月起，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大家》由双月刊扩增为半月刊，2011年12月9日又扩为旬刊。杂志负责人介绍，“扩刊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做，发一些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又称理论版。”《大家》变成了两份，原刊两个月出一期，理论版按旬出版。
　　扩刊后不久，社会上也出现了几种版本的《大家》，与“理论版”《大家》十分相似。据新华社记者统计，盗版《大家》主要有三种版本，也就是说，市场上的真伪《大家》加起来共有5份，很难分辨。
　　经济压力导致《大家》杂志社寻求发行之外的其他财源，而与此同时，一些院校、科研单位的人员，在评定职称时，需要“在专业杂志刊发文章”之类的硬件指标，这种现象也助推了“理论版”《大家》应运而生，也让盗版《大家》蔓延。
　　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大伟说，《大家》杂志所扩增刊期的部分也参照了一些刊物的做法，默许中介机构对部分文章收取一定版面费，本部门也提取了部分工作经费。2011年收取44.6万元，今年前6月收取30万元，这些费用完全用于维持纯文学刊物的营运成本。
　　6月25日，此事被《中国青年报》曝出，次日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大家》杂志从6月26日起停刊整顿，直到内部整顿达到要求；要求责任主管主办单位云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对《大家》杂志存在的问题作出整改，对该杂志社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大家》杂志社擅自出版理论版，违背了办刊宗旨。我们已把对《大家》杂志处理情况上报新闻出版总署。”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管理处处长王建伟说，将依据出版行政管理法规，按照进一步调查取证情况作出行政处罚。
　　刘大伟表示将“承担一切责任，积极进行整顿”。同时他请求上级机关对侵权盗版《大家》杂志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挽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