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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生教授所著《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以下简称《汉语的意义》）最近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书视阈广阔、议题驳杂，涉及当代学界热议的“世界文学”、十九世纪蔚为大观的比較语文学、“五四”前后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以及西方汉语观等多个领域。面对庞杂的中西语文献和理论资源，童教授以西方汉语观为“出发点”和“抓手”，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主线。《汉语的意义》追溯十七世纪以降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中国语言文字思想现代化的影响，把“五四”语言文字改革置于全球语言、思想和学术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说明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和学术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跨语言、跨文化的流传是世界文学的存在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本书的主标题意指的，不仅是汉语或汉语研究本身的意义。对汉语的认识和解读是欧洲现代知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流动性话语观念，汉语观在历史上的成型与“旅行”也为我们思考和讨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五四”知识分子对汉语汉字的批判之猛烈、否定之决绝在汉语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钱玄同认为汉语是“死语言”，极力鼓吹用世界语替代之;陈独秀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鲁迅说，汉字是“方块的带病的遗产”“中国劳动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语的意义》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作者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域外，要我们关注“西方汉语观这只无形的手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和推动”。童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语言文字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汉语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中国学者对西方汉语观的“反向挪用”实现的;意识到西方汉语观这只无形的手的存在，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语文改革运动的世界性。
对西方汉语观的“考古”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在福柯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把“汉语观”定义为“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的“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作者认为，汉语观的源起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初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而汉语首次进入西方主流知识和思想界视野则是伴随着十七世纪欧洲人造通用语运动的乌托邦集体想象发生的。约翰·威尔金斯在构想一种“完美”的人造通用语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引用了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关于汉语的论述，比较、分析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异同;汉字的“瑕疵”为他设计“真正的文字”提供了反面例证。威尔金斯对汉语“缺点”的批评基本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而随着汉语观的传播、复制、挪用，到了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诗人詹姆斯·贝蒂的笔下，汉语的“缺陷”已悄然成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缺陷”。
钱玄同等“五四”知识分子用世界语和其他拼音语言取代汉语的设想是人造通用语运动和深受其影响的“基本英语”在中国的回响。在西方汉语观的发展过程中，另一个深刻影响了“五四”知识分子对汉语再认识的事件是十八世纪“印欧语系”理论的出现。英国人威廉·琼斯于一七八六年在亚洲学年会上提出印欧语系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比较语文学成为一时显学。比较语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初通过留学欧美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推介、传播比较语文学学科体制和思想的过程中，“五四”学人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了西方的语言观和汉语观，童教授借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用“自我东方主义”一词指称此现象。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认为，“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这与德国的比较语文学家、哲学家施勒格尔、洪堡特等人的语言观如出一辙。在“五四”前后语言文字改革的倡导者关于汉语汉字的论述里，经常出现对象形文字的贬抑和对汉字“庞大”数量的批判，这些观点与施勒格尔、黑格尔等人对于汉语的论述极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支撑起西方汉语观的通用语运动、基本英语、比较语言学等思想与学术体系包涵着强烈的普世主义诉求，且都在比较的视野下展开。作者将西方语言观与语文学、世界文学相结合，放置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传统下进行审视，对人文主义与普世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对奥尔巴赫的解读，作者勾勒出以维柯、赫尔德、奥尔巴赫、萨义德等为代表的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作者援引奥尔巴赫，指出人文主义所关心的是“人在多样性中的统一”，同时借福柯之口，揭示出人文主义的弊端一一对普遍性的追寻不可避免地会使其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霸权的话语体系。
作者对西方语文学人文主义传统的追溯同时也是对本书方法论的说明。作者结合奥尔巴赫、萨义德、福柯等推崇的“世俗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方法，始终把中国现代语言改革置于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二十世纪初，积极引荐“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精英在语言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的“自我东方主义”是缺乏对西方汉语观清醒认识的产物，但也有其必然性。本书对中国现代学术中的误区和现代学者认识中的盲点有温和的批判，但作者认为，跨文化间的误读、挪用是必然的，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西方汉语观的形成与传播为思考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代世界文学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二00三）一书中，把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种阅读、传播与流通模式，这与本书关于西方汉语观的论述——尤其是被作者称为“否定性”交流的误读、挪用、歪曲等现象——有一种有趣的对话关系，若能展开讨论或有新的收益。当然，面面俱到实不可能。总体而言，《汉语的意义》将理论思考、历史叙述、文本细读糅杂一体，呼应了鲁迅对“有辨别”的“拿来主义”的呼唤。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此书是对“五四”在中国现代思想上的贡献的深刻纪念和反思。
“五四”知识分子对汉语汉字的批判之猛烈、否定之决绝在汉语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钱玄同认为汉语是“死语言”，极力鼓吹用世界语替代之;陈独秀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鲁迅说，汉字是“方块的带病的遗产”“中国劳动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语的意义》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作者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域外，要我们关注“西方汉语观这只无形的手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和推动”。童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语言文字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汉语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中国学者对西方汉语观的“反向挪用”实现的;意识到西方汉语观这只无形的手的存在，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语文改革运动的世界性。
对西方汉语观的“考古”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在福柯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把“汉语观”定义为“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的“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作者认为，汉语观的源起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初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而汉语首次进入西方主流知识和思想界视野则是伴随着十七世纪欧洲人造通用语运动的乌托邦集体想象发生的。约翰·威尔金斯在构想一种“完美”的人造通用语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引用了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关于汉语的论述，比较、分析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异同;汉字的“瑕疵”为他设计“真正的文字”提供了反面例证。威尔金斯对汉语“缺点”的批评基本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而随着汉语观的传播、复制、挪用，到了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诗人詹姆斯·贝蒂的笔下，汉语的“缺陷”已悄然成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缺陷”。
钱玄同等“五四”知识分子用世界语和其他拼音语言取代汉语的设想是人造通用语运动和深受其影响的“基本英语”在中国的回响。在西方汉语观的发展过程中，另一个深刻影响了“五四”知识分子对汉语再认识的事件是十八世纪“印欧语系”理论的出现。英国人威廉·琼斯于一七八六年在亚洲学年会上提出印欧语系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比较语文学成为一时显学。比较语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初通过留学欧美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推介、传播比较语文学学科体制和思想的过程中，“五四”学人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了西方的语言观和汉语观，童教授借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用“自我东方主义”一词指称此现象。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认为，“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这与德国的比较语文学家、哲学家施勒格尔、洪堡特等人的语言观如出一辙。在“五四”前后语言文字改革的倡导者关于汉语汉字的论述里，经常出现对象形文字的贬抑和对汉字“庞大”数量的批判，这些观点与施勒格尔、黑格尔等人对于汉语的论述极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支撑起西方汉语观的通用语运动、基本英语、比较语言学等思想与学术体系包涵着强烈的普世主义诉求，且都在比较的视野下展开。作者将西方语言观与语文学、世界文学相结合，放置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传统下进行审视，对人文主义与普世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对奥尔巴赫的解读，作者勾勒出以维柯、赫尔德、奥尔巴赫、萨义德等为代表的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作者援引奥尔巴赫，指出人文主义所关心的是“人在多样性中的统一”，同时借福柯之口，揭示出人文主义的弊端一一对普遍性的追寻不可避免地会使其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霸权的话语体系。
作者对西方语文学人文主义传统的追溯同时也是对本书方法论的说明。作者结合奥尔巴赫、萨义德、福柯等推崇的“世俗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方法，始终把中国现代语言改革置于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二十世纪初，积极引荐“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精英在语言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的“自我东方主义”是缺乏对西方汉语观清醒认识的产物，但也有其必然性。本书对中国现代学术中的误区和现代学者认识中的盲点有温和的批判，但作者认为，跨文化间的误读、挪用是必然的，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西方汉语观的形成与传播为思考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代世界文学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二00三）一书中，把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种阅读、传播与流通模式，这与本书关于西方汉语观的论述——尤其是被作者称为“否定性”交流的误读、挪用、歪曲等现象——有一种有趣的对话关系，若能展开讨论或有新的收益。当然，面面俱到实不可能。总体而言，《汉语的意义》将理论思考、历史叙述、文本细读糅杂一体，呼应了鲁迅对“有辨别”的“拿来主义”的呼唤。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此书是对“五四”在中国现代思想上的贡献的深刻纪念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