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魏晋时候阮籍的一件事。
　　阮籍母亲过世时，他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哭墓。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升……
　　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无关。
　　当中国传统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林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
　　这个社会上的阮籍愈来愈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好害怕。
　　近几年来，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劝她们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不关不住。
　　《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
　　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因为一个学生。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
　　忠、孝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個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
　　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选自《大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