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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来？对目前国内本土画廊业的生命起点，我们站在大约二十年开外的空间距离去观望，也许还看不清它胚胎的实际景观。尚属萌芽期的本土画廊业正处在一个根源模糊、未来坎坷、自身形态又等待认清的阶段。但将这样的蒙昧时期与西方艺术市场两百多年的历史相比，中国本土画廊业的这片蓝海又让每一个参与者得到了主导行业由诞生到成长的经历。亲手将一种先锋性文化搬进史册，这样的体验是享受的。
政治文化的优势让北京成为了画廊业态成长的主阵地，国外艺术机构也试探性地把这里作为开垦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第一片实验田，整个90年代的京城画廊业以画廊、传统画店、美术品商店的“包容性”模式经营着。其中以正规代理制度经营的画廊有澳大利亚人开的红门画廊，也有林松在97年开办的世纪翰墨画廊。最开始的世纪翰墨画廊空间十分狭小，只有六七十平米，当时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画廊主都没几个钱，但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十分纯粹，林松在画廊创办初期就打定主意使用西方画廊的代理机制，代理双方的签约标准由艺术理念决定，一年用三万块钱和一个承诺来保证彼此的合作与信任。而如今千年时间画廊的掌柜张思永，在97年的时候还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身份，和许许多多当时北京的地下画家一样在城里的几个画廊间到处乱窜，像红门、四合苑等早期开办的国外画廊对他来说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这些画廊在当时的活跃度以外，张思永的印象里，它们的经营者都显出一股冷峻。这种冷峻的态度反应的是国外画廊模式与国内人情世故的一种矛盾。对于张思永来说，画廊的经营过程中人性化十分必要。在当时的圆明园、花家地、通县滨河小区、宋庄这些北京90年代有名的画家村落，张思永就是通过“人和”与当地沉寂的画家频繁交流，积累出了自己早期资源，其中与很多艺术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了今天。
2002年以后，国内外画廊以及一些投机主义者的涌入，让北京画廊业开始进入一个爆发期，位于朝阳区大山子的一片老工业厂区以每平米每天5毛左右的价格，将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厂房租赁给各画廊，世纪翰墨和千年时间也在此期间入驻，主打当代艺术品牌的798艺术区由此开始长出羽翼，随后几年逐渐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当代艺术集聚区的标志地带。除此之外，草场地也零零散散地有画廊迁入，2004年，在北京土生土长的黄燎原，以“只做能够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为原则，在草场地开办了北京现在画廊，开幕展是曾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杨少斌在国内举办的首次个展“9.11之后”，展览头天其作品便卖出了9件，随后杨少斌的作品在国内炙手可热，价格陡增数倍。中国艺术品市场也是从这时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跨越式的升温阶段。
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3.6亿元，创下了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2005年，全国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接近200亿人民币，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40倍。“这两年，尤其是2005年，中国的拍卖会简直是疯了，很多艺术品的价格在拍卖会上以半年十倍甚至几十倍地往上打滚儿，地狱和天堂仅一步之遥。”黄燎原说。拍卖市场再现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并出现了拍卖价格“北高南低”的局面，北京已经明显成为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而这样的市场行情也促使了拍卖行与画廊发展的严重不对称，拍卖行跨过画廊与艺术家直接交易，庄家做价造成拍品价格系统失衡。短时间内高幅度的提价让画廊过去能在一级市场里赚钱的经营模式瓦解。
拍卖行对市场空间的挤压，让没有扶持基金背景的本土画廊受损最为严重。早期国外画廊在北京的进驻，以及随后几年国外画廊的大量跟进，他们通过经济、运营等诸多优势吸引走了绝大多数知名当代艺术家，而且在很多国人眼里，国外画廊是通过霸占市场来争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判话语权，以此让中国艺术成为西方艺术的附庸。面对拍卖行和国外画廊的左右夹击，发掘培养年轻艺术家，实行艺术家全面代理制成为了本土画廊的救命稻草。
瞄准年轻艺术家只是下下策吗？其实对于一些画廊主来说，年轻艺术家甚至是构成他们步入画廊业的原因。“过去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年轻艺术家，但他们既没有展览的机会，也没有在市场上交易的可能。”星空间画廊掌柜房方回忆起2005年时的市场行情，当时没有什么人认可年轻艺术家，也没有什么人对年轻艺术家感兴趣。房方开办画廊，其实就是想要对这一代艺术家的形成过程和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将来又会怎样进行一个追问。“做这样一个类型的画比较有趣的是会让我们聚焦于某一种特定的身份，这些人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十年都会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画廊作为一级市场的角色，会因为和他们有着切实相关的合作关系而对他们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
随着本土画廊行业在运营模式上的逐步规范，艺术家与画廊的松散关系因代理制而加强了磨合，整个业态呈现出良性发展势头，投机主义者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关门倒闭，经济的波动让一级市场中的杂质抖落了下来，也让一些规模不大的画廊成为炮灰。金融危机让所有一级市场参与者都付出了代价，只是程度不同，但这样一个危机的压力，也让更多艺术从业者回到了艺术和文化的话题上。这就像2000年互联网的那场泡沫，泡沫之后死掉的互联网公司多如牛毛，但这实际上也造就了互联网的一个新浪潮。不过房方觉得当代艺术的危机时期并没有结束，而且离完结尚远，一是当代艺术的周期性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高重合度，二是中国所有行业都面临的问题：成本高起，需求疲软，行业内部价值的打造难以服众。比如798艺术区的园区规划就一直在圈内存在诟病，首先是租金的直线上升，如今798艺术区的租金已经从最开始的5毛左右涨到了大概5块。另一个就是非艺术单元在园区内的占地规划。
“这个园区起家是靠艺术家、画廊，而现在主要的街道旁却是咖啡厅、小礼品店、地摊。成熟的街区需要有规划，否则就会有一个问题：画廊里挂着一百万的画，门外的东西卖两块钱，这会误导观众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我们知道许多高科技园区会有创投基金，给园区内创业公司免租、免税，补充资金，而在艺术方面就没有这种待遇。要坚持当代艺术，物质条件、空间、时间都是必须的，如果都不给予提供，我也就不能待在这了。”谈到这个话题，林松对798艺术区目前的园区规划提出了很多看法，同时他也决定带着世纪翰墨，这间北京资历最老的本土画廊撤出798。也许世纪翰墨的离开对艺术区的规划调整是一个信号。
国内艺术园区的规划的确需要修正，毕竟园区的品牌是由画廊群打造的，也许咖啡馆、小礼品店与画廊的同处一园并无大碍，但它们应该如何共存，以什么样的空间位置并立，是需要当地业主在反思租金之外更应该衡量的。二十多年的业态发展历程虽然算不上长久，但经过了行业泡沫、经济波动等一些风霜雪雨的经验，本土画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线索去对自我形成认知，假若一个城市从园区规划到上级政策都无法满足它们的成长需求，一个握有经验和自我认知两份筹码的画廊主，也许能做的就是迁徙，而下一站将不一定是北京。
政治文化的优势让北京成为了画廊业态成长的主阵地，国外艺术机构也试探性地把这里作为开垦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第一片实验田，整个90年代的京城画廊业以画廊、传统画店、美术品商店的“包容性”模式经营着。其中以正规代理制度经营的画廊有澳大利亚人开的红门画廊，也有林松在97年开办的世纪翰墨画廊。最开始的世纪翰墨画廊空间十分狭小，只有六七十平米，当时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画廊主都没几个钱，但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十分纯粹，林松在画廊创办初期就打定主意使用西方画廊的代理机制，代理双方的签约标准由艺术理念决定，一年用三万块钱和一个承诺来保证彼此的合作与信任。而如今千年时间画廊的掌柜张思永，在97年的时候还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身份，和许许多多当时北京的地下画家一样在城里的几个画廊间到处乱窜，像红门、四合苑等早期开办的国外画廊对他来说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这些画廊在当时的活跃度以外，张思永的印象里，它们的经营者都显出一股冷峻。这种冷峻的态度反应的是国外画廊模式与国内人情世故的一种矛盾。对于张思永来说，画廊的经营过程中人性化十分必要。在当时的圆明园、花家地、通县滨河小区、宋庄这些北京90年代有名的画家村落，张思永就是通过“人和”与当地沉寂的画家频繁交流，积累出了自己早期资源，其中与很多艺术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了今天。
2002年以后，国内外画廊以及一些投机主义者的涌入，让北京画廊业开始进入一个爆发期，位于朝阳区大山子的一片老工业厂区以每平米每天5毛左右的价格，将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厂房租赁给各画廊，世纪翰墨和千年时间也在此期间入驻，主打当代艺术品牌的798艺术区由此开始长出羽翼，随后几年逐渐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当代艺术集聚区的标志地带。除此之外，草场地也零零散散地有画廊迁入，2004年，在北京土生土长的黄燎原，以“只做能够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为原则，在草场地开办了北京现在画廊，开幕展是曾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杨少斌在国内举办的首次个展“9.11之后”，展览头天其作品便卖出了9件，随后杨少斌的作品在国内炙手可热，价格陡增数倍。中国艺术品市场也是从这时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跨越式的升温阶段。
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3.6亿元，创下了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2005年，全国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接近200亿人民币，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40倍。“这两年，尤其是2005年，中国的拍卖会简直是疯了，很多艺术品的价格在拍卖会上以半年十倍甚至几十倍地往上打滚儿，地狱和天堂仅一步之遥。”黄燎原说。拍卖市场再现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并出现了拍卖价格“北高南低”的局面，北京已经明显成为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而这样的市场行情也促使了拍卖行与画廊发展的严重不对称，拍卖行跨过画廊与艺术家直接交易，庄家做价造成拍品价格系统失衡。短时间内高幅度的提价让画廊过去能在一级市场里赚钱的经营模式瓦解。
拍卖行对市场空间的挤压，让没有扶持基金背景的本土画廊受损最为严重。早期国外画廊在北京的进驻，以及随后几年国外画廊的大量跟进，他们通过经济、运营等诸多优势吸引走了绝大多数知名当代艺术家，而且在很多国人眼里，国外画廊是通过霸占市场来争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判话语权，以此让中国艺术成为西方艺术的附庸。面对拍卖行和国外画廊的左右夹击，发掘培养年轻艺术家，实行艺术家全面代理制成为了本土画廊的救命稻草。
瞄准年轻艺术家只是下下策吗？其实对于一些画廊主来说，年轻艺术家甚至是构成他们步入画廊业的原因。“过去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年轻艺术家，但他们既没有展览的机会，也没有在市场上交易的可能。”星空间画廊掌柜房方回忆起2005年时的市场行情，当时没有什么人认可年轻艺术家，也没有什么人对年轻艺术家感兴趣。房方开办画廊，其实就是想要对这一代艺术家的形成过程和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将来又会怎样进行一个追问。“做这样一个类型的画比较有趣的是会让我们聚焦于某一种特定的身份，这些人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十年都会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画廊作为一级市场的角色，会因为和他们有着切实相关的合作关系而对他们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
随着本土画廊行业在运营模式上的逐步规范，艺术家与画廊的松散关系因代理制而加强了磨合，整个业态呈现出良性发展势头，投机主义者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关门倒闭，经济的波动让一级市场中的杂质抖落了下来，也让一些规模不大的画廊成为炮灰。金融危机让所有一级市场参与者都付出了代价，只是程度不同，但这样一个危机的压力，也让更多艺术从业者回到了艺术和文化的话题上。这就像2000年互联网的那场泡沫，泡沫之后死掉的互联网公司多如牛毛，但这实际上也造就了互联网的一个新浪潮。不过房方觉得当代艺术的危机时期并没有结束，而且离完结尚远，一是当代艺术的周期性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高重合度，二是中国所有行业都面临的问题：成本高起，需求疲软，行业内部价值的打造难以服众。比如798艺术区的园区规划就一直在圈内存在诟病，首先是租金的直线上升，如今798艺术区的租金已经从最开始的5毛左右涨到了大概5块。另一个就是非艺术单元在园区内的占地规划。
“这个园区起家是靠艺术家、画廊，而现在主要的街道旁却是咖啡厅、小礼品店、地摊。成熟的街区需要有规划，否则就会有一个问题：画廊里挂着一百万的画，门外的东西卖两块钱，这会误导观众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我们知道许多高科技园区会有创投基金，给园区内创业公司免租、免税，补充资金，而在艺术方面就没有这种待遇。要坚持当代艺术，物质条件、空间、时间都是必须的，如果都不给予提供，我也就不能待在这了。”谈到这个话题，林松对798艺术区目前的园区规划提出了很多看法，同时他也决定带着世纪翰墨，这间北京资历最老的本土画廊撤出798。也许世纪翰墨的离开对艺术区的规划调整是一个信号。
国内艺术园区的规划的确需要修正，毕竟园区的品牌是由画廊群打造的，也许咖啡馆、小礼品店与画廊的同处一园并无大碍，但它们应该如何共存，以什么样的空间位置并立，是需要当地业主在反思租金之外更应该衡量的。二十多年的业态发展历程虽然算不上长久，但经过了行业泡沫、经济波动等一些风霜雪雨的经验，本土画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线索去对自我形成认知，假若一个城市从园区规划到上级政策都无法满足它们的成长需求，一个握有经验和自我认知两份筹码的画廊主，也许能做的就是迁徙，而下一站将不一定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