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问题”，两个武警每两小时一次轮班去“看望”犯罪嫌疑人，换班的时候，用皮鞋“咔嚓”跺一下，然后高声大喊“目标没有问题”。
　　
　　5月30日，“两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学界将这两项规定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并对此寄予厚望，期待新规能够从程序上遏制刑讯逼供。
　　而按照立法规划，将于2013年前完成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完全有可能将新规的内容收纳其中。这意味着新规的“尺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尺度”。也因此，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法律学者，对此次新规的关注可谓达到“锱铢必较”的程度。
　　新规首次确认证据裁判原则并明确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扩大至物证，并在审判阶段建立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不少法律专家评论此为具有“划时代性变革”的意义。有人据此推测，若照此实行，可能会出现中国版的辛普森案(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中，因洛杉矶警方在调查案情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循正当程序，致使辛普森被陪审团判为无罪)。
　　新规的全文尚未发布，不过接触过送审稿的专家指出，新规的不足也仍然明显，部分内容被评为“宣示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若不做更进一步的细化，仍难以真正消除刑讯逼供的痼疾，赵作海案仍有可能再现。
　　
　　何谓非法证据
　　
　　事实上，中国版辛普森案出现的概率非常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该解决的应当是“何谓非法证据”的问题，但从本刊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新規与学界的期待仍有很大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里的非法证据，主要为“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行为所得证据，而按照司法实务界的理解，刑讯逼供主要是指侦查人员采用拷打、肉体折磨方法获取供述的行为。
　　“这样的话，侦查人员对嫌疑人采取残酷的精神折磨，算不算刑讯逼供?侦查人员长时间剥夺嫌疑人吃饭、饮水、睡眠、休息，甚至通过强迫其服用精神药物的方式进行讯问，算不算刑讯逼供?”李奋飞说。
　　在全程参与此次新规制定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看来，这些无疑都属于“非法证据”。近期的一次调研加深了他的这个认识：为了让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问题’，两个武警每两小时一次轮班去“看望”犯罪嫌疑人，换班的时候，用皮鞋“咔嚓”跺一下，然后高声大喊“目标没有问题”。
　　对犯罪嫌疑人来说，这相当于一天要听12次皮鞋声，以及12次高声“目标没有问题”。待到樊崇义见到该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是他进入看守所的第50多天，“他根本睡不着觉，体重也跟着直线下降”。
　　据此，樊崇义给有关部门写了自己的建议书，将“非法证据’具体分为暴力取证、精神折磨取证、不人道办法取证、非法精神药物取证等四种。然而，该建议并未获得采纳。
　　此外，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也被学界认为过于苛刻。北京律师孙中伟告诉本刊记者，按照新规，被告人要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对嫌疑人来说，这实在是“勉为其难”：刑讯逼供时，警察不会在打你前还主动告诉你他的名字；关押被告人的地方，也很可能只是一间暗室，地点不明。“你让被告人如何提供这些信息?”孙中伟反问。
　　物证、书证的排除程序也引发很大争议。按照新规，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汪海燕认为，这个条款语焉不详，“何谓‘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又何谓‘作出合理解释’?”
　　
　　“疑罪从无”遭搁置
　　
　　按照“疑案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应按无罪处理；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应按从轻、减轻处理。而本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这二者在两项新规里都做了“模糊处理”。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汪海燕告诉本刊记者，新规里有相关条款规定，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慎重”作为态度用语，而非法律术语，含义模糊。“什么叫应当特别慎重?”汪海燕指出这一条就不符合“疑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不过，在樊崇义看来，之所以如此，是“不得已而为之”。
　　1996年《刑事诉讼法》初修时，樊崇义就是参与者之一。他说，当时学界对“疑案有利于被告人”就有很大争议，后来总算形成一致意见：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但这个规定到了司法实践中落实不下去。”樊崇义说，“碰到疑案时，是杀也杀不了，放也放不了，群众意见很大，被害人又在法院门口闹，你说怎么办?公检法部门进退两难。所以，只好留个余地，判个死缓，先不杀。”
　　樊崇义回忆说，那段时间听得最多的声音便是“疑罪也不一定从无”。14年时间过去，“疑罪不一定从无”能否真正向“疑罪从无”转变，依旧得打上一个问号。
　　樊崇义同意“慎重”的提法：“不是说‘疑罪从无’不对，而是现实情况依旧复杂，上访、告状的太多了，‘疑罪从无’的话，群众接受不了，社会也接受不了，从社会稳定的全局来看，要做到‘疑罪从无’，还需要一个过程。”
　　
　　何时做到“侦羁分离”
　　
　　同样参与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也认为，即便新规里真有“疑罪从无”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能不能贯彻下去，同样存有疑问。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每年都在讲遏制刑讯逼供，但改观并不明显，“为什么?因为上边要求很严，要限期破案，你如果好几个案子没有破，那这个公安局长你就别当了。官位要保住，职位要保住，政绩要上去，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下，公安部门怎么办?”
　　问题还不仅仅出在公安部门身上。崔敏表示，现在的状况是，只要公安破了案子，法院就得判决。而破案、判决在给警察、法官带来政绩、升迁机会的同时，几乎很少会带来追责。“类似赵作海这样的案件，在其他国家是天方夜谭，公安局长都是要下台的，可是在我国，刑讯逼供的案子出来后，连下边的小干部都不一定会承担责任。”
　　若此，非法证据排除后，法官面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疑案”，会如何断案?能有胆量做到“疑罪从无”吗?崔敏对此很悲观。他认为，表面上看能做到，但是一旦遇到案件多、形势紧，而“上边”又明确表态该案“非破不可”的时候，可能就变成“疑罪从轻”了。
　　在初步了解新规相关内容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刘玫告诉本刊记者，她更关心的是新规背后的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人能否在场?侦查阶段，辩护人能否做一些有效的辩护，而不仅仅是提供法律咨询?看守所的设置，何时能够做到“侦羁分离”?
　　这些“大背景”并不容易改动。可以预见，在刑事司法体制未变的情形下，新规实施的效果，仍然难以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