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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4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总体顺利地举行了。早日实现特朗普时代中美元首首次会面是2017年中国外交的重大议程之一，可以说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两场“主场外交”具有比肩重要的意义，能够对今后三至四年的中国外交态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六方面的积极效应
基于中美两国官方吹风情况和国内外公开报道、评论，笔者认为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初步产生了以下六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经过他们两人亲自和双方工作层共同努力做出的一系列铺垫，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突出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次会晤勾勒了双方共同思考今后45年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历史纵深，明确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两国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做很好的合作伙伴。
第三，这次会晤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也有新发展（即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多议题跨领域联动的趋势。
第四，就两国政府各自内外优先施政领域进行了“对表”，特别是围绕经贸、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当前纷扰双边关系、全球贸易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紧迫挑战。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虽然仅凭一次会晤无法解决中美间的所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有关矛盾激化为冲突的风险，更为双方工作层的协调指明了方向。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中方高度关切的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认识，拉平、缩短了其“学习曲线”，推动有关问题重回可控可协商轨道。美国领导人虽没有公开重申蒂勒森国务卿3月访华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应，但仍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是美方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第六，凸显了中美执政者理解对方治国理政思维、理性处理两国关系的一面，压低了外界对中美冲突的心理忧惧和预期，压缩了某些国际行为体挑动中美矛盾以谋私利的空间，为全球经贸和亚太安全形势调整提供了正向力。
朝核问题的考验
由于双方披露的信息有限，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次海湖庄园会晤的全貌，但足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都是复杂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复杂变动期就更是如此。必须避免盲目乐观，更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变数掉以轻心。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仍要穿越现实的丛林。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一道槛是朝核问题。由于朝鲜和美国同时相互不断示强，特朗普政府终结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美国军方频繁释放已做好对朝进行定点打击准备的信号，过去那种逢美国新总统上台朝方总要通过强硬的试探来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的招数似乎失灵了，演变成一场“谁先眨眼”的意志较量，大有“第二次朝鲜战争”山雨欲来的架势。
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发出“中国不帮忙，美国便单干”“中国若帮忙，贸易问题好说”的“碎碎念”，这分明是一种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将压力转向中国的威逼加利诱策略，有关话语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并不情愿推美国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要用贸易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心态。至少，美朝双方不大可能在5月韩国新政府产生之前就相互贸然采取激烈行动，谈判仍是各自目标。这样的判断如果成立，中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确实再也无法回避，须有超越传统思维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积极斡旋的外交勇气。如果美方目标仍是促朝弃核，那么推动朝方重拾弃核目标也应成为中国全力以赴的工作方向。
百日贸易谈判计划
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二道槛，是这次“习特会”开启的“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各种消息显示，“百日谈判”本是中方提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時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搞清楚对方到底要什么，在此基础上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活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目前看，美方极有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奥巴马时期基础上取得新进展，还会以中美谈判为契机倒逼国内高耗能和过剩产业的关停并转，同时面对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压力，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加以制衡。
在“百日谈判期”内，由于美元过于强势，中国央行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持续显幅贬值，加上为两国贸易谈判提供必要氛围、集中火力在更紧迫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会再打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张牌，但开始指责中方“汇率失调”，也就是继续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措施来扶持、保护对美出口。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即便如此，中美之间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是无法避免的—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美国总统的贸易授权相当大，针对对外贸易争端发起制裁措施无须国会批准。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分三步走的，就是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从此角度来看，适当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有正面意义的。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合作机会的及时把握
中美双方需要共同迈过的第三道槛，是合作机会的稍纵即逝。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双方综合性、高效率的把握。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已能证明：一方面，特朗普的各领域政策随着“学习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他浓重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和敢说敢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改变着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不应指望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展现完全常态化的正常行为方式。而此前中国的内外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
必须承认，中美沟通仍然存在管道狭窄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本届美国政府决策的高度集中模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圈层”影响力的角逐，这种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发生的现象已经使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诸多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传统顶级智库处在前所未有的“赋闲”状态，更何况尚有总计3000多个公务员岗位在政府换届过程中空缺，其中400多个属于关键职位。其结果是，除了特朗普女婿、总统特别顾问库什纳这条管道，中方仍不能确信到底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把话直接递到总统耳边，基于实证的研究报告等传统方式是否还能对美方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管道的狭窄和缺失必然导致沟通效果的大打折扣，即便双方工作层忙得四脚朝天，也不一定能确保所做努力可以起到直接效果。然而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并不以中方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方式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方除了冷静观察、及时全方位做工作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般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将给中美合作创造机会，中方企业也已显示了与美方企业分享设备、技术、融资、管理经验乃至直接参与投资建设的浓厚兴趣。有专家学者期待相关合作的开展能有助于缓解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应当看到，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确面临重要机会。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地方州层面流传的由白宫经济委员会草拟的征求意见书显示，首批100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桥梁、电力设施上，都是中方可以发挥所长的领域。然而，这些项目涉及联邦预算审批，无法用行政令的办法绕开国会先行，发挥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既然无法即时“变现”，中美基建合作恐怕只能从长计议，但中方仍可开动脑筋，就事论事，推动以制订联合规划、设立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等方式提前发挥它的政治效应。
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举行后，有媒体评称，这次会晤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中美“双核”协调的时代。这样的判断言过其实，也为时尚早，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仍未确定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虽明显下降，但并未得到根本消除。从现在起到特朗普首访中国，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需要双方“排雷”与成果積累并举。在此期间，如果双方各自关切的重大问题协调得好，将使特朗普访华正式开启中美关系顺畅发展的新时期，进而最终使世界“双核”结构成为一种可能;协调失败，不排除重演2009年11月奥巴马首访中国后的那一幕——因美方在经贸问题上愿望“落空”，奥巴马团队回国后调低对华政策期许、采取报复措施，中美关系冲高回落，为后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订埋下伏笔。
实事求是地讲，海湖庄园会并未对未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局势“一锤定音”，它激起的回响实在令人浮想联翩。
六方面的积极效应
基于中美两国官方吹风情况和国内外公开报道、评论，笔者认为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初步产生了以下六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经过他们两人亲自和双方工作层共同努力做出的一系列铺垫，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突出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次会晤勾勒了双方共同思考今后45年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历史纵深，明确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两国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做很好的合作伙伴。
第三，这次会晤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也有新发展（即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多议题跨领域联动的趋势。
第四，就两国政府各自内外优先施政领域进行了“对表”，特别是围绕经贸、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当前纷扰双边关系、全球贸易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紧迫挑战。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虽然仅凭一次会晤无法解决中美间的所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有关矛盾激化为冲突的风险，更为双方工作层的协调指明了方向。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中方高度关切的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认识，拉平、缩短了其“学习曲线”，推动有关问题重回可控可协商轨道。美国领导人虽没有公开重申蒂勒森国务卿3月访华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应，但仍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是美方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第六，凸显了中美执政者理解对方治国理政思维、理性处理两国关系的一面，压低了外界对中美冲突的心理忧惧和预期，压缩了某些国际行为体挑动中美矛盾以谋私利的空间，为全球经贸和亚太安全形势调整提供了正向力。
朝核问题的考验
由于双方披露的信息有限，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次海湖庄园会晤的全貌，但足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都是复杂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复杂变动期就更是如此。必须避免盲目乐观，更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变数掉以轻心。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仍要穿越现实的丛林。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一道槛是朝核问题。由于朝鲜和美国同时相互不断示强，特朗普政府终结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美国军方频繁释放已做好对朝进行定点打击准备的信号，过去那种逢美国新总统上台朝方总要通过强硬的试探来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的招数似乎失灵了，演变成一场“谁先眨眼”的意志较量，大有“第二次朝鲜战争”山雨欲来的架势。
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发出“中国不帮忙，美国便单干”“中国若帮忙，贸易问题好说”的“碎碎念”，这分明是一种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将压力转向中国的威逼加利诱策略，有关话语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并不情愿推美国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要用贸易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心态。至少，美朝双方不大可能在5月韩国新政府产生之前就相互贸然采取激烈行动，谈判仍是各自目标。这样的判断如果成立，中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确实再也无法回避，须有超越传统思维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积极斡旋的外交勇气。如果美方目标仍是促朝弃核，那么推动朝方重拾弃核目标也应成为中国全力以赴的工作方向。
百日贸易谈判计划
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二道槛，是这次“习特会”开启的“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各种消息显示，“百日谈判”本是中方提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時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搞清楚对方到底要什么，在此基础上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活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目前看，美方极有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奥巴马时期基础上取得新进展，还会以中美谈判为契机倒逼国内高耗能和过剩产业的关停并转，同时面对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压力，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加以制衡。
在“百日谈判期”内，由于美元过于强势，中国央行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持续显幅贬值，加上为两国贸易谈判提供必要氛围、集中火力在更紧迫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会再打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张牌，但开始指责中方“汇率失调”，也就是继续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措施来扶持、保护对美出口。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即便如此，中美之间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是无法避免的—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美国总统的贸易授权相当大，针对对外贸易争端发起制裁措施无须国会批准。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分三步走的，就是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从此角度来看，适当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有正面意义的。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合作机会的及时把握
中美双方需要共同迈过的第三道槛，是合作机会的稍纵即逝。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双方综合性、高效率的把握。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已能证明：一方面，特朗普的各领域政策随着“学习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他浓重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和敢说敢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改变着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不应指望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展现完全常态化的正常行为方式。而此前中国的内外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
必须承认，中美沟通仍然存在管道狭窄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本届美国政府决策的高度集中模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圈层”影响力的角逐，这种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发生的现象已经使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诸多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传统顶级智库处在前所未有的“赋闲”状态，更何况尚有总计3000多个公务员岗位在政府换届过程中空缺，其中400多个属于关键职位。其结果是，除了特朗普女婿、总统特别顾问库什纳这条管道，中方仍不能确信到底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把话直接递到总统耳边，基于实证的研究报告等传统方式是否还能对美方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管道的狭窄和缺失必然导致沟通效果的大打折扣，即便双方工作层忙得四脚朝天，也不一定能确保所做努力可以起到直接效果。然而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并不以中方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方式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方除了冷静观察、及时全方位做工作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般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将给中美合作创造机会，中方企业也已显示了与美方企业分享设备、技术、融资、管理经验乃至直接参与投资建设的浓厚兴趣。有专家学者期待相关合作的开展能有助于缓解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应当看到，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确面临重要机会。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地方州层面流传的由白宫经济委员会草拟的征求意见书显示，首批100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桥梁、电力设施上，都是中方可以发挥所长的领域。然而，这些项目涉及联邦预算审批，无法用行政令的办法绕开国会先行，发挥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既然无法即时“变现”，中美基建合作恐怕只能从长计议，但中方仍可开动脑筋，就事论事，推动以制订联合规划、设立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等方式提前发挥它的政治效应。
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举行后，有媒体评称，这次会晤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中美“双核”协调的时代。这样的判断言过其实，也为时尚早，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仍未确定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虽明显下降，但并未得到根本消除。从现在起到特朗普首访中国，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需要双方“排雷”与成果積累并举。在此期间，如果双方各自关切的重大问题协调得好，将使特朗普访华正式开启中美关系顺畅发展的新时期，进而最终使世界“双核”结构成为一种可能;协调失败，不排除重演2009年11月奥巴马首访中国后的那一幕——因美方在经贸问题上愿望“落空”，奥巴马团队回国后调低对华政策期许、采取报复措施，中美关系冲高回落，为后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订埋下伏笔。
实事求是地讲，海湖庄园会并未对未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局势“一锤定音”，它激起的回响实在令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