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古稀之年，蟄居内心深处的东西最易勾起苍凉的怀念。在打倒“四人帮”后，我和家人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结，那就是失去联系的父亲杨怀超到底去了哪里？居委会的人曾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去了台湾。”母亲也曾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到哪里，哪里的警察都来抓他。那些年他带着我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居住时，常常被当地警察追捕，回到湖南新田老家不久，同样，县政府也派人来抓他，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父亲究竟是死是活却仍然是个谜。

偶然发现“委任状”

　　1980年深秋的一天上午，姐姐杨素香在家中一个陈旧的书柜里翻阅一些老旧书籍时，突然从一本书中掉下一张纸片，她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张“委任状”，上面写道：“任命杨海潮担任江浙皖纵队司令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一九四八年一月。”
　　姐姐杨素香告诉我，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抗战前，父亲在南京有一幢房子，战时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1946年母亲已回到新田老家，她知道南京的房子被炸毁，但自己不想再去重建新房子了，便找来干儿子吴跃南（湖南蓝山县人），让他带上房屋地契到南京去，帮忙把被炸房子的地皮（房屋地基）卖掉。当时姐姐杨素香和丈夫何皋带着儿子何乙斋正住在南京，得知母亲要卖地皮，便写信告诉了父亲。不久，父亲来到南京，吴跃南便把房屋地契交给了父亲。姐姐姐夫亲眼见到父亲卖掉房子地皮后，带着钱离开了，从此就再没有见过父亲。
　　过去，大家都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一定是跟随李济深干革命、反蒋的。我们进一步猜想，父亲肯定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不然怎么忍心抛下新田老家的原配妻子和两双儿女而多年音信杳无呢？
　　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全家人背着“伪军官家属”的沉重包袱，房子被没收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受尽了歧视和生活的磨难，我们心中就一阵心酸。无论如何，我们要带上这张“委任状”，去寻找父亲死去的原因、时间和地点，一定要让父亲的英灵在九泉之下安息。

寻找父亲的踪迹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耳闻父亲在苏杭一带讨了一个小老婆，也生了儿女。想起来是有可能的，因为自从1946年我姐姐在南京见过父亲一面以后，我们就失去了他的音讯，父亲甚至连片纸信函也未给家里寄过。但是父亲讨的姨娘及其子女现在何处呢？他们是否知道父亲的下落？
　　有一天，我猛然想起母亲曾经跟我们讲过，父亲的老家是湖南宁远县鱼形杨家村，来新田还只有三代，于是我和姐姐便来到鱼形杨家，并打听走访到了几位杨家的族叔长辈。
　　杨家的一位族叔告诉我们，父亲杨怀超于1947年回过一趟鱼形老家，宴请了族中几位辈分较长的伯叔和兄长，还把他和姨娘以及儿子4人的出生日期上了族谱。他们把《杨氏族谱》拿岀来给我俩看。族谱上记载：杨怀超配偶何氏，苏州人；大儿子杨志浙，别名文龙，1944年生；二儿子杨志苏，别名文虎，1946年生；并且附有杨文龙在苏州的住址。但他对新田的原配及儿女的事却只字未提。这是为什么呢？ 族叔还告诉我们，杨怀超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鱼形杨家，他在苏州的儿子也没有来过信。
　　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姐姐杨素香按照在鱼形杨家抄下来的杨文龙的住址写了一封信寄去，详细介绍了父亲杨怀超在新田的亲人情况，信中询问了父亲及姨娘的情况及发现父亲“委任状”一事。
　　不久，姐姐杨素香接到了正在苏州市大鱼小学教书的姨娘何萌的回信，信中邀请我们在新田的杨家姊妹、孙辈们到苏州去过春节。
　　1981年除夕，我们姊妹俩带上二弟杨志宁的女儿杨淑君来到苏州。因何萌已改嫁多年，杨文龙把新田来的亲人接到了他的家中（苏州石棉厂工人家属区）。第三天（正月初三）姐姐杨素香的大儿子何乙斋也来到苏州。
　　我们一行受到何萌及其儿女们的热情接待。杨家姊妹与姨娘母子相处的十来天中，各自诉说着几十年来所遭遇的坎坷经历，同时也期盼着能尽快找到父亲的下落。
　　新中国成立后，何萌一直不知道杨怀超的下落，也曾到上海寻找过。当年她才20多岁，生育了二男二女四个小孩，大儿子文龙、二儿子文虎、三女儿文义岁数都很小，老四出生就从未见过父亲，因生活所迫，未满周岁就送人了。何萌带着三个儿女艰难度日，无奈于1952年改嫁了。幸好改嫁后的夫家成分好，丈夫是一位教师，知书达理。不久，何萌被安排在一所小学教书，她的三个儿女也有了关照。父亲杨怀超一落实为烈士，何萌就当选为苏州市政协委员，二儿子杨文虎被保送到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后来被分配到苏州市一中教书，这是后话。
　　1982年，我们先后到苏州市民政局、新田县委统战部调查，都一无所获。无奈之际，何萌突然想到苏州市民政局领导说是民革的事，何不去找苏州民革！于是，何萌找到了苏州民革驻地，时任苏州民革负责人章大法热情接待了她。他看过“委任状”后，高兴地说：“这是一张真的‘委任状’。”并说，他认识杨怀超，民革中央领导朱蕴山曾经是杨怀超的直接领导人。他曾听说杨怀超是在上海解放前，打入国民党上海交通警察总队任军事教官时，策反国民党少将处长李铁夫，被李告密被捕而遇害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忙于处理的事务太多，无暇顾及查证李铁夫是否逃台或被俘，而杨怀超又是与民革中央和宋庆龄等首长直接联系的，他们也就没有插手这件事了。不过他说他们会尽力查清这件事，尽快给杨怀超同志认证为烈士。

来之不易的烈士证书

　　李铁夫是否逃到台湾去了？或者已经死亡？要寻找到他，真是大海捞针了。
　　我们姊妹俩回家途中，路过桂阳县，来到我女儿李明初家中小住数日。刚巧女婿马玉林嫁到长沙的妹妹马玉凤回到了桂阳。在一块儿喝茶聊天中，我得知马玉凤的丈夫王克兵的父亲是副省长王含福，突然想到，找王副省长帮忙或许能查到李铁夫的下落。于是我们就给王副省长写了一封信，委托马玉凤转交。
　　王副省长看了我们的信后，十分重视，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很快查到了李铁夫的下落。李铁夫是解放上海时被俘的，解放后在东北监狱劳改，被特赦后安排在湖南宁乡县林业局花圃工作。每月有两次到省政府参事室写材料，并在参事室领工资。
　　我们得知情况后喜出望外，第二天便起程前往宁乡县。在林业局领导的陪同下，我们姊妹俩来到了李铁夫的住地。当李铁夫得知站在眼前的人竟是当年被自己出卖遇害的杨怀超的女儿时，当即跪在地上，连声对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罪过！”看到这个骨瘦如柴的跛脚老头竟然真是当年出卖父亲的罪魁祸首，我们愤恨不已。李铁夫说：“本来我与杨怀超兄弟相称，十分友好，他才来做我的工作，要我率部投诚，脱离蒋匪帮。可我却顽固不化，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卖了朋友，真是罪恶滔天！”最后，李铁夫写了一份认罪的证明材料交给我们。
　　我们立即去长沙，找到马玉凤，让马玉凤把抄写好的一份李铁夫的证明材料转交给王副省长。随后我们又马不停蹄赶到苏州，把李铁夫的证明材料交给了苏州民革负责人章大法。这时，章大法告诉我们：“我已打听到当年民革中央的领导人朱蕴山还健在，正住在天津，我已去信与他联系，不久，他将会为杨怀超同志写好证明材料并寄来的。”
　　1983年9月，我们终于收到了从苏州市民政局邮寄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父亲杨怀超的烈士证明书：“杨海潮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我们手捧证书，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父亲却在黎明前遇难，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30多年的等待、期盼，我们终于知道他的最后结局。他为新中国的解放献出了年仅46岁的生命，不愧为革命英烈，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责任编辑：叶筱）